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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 吕宗力 新莽统治后期，“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1] 王莽败亡后，绿林、赤眉等大型武装集团先后在长安建立政权，而各种政治势力也纷纷起事，称雄一方。这种割据分裂的政治局面，一直延续到东汉初。 如前汉宗室刘永在豫东、皖北称王称帝；[2] 冒称宗室的王郎，在幽、冀（相当于今河北、辽宁南部等地区）自立为天子。新莽旧臣，如导江卒正公孙述称雄益州（相当于今四川、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庐江连率李宪自据庐江郡（相当于今安徽西南部）。更始政权任命的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曾控有河西五郡（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即今甘肃西北部的河西走廊地区）。[3] 更始政权任命的行渔阳太守彭宠，在东汉建武初自封燕王，据有渔阳郡（曾包括今北京、河北、天津部分地区）。 至于各地的在地势力，如陇西豪族名士隗囂，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相当于今甘肃东南部），“名震西州”。[4] 南郡人秦丰自号楚黎王，割据南郡（相当于今湖北荆州、荆门、襄阳、宜昌及重庆东部部分地区）。琅邪不其（治今山东青岛市崂山西北）人张步，“聚众数千，转攻傍县，下数城”，“遂据本郡”。[5] 东海（相当于今山东、江苏北部部分地区）人董宪“起兵据其郡”。[6] 本文讨论的卢芳，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割据势力的首领。他从安定郡（治今宁夏固原，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东部，宁夏中、西、南部）起家，后在匈奴的支持下称帝，建都九原（治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他的政权曾控制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至山西、陕西北部部分地区）多年。 卢芳，字君期，安定郡三水县（治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乡北红城水古城）人，居左谷中。[7] 他的生卒年月不详，传世文献中也没有关于他家世和早年身世的记载。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新莽末年，“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8] 三水县当时是安定属国都尉治所，三水属国即安定属国。 西汉制度，西北边郡或设属国，安置内附匈奴、羌等少数族群，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族杂居。属国军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都尉主持，采取与内陆郡国不同的特殊管理政策，允许少数族群保留原有的生活文化习俗、社会政治组织。匈奴、羌等少数族英勇善战，擅骑射，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属国兵、属国骑，是西汉边防的重要武装力量。卢芳族属不详，生长于三水左谷的他，可能是汉族，可能是汉胡混血，也可能是少数族。他的家族及其本人在当地的政治、社会地位，我们目前也无从考证。但能够在这样的乱世获得安定属国匈奴、羌等族群的支持，武装割据，他显然具备一定的才干、能力，在当地多族群的复杂环境中拥有足够的人脉和影响力。 新莽地皇四年（23）二月，前汉宗室刘玄由绿林军将领们拥立为皇帝，建元更始。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推翻新朝，王莽被杀。更始帝在长安建立政权，大举封授爵位官职，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各地战事不绝，割据愈烈。 更始二年（24），更始帝征召陇西割据首领隗囂至长安，意图笼络。隗囂的军师、右扶风平陵县（治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方望，认为“更始政乱，度其必败”，[9] 辞官出走。不久，方望在长安找到前定安公刘婴，[10] 将他带到安定郡临泾县（治今甘肃镇原东南）。方望与同郡安陵县（治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弓林在临泾聚众数千，于更始三年（25）正月，立刘婴为皇帝。方望自任丞相，弓林任大司马。“更始遣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等击破，皆斩之。”[11] 更始政权建都长安后，曾“征（卢）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12] 以“中央政权”的名义，认可了卢芳在安定地区的首领地位。我们无法判定这一任命与方望在临泾的起事，孰先孰后。但方望起事与更始军随后的镇压，都未见到卢芳的参预，很可能卢芳当时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三水（安定属国）一带。 更始三年九月，赤眉攻入长安，短命的更始政权就此结束。“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西平王”。[13] 安定属国的胡汉首领们，为什么会以为卢芳是“刘氏子孙”，奉他为王呢？原来，新莽末年，在三水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西汉与匈奴和亲，汉武帝曾迎娶匈奴谷蠡浑邪王的姐姐为皇后，生了三个儿子。至巫蛊之乱，长子即皇太子伏诛，皇后受连累而死。次子名次卿，逃亡到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三子名回卿，逃往安定三水县境内的左谷。后来大将军霍光迎立次卿为帝，恭迎回卿返京，但“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14] 这位兼具匈奴贵族血脉的汉武帝曾孙“刘文伯”，就是卢芳。 这一传说，显然是没有史实根据的谣传： 一，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和亲，目前所见，都是汉女嫁入匈奴王室，未见有匈奴女子嫁入汉皇室之例。据《汉书·外戚传》和《武五子传》，汉武帝先后册立过两位皇后，即陈阿娇、[15] 卫子夫。[16] 此外宠幸的妃傧有赵之王夫人、李姬、中山李夫人、尹婕妤、赵婕妤（即钩弋夫人）等。综观西汉历史，并无皇帝纳匈奴女子为后妃的记载。 二，匈奴的统治架构，单于以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以左为尊。这些职衔既是地方军政首长，也是世袭领主。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都是由单于子弟担任的高级职官，有继承单于的资格，都有各自的王庭和固定的游牧地域，被称为四大王。其下则有诸部落王、名王、裨小王等，各有相对固定的驻牧之地。浑邪王，也作昆邪王，与休屠王都隶属右贤王，驻牧地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17] 浑邪、休屠都是部落名，[18] 所以浑邪王是部落王，并非谷蠡王。 三，汉武帝共生有六子，长子刘据生母为卫皇后，齐怀王刘闳生母为王夫人，燕剌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的生母为李姬，昌邑哀王刘髆生母为李夫人，少子刘弗陵（即昭帝）的生母为赵婕妤（钩弋夫人）。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巫蛊之祸”中遇害的皇太子，即戾太子刘据。同时遇害的还有其妻史良娣、其子“史皇孙”刘进、其媳王翁须，刘据的生母皇后卫子夫因受连累自杀。刘据的孙子、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后来改名刘询）当时是襁褓中的婴儿，也被投入狱中。后逢大赦出狱，由祖母娘家史氏养育，在民间成长，直至十八岁，霍光迎立为帝，即汉宣帝。所谓皇后有次子名次卿，三子名回卿，霍将军迎立次卿为帝等等，完全是虚构的，当然更不可能有回卿的孙子“刘文伯”其人。 值得讨论的是，卢芳为什么要虚构这个虚假的家世和身份？他的假家世、假身份，能否为当时当地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人们所认可？对卢芳的事业生涯有何影响？ 《后汉书·卢芳传》的解释是“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19] 自汉昭帝时眭弘预言汉运中衰、当禅让贤人，成帝时甘忠可倡“汉当更受命于天”，至哀帝时，人心厌汉的情绪在社会上已蔓延开来。其后王莽假摄、即真禅汉，固然有处心积虑的操作，但确也获得朝野的广泛支持，算是顺应了当时人心厌汉的社会心态。[20] 然而王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屡屡失策，新朝统治陷入困局，加上天灾频发，新莽末年社会激烈动荡，“钟摆效应”（Pendulum Effect）发生作用，人们又都念起西汉皇朝的好来，人心思汉成为大潮流。于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新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其中有多股武装势力都奉刘氏宗室为其主。 如前面提到的宗室刘永在豫东、皖北称王称帝；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等。更早的是控制鄂北豫南的下江、新市、平林兵（即绿林军），与刘縯、刘秀领导的舂陵兵联合，于地皇四年（23）正月击败新莽大军之后，二月宣告建立更始政权，诸将推举加入平林兵不久、资望皆浅的宗室刘玄为皇帝。刘玄在即位仪式上，“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21] 当时转战于河南一带的赤眉军，因赤地千里，饥饿乏食，西进关中，与更始军争食，屡战告捷。进至华阴县（治今陕西华阴市东南），有谋士方阳向樊崇等将领建议：“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等深以为然，认为“当求刘氏共尊立之”。赤眉军中奉城阳景王刘章为神，于是在军中找到70多位刘章的后人，选中血缘较近、年仅15岁的刘盆子，立为皇帝，建元建世。刘盆子当时在军中管放牛，被称为“牛吏”。当诸将向他称臣叩拜时，刘盆子“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22] 更始元年八月，前鈡武侯刘望在汝南郡（治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起兵称帝，[23] 以新莽败将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为大司马、丞相。至十月，被更始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 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冒认的宗室，即班彪所谓“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24] 假冒刘氏而出名的，除了卢芳，还有王郎。 王郎，也叫王昌，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人。本以卜相星占为业。汉成帝时，赵飞燕姊妹专宠后宫，却未能生育。赵氏姊妹为了固宠，毒杀有孕宫妃，残害皇子，令成帝无后。王莽篡位以后，长安有名叫武仲的男子，在大街上自称“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25] 被抓起来杀了。王郎“以百姓思汉……故诈称之，以从人望”，宣称他才是真的刘子舆，他的母亲本是宫中的歌女，以类似“狸猫换太子”的伎俩，“伪易他人子”，逃过了赵皇后的迫害。这位“刘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26] 在原赵王刘子林、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的支持下，“刘子舆”在邯郸称帝，“百姓多信之”，控制幽冀两州大部，“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27] 次年为刘秀所破。 有些地方割据集团，虽然没有奉刘氏宗室为主子，却也打出“辅汉”旗号。如割据陇西的隗嚣立庙奉祀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以示效忠汉室。隗嚣的这一举措，受教于他的军师方望： 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28] 隗嚣以尊崇汉室的方式，展示其“辅汉”反莽的立场，以笼络人心，证明其割据政权的合法性。 “尊刘”“辅汉”之所以成为当时的社会大潮流，除了“钟摆”心态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仍以隗囂为例。隗囂听从方望的建议，摆出“辅汉”的姿态，但内心深处，其实是打算自己逐鹿中原的。他曽对班彪说：“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疎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29] 秦末汉初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曾流行“布衣而有天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因而出现隗囂心向往之的“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的政治变局。但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宗室、外戚、豪族、官僚世家蚕食、分割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布衣君臣的政治格局逐渐褪色，以家世、门阀对接天命符应，逐渐成为皇室权贵维持特权正当性的必备论述。即班彪所说的，一，“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30]二，“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31] 隗囂、公孙述等野心勃勃者坚信汉、新已失其鹿，群雄当共逐之。但当时更普遍的社会共识，正如方望在临泾起事、立刘婴为天子前对朋友弓林等所说，“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32] 刘秀称帝、建元建武之后，隗囂表面归顺，内怀异心，派辩士张玄游说割据河西的窦融：“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窦融召集地方首领们商议如何回应，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33] 汉祚复兴、“有灵命之符”，在新汉之际其实已超越政客短期操作的策略性考量，渗入到了信仰层面，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刘秀当为天子”等谶言，在社会上极为流行。这也是卢芳、王郎等改名换姓、假冒刘氏后裔的深层心态。[34] 卢芳假冒汉武帝后人，自称“刘文伯”，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西平王”。[35] 看来当时的三水属国胡汉首领们是认可的。 卢芳称王之后，派使者拉拢西羌、匈奴结和亲。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答复说：“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36] 也认可卢芳的“刘氏”身份。 光武帝建武初，示意隗嚣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以证明其归顺的诚意，“嚣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37] 至建武五年，光武帝灭刘永、彭宠，隗嚣部将王元认为天下大势尚未定局，“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不必急于放弃已有的基业，当“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38] 窦融归顺光武帝后，写信劝隗囂诚意归顺：“当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39] 可知在东汉初的官方文书、书信档案中，以讹传讹，提到卢芳，都称之为“刘文伯”，卢芳也应该一直以“刘文伯”自居，即中华书局校勘记引殿本《考证》所言：“谓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故当时之人但知为刘文伯，不知为卢芳。”[40] 到了东汉政权一统天下之后，官方论述才复其旧名，以正视听。 卢芳的虚构身份，在当地还可能有另一层重要的象征意义。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两度发动河西战役，骠骑将军霍去病所率汉军，在河西地区大胜匈奴军，浑邪、休屠等部损失惨重。匈奴伊稚斜单于极为恼恨，欲召浑邪王、休屠王至单于庭严厉惩处。两人深惧被诛，密谋降汉。后休屠王突然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浑邪王最后率浑邪、休屠等部四万多（号称十万）人投降汉朝。这是西汉对匈战争所取得的一次重大战略胜利，汉武帝极其兴奋。“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41] 投降的匈奴首领、贵族们被征至长安，封为列侯，安置在中原，既示安抚，也令其远离族人：“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42] 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43] 鹰庇为煇渠侯，[44] 禽棃为河綦侯，[45] 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46]”[47] 浑邪、休屠及多个小部落的数万部众，则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故塞之中，沿袭匈奴旧俗、官号，置五属国，设属国都尉治理。后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从关东地区移徙数十万贫民充实其地。据武沐的研究，浑邪部众大部分被安置在三水属国。[48] 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则“刘文伯”的“汉武帝和浑邪王姊曾孙”身份，在三水地区胡汉族群中无疑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后来匈奴单于大力支持卢芳势力的发展，甚至扶植他在九原称帝，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也与他这一虚构身份的符号意义有一定关系。 破绽百出的虚构身份和虚构故事，为什么能在政治斗争中赢得实质支持、收获实质利益呢？卢芳的案例证实了现代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者对谣言现象的一个观察，即谣言往往是民众心理的投射。正如笔者在《汉代的谣言》中所论述，一则民间流传的谣言包含的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可信，能否得到证实，不是它获得特定群体认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为谣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讹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恰当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象。谣言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人群的内心情绪、想法和秘密，是“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新莽末年的谣言特别活跃，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冲突极其尖锐，社会非常不稳定，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格外感到焦虑、恐惧、无助、有怨气，迫切需要宣泄、合理化自己的情绪，“发现”对当前处境的“合理”说明、解释，以及可以满足其“集体期望”“合理想象”的预言。而此时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构，在大众心目中已失去公信力，官方渠道提供的相关信息，常被人们视为不完整、不清晰、故意隐瞒真相，难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卢芳族属不详，但能够在这样的乱世获得安定属国匈奴、羌等族群的支持，他显然具备一定的才干、能力，在当地多族群的复杂环境中拥有足够的人脉和影响力。当时当地的汉、匈、羌等族群信任他、需要他，自然也就选择相信“刘文伯”谣言。这也就是社会学家涉谷保所论述的“谣言是一种集体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在人群、社会中反复出现的沟通形式。人们通过这种沟通形式，尝试在不明朗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中，共享其智力资源，建构出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关于处境的诠释。”[49] （原载《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页314-322。现据笔者《谣言与汉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刘文伯”等谣言为例》（《人文杂志》2015年第7期），略作增补。） 注释： [1] 《汉书》卷99《王莽传下》，页4166。 [2] 包括梁、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郡国。 [3] 窦融，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人。新莽时曾任武职，后降更始帝，出任巨鹿太守。因为他的高祖父在西汉曾任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任获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家族与河西诸郡渊源深厚，故向更始帝自请镇守河西，出任张掖属国都尉。 [4] 《后汉书》卷13《隗囂传》，页522。 [5] 《后汉书》卷12《张步传》，页498。 [6] 《后汉书》卷12《刘永传》，页494。 [7]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5。 [8]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6。 [9] 《后汉书》卷11《刘玄传》，页473。 [10] 西汉平帝崩，无子，王莽以旁系宗室广戚侯刘显之子刘婴继嗣平帝，立为孺子，自己为假皇帝。至王莽篡位，贬刘婴为定安公。参见《汉书》卷80《楚孝王嚣传》，页3320。 [11] 《后汉书》卷11《刘玄传》，页473。 [12]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6。 [13]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6。 [14]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6。 [15] 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 [16] 卫青的姐姐，霍去病的姨母，戾太子刘据的母亲。 [17]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页35。 [18] 武沐《浑邪休屠族源探赜》，《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页11。 [19]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5。 [20] 参见拙著《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页136。 [21] 《后汉书》卷11《刘玄传》，页469。 [22] 《后汉书》卷11《刘盆子传》，页480。 [23] 《汉书》卷99《王莽传下》作“刘圣”。（页4193） [24] 《后汉书》卷40《班彪传上》，页1323。 [25] 《汉书》卷99《王莽传中》，页4119。 [26] 《后汉书》卷12《王昌传》，页491。 [27] 《后汉书》卷12《王昌传》，页491-493。 [28]《后汉书》卷13《隗囂传》，页514－515。 [29] 《后汉书》卷40《班彪传上》，页1323。 [30]《汉书》卷100上《叙传上》，页4208。 [31] 《后汉书》卷40《班彪传上》，页1323。 [32]《后汉书》卷11《刘玄传》，页473。 [33] 《后汉书》卷23《窦融传》，页798。 [34] 信仰层面的“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等谶言，比新莽末“人心思汉”思潮的生命力顽强得多，即使东汉灭亡以后，仍长期流传。据方诗铭先生的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武装起事领袖常改名“刘举”或“李弘”为号召，他如刘尼、刘根、刘灵助起事，其主事者也都冒称刘氏或标榜姓刘。晋末建立汉国的匈奴王族刘渊，也是为了“应谶”而改姓刘氏。（《“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史林》1996年3期页1-6） [35]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6。 [36] 《后汉书》卷12《卢芳传》，页506。 [37]《后汉书》卷13《隗囂传》，页524。 [38]《后汉书》卷13《隗囂传》，页525。 [39] 《后汉书》卷23《窦融传》，页801。 [40]《后汉书》卷13《隗囂公孙述列传》，页546。 [41] 《史记》卷30《平准书》，页1424。 [42] 漯阴，县名，西汉属平原郡，治今山东齐河县东北。 [43] 下摩侯国，《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指在猗氏县（页1041）。下摩，乡邑名，属河东郡猗氏县（治今山西临猗南）。 [44] 鹰，《史记索隐》引《汉书》作“雁”。煇渠，乡邑名，西汉属南阳郡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县）。见《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4。 [45] 禽，《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鸟’。”（《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4）《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禽棃”作“乌犂”，并称之为匈奴右王。（页1043）河綦，乡邑名，西汉属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市西），确切地点不详。 [46] 铜离，《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作“稠雕”，《史记索隐》引《汉书·卫青传》作“彫离”。（页1043）常乐，乡邑名，西汉属济南郡，确切地点不详。 [47]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3。 [48] 武沐《浑邪休屠族源探赜》，《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页11。 [49] Shubutani, Tamatsu.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6,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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