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单身母亲，并非普通的农家妇女。她幼年自学中医，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 她希望女儿也能饱读诗书，成就女性的一番事业，为国家、为百姓做出贡献。 邓颖超也不负众望，12岁就跳级考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15岁就投身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骨干。 19岁创办妇女运动组织“女星社”，出版刊物《女星》、《妇女日报》，被称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第一声”。 宣传平等、独立的精神，唤醒无数妇女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创办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21岁时，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继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抗日战争中，邓颖超带领妇女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力量。 还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院，挽救、收容、教育了数万落难儿童。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一如既往地投身妇女工作，担任全国妇联主席。 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帮助全中国女性，迈出了打破封建桎梏的一大步。 之后的日子里，她没有一刻停止为妇女运动奔波。 不光保护中国妇女权益、鼓励中国妇女自尊自强，还增进了世界各国妇女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世界和平。 她用一生践行了自己说过的话：  随后周恩来去了法国留学，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诉说着彼此的革命志向。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光产生了革命友谊，也产生了爱情。 在一次书信中，周恩来用这样一句话向邓颖超告白：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这大概就是革命者的最高浪漫了吧！ 1925年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没有钻戒，没有婚纱，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几张简单的合影。 很多人都以为，周恩来是民国著名的美男子，而邓颖超外貌平平，他俩之间，战友情远大于男女情。 殊不知，他们两人因为灵魂的共鸣，爱情也是甜蜜轰烈的。 周总理曾说： 邓颖超则说： 1942年周恩来因病住院时，写给邓颖超报平安的信件里，最后一句是： 邓颖超回复： 在他们留存的数百封信中，周恩来称呼妻子“超”、“凤”，自称“翔”、“鸾”、“来”。 邓颖超称呼丈夫“来”、“鸾”、“老伴”，自称“小超”、“颖妹”、“凤”、“你的颖”、“你的超”。 1954年，周恩来参加瑞士日内瓦会议，邓颖超还给他寄了一叶枫叶，配文： 这份犹如热恋的甜蜜，即便是当今的小夫妻，也不见得能坚持几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12年后，邓颖超写下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她说： “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去世，留下遗嘱与周恩来同用一个骨灰盒撒入天津海河。 那是他们革命开始的地方，也是他们相爱的地方。 他们之间的真挚感情，诠释了什么是灵魂伴侣，什么是至死不渝。  但在邓颖超眼里，革命、民族大义永远是高于个人私欲的。 生死尚可置之度外，小情小爱又何足挂齿。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邓颖超、周恩来夫妇经常异地相隔，忍受相思之苦。 1925年，邓颖超跟周恩来在广州结婚后不久，邓颖超就怀孕了。 但此时的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各地局势混乱不堪，妇女运动也才刚刚开始，邓颖超考虑再三，毅然选择了堕胎。 1927年，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可是命运弄人，她遭遇了难产，孩子夭折了，她也失去了生育能力。 后来，周恩来的弟弟提出将自己的孩子过继一个给他们，邓颖超也拒绝了，她说： “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儿女，何必再过继一个孩子到自己名下呢？” 建国后，作为开国元勋的周恩来，身居总理之位。 邓颖超能力出众、贡献斐然，理应也安排一个国家级核心岗位。 但为了不引发徇私的非议，邓颖超心甘情愿地退居幕后，仅任职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工作。 评定工资标准的时候，也特地比其他人多降了一级。 动荡时拼上性命，和平时亦不居功。 就连弥留之际，邓颖超对身后事的安排也是极度简朴： 不买寿衣只穿旧衣，用周恩来的骨灰盒装自己的骨灰，撒入海中。 不告遗体告别、不办追悼会、上交住所、不搞故居和纪念。 邓颖超的一生，真正做到了： 正如臧克家说的那样： 邓颖超为中国革命奉献了一生，立下无数丰功伟绩。 虽然她只求国泰民安，不求流芳百世。 但我们有理由铭记她的付出，传承她坚定、爱国、奉献的革命精神！ 缅怀巾帼英雄邓颖超！ 点亮【赞】+【在看】，邓颖超同志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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