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由来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所作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赵曙御览，英宗令他继续编著，等成书后赐名。次年，英宗崩，神宗赵顼即位。神宗认为司马光作《通志》的构想，恰与自己志趣相合，遂亲自为该书作序。在序中，神宗认为该书对历代明君、良臣讨论治国之道的精辟言论、德与刑两方面的优劣制度、天象人事的吉凶关系、社稷祸福的根源，以及良将之谋略、循吏之施政等，都收集完备，一书在手，可了然古今国家盛衰成败的历史。故神宗引用《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意，赐书名《资治通鉴》。因《资治通鉴》的地位和影响不易造成“同名异书”的混乱，所以世人又简称其为《通鉴》。[8][13][14] 作者简介主修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15]。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因不满王安石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到西安任职，次年署理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潜心修史。元丰八年（1085年）入京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止王安石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后世亦称其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公、涑水先生。另著有《司马文正公文集》和史书《稽古录》《涑水记闻》等。[12][16] 助修 司马光彩像（清殿藏本） 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主要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7]刘恕（1032年-1078年），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 刘攽（1023年-1089年），临江新喻荻斜（今江西省樟树市）人。范祖禹（1041年-1098年），成都华阳人。三人均为北宋知名史学家，刘恕另著有《通鉴外记》《十国纪年》，刘攽另著有《东汉刊误》《五代春秋》，范祖禹另著有《唐鉴》《帝学》等。[17]此外，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也参与了《资治通鉴》部分撰修工作， 与范祖禹、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等承担了印前校定事宜。[17][18] 撰修背景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宋朝建立后采取“重文抑武”国策，实施文治导向，文化、科技和工商业比较发达，刻书业兴盛。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经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至神宗赵顼，100多年间社会相对稳定，朝廷提倡“稽古右文”[b]，征集了一大批因五代战乱散佚的书籍，培育了大量文化人才，编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图书，重新校刻了《史记》等系列史书，图书资料空前繁富。这些都为史书编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19]  宋朝地图 与之同时，中唐以至五代十国王朝快速更迭的历史教训，以及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情形的日趋严重，也促使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思考矫正时弊、挽救危机之法，于是政治上有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文学上有了欧阳修、苏轼的古文运动，思想上有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思辨理学，史学家们则希望总结天下治乱兴亡历史，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19][20] 个人志向与君臣遇合司马光嗜好史学，认为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原因，古往今来大体相同，人君要治理国家，不可不阅读史书，以史为鉴。但是从《史记》到《五代史》光正史就有17部1500卷之多，卷帙浩繁、难以遍览，不便于皇帝、官员掌握王朝兴衰更替的线索要领，司马光遂立志取材攸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重大历史事件，编写一部简明易读、贯通古今的史学著作。英宗、神宗和哲宗赵煦对司马光都十分信任和尊重，为他撰修史书给予了大力支持，《资治通鉴》就在君臣遇合之际应运而生。[19][21] 成书过程编制《历年图》初撰《通志》八卷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又将其在《历年图》基础上编撰的《通志》八卷，进呈宋英宗审阅。《通志》八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成为后来《资治通鉴》前八卷周纪、秦纪的内容。司马光同时报告了撰修中遇到的“私家力薄”的困难，宋英宗诏令在崇文院设立专门修书机构“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遴选助手编撰“历代君臣事迹”，并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及三馆秘阁藏书，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司马光遂举荐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作为助手，后因赵君锡父丧守制，改由太常博士刘攽进入书局。[5][22][24]  《通志》 敕修《资治通鉴》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该年十月，司马光在迩英殿第一次进读《通志》。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a]，并亲自撰写序文、当面颁授 ，又将自己收藏于颖邸[c]的旧书2402卷赐给司马光，敕令他携书局继续撰修。从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到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在朝中任职，与刘恕、刘攽一起修书，五年间编撰了周、秦、汉、魏四朝计78卷。[22][6]  《资治通鉴》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离开京师开封，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做主官。他奏请神宗，让前资州龙水县令范祖禹同修史书。第二年，司马光到洛阳署理西京御史台，神宗诏令书局和范祖禹一人跟随到洛阳，协助司马光修书。此后到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等人完成了晋代至后周十二朝216卷的编撰工作。至此，耗时19年的巨著《资治通鉴》编撰完成。其间，刘恕于元丰元年（1078年）病逝。[22][6] 校定镂版印行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司马光将《资治通鉴》及同时撰成的《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一并进呈神宗赵顼，并留下副本重新校定。司马光在《进书表》中称修书19年，自己'骸骨癯瘁、目视昏花、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付出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崩，哲宗赵煦继位。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月初一病逝；十月，已迁任秘书省正字的范祖禹、秘书省校书郎司马康及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等[18]，将《资治通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四年（1089年）刘攽病逝。元祐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全书印成，从此流传天下。[22][6] 内容概要《资治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伐淮南”，以时间为顺序、以事件为核心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历史。全书294卷、300多万字，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从广义上讲，《资治通鉴》还包括辅助读物《资治通鉴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总计354卷。[5][7]  《资治通鉴》内容 围绕“有资于治道”这个撰修宗旨，《资治通鉴》所记史实主要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尤其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具体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和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25]它详细记载了历朝兵、刑、礼、乐等方面的政治举措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影响，历次重大战争的成因、经过和结果，以及田制、赋税改革及攸关民生苦乐的其他重大事件，对国家兴亡、政治好坏、君主贤愚、官吏清浊，着墨最多。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撰述，《资治通鉴》记录了各个朝代、各个国家兴衰递变的过程和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况、斗争情况，展现了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社会安乱、生民休戚、风俗移易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资治通鉴》还通过选录以往史书的评论、以“臣光曰”形式发表评论，表达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治国理政的意见。[5][26][27][28] 思想概述为政思想《资治通鉴》是一部旨在“资政”的史学著作，其为政思想，体现在对史料的采用上，也散见于书中司马光以“臣光曰”形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之中。概言之，司马光心目中的“太平盛世”是“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时和年丰，家给人足”[29]，亦即明君在位、忠臣当道、政令畅通、各民族和睦相处、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司马光提出的“治国之要”是“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认为如此才能“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国家安稳如磐石，不惧外强侵扰[30]。[31][32][33] 礼治与德治思想是贯穿于《资治通鉴》的重要思想。司马光主张礼治，要求“立政以礼”，认为“礼为纪纲”，君主最大的职责是维护礼制，也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司马光主张德治，要求“为政以德”，同时强调“教化风俗”是“国家之急务”“天下之大事”，是实施礼治与德治的基本手段。[34][35]由此出发，司马光提出了德才兼备的选官用人标准及考绩与核真、信赏与必罚、奖廉与惩贪的治吏措施。[36]司马光崇尚礼治和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治，但主张“以法辅礼”“德主刑辅”，即主张在坚持礼治、德治和教化的基础上实行法治，反对苛刑、滥刑，提倡慎刑。[37][38]司马光的礼治思想、德治思想具有理想色彩和历史的局限性，[39]其法治思想既与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同，也与现代法治观念有别。[40] 史学思想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多有争鸣，见之于《资治通鉴》则多论及以下几个方面：资政道，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主张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重贯通，重视在内容上贯通古今，在义理上贯通全书，在表达形式上做到前后体例、文风一致；明人伦，重视礼治、德治和教化，提倡儒家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并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之一；尚简明，为更好发挥史书的作用，主张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做到史料充实、考证详细、繁简得宜；不持正统、正闰史观，主张“王霸无异道”，对不同族源、不同地域的政权平等看待，均“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不用《春秋》立褒贬之法，主张据实而书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并重视以附论的形式“辨疑惑，释凝滞”，阐明史意；反对谶纬神学与鬼神迷信，对“天命”将信将疑，对“人事”更为关注，对历代有关妖异、符瑞、谶纬之事一般不予采入；在编写内容安排上，主张略古详今等。[7][41][42][43][44] 主要特点编年体例《资治通鉴》记事上起于战国，接续《春秋》《左传》，下终于五代，止于北宋开国之前。它仿效《左传》和汉荀悦《汉纪》，采用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将16朝1362年间大事按年、月、日时间顺序记载，一气衔接。在具体撰述结构上，主要以历代纪传体正史的本纪为经，以各史的人物列传和志书为纬，并博采其他史料作为补充，伦次编年，熔炼成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7][25][26][45] 鉴戒史观《资治通鉴》以资政为主要目的，其鉴戒观念在取材方面，表现为全书内容主体是政治和军事史料，所记典章经制内容相对疏略，经济和文化史料较少；记乱世的史事多，记治世的史事少；对历代统治集团，既重视记述帝王将相的善政美事和嘉言懿行，也重视记述昏君庸主、奸臣污吏的昏聩无能与倒行逆施等。在书法方面，突破了尊正统、别正闰、抑偏霸、斥僭伪和《春秋》笔法等旧的史学传统，对各类政权、各类人物都坚持据实直书，如实反映。在史论方面，重视因事立论，或选录史书旧有评论，或以“臣光曰”形式发表评论，阐明史意，以资鉴戒。[7][46][47] 取法实录如实记录、企达信史，是中国优秀史学家的追求。就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而言，其一表现为治史严谨，先由三位助修博采众史作“丛目”，务求史料详备，以供采择；再作“长编”，对宏富的史料比次异闻、逐一考辨，鉴别取舍、组织连缀；最后由司马光再斟酌裁断、删削定稿，并辅之《通鉴考异》说明取舍缘由，求是、求备、求精，力图接近历史真实。其二表现为据实直书，对帝王将相既不以大善而隐小恶，亦不以大恶而掩小善，功业德行均一一实录，不加粉饰。其三表现为持论中正，对人物的评论相对客观、辩证。其四表现为文风平实，语言简洁明了，不事夸诞，避免以文害义。[48][49] 多重叙事从叙事方式看，《资治通鉴》主要采取了“提纲法”（记事先提其纲、再述其详）、“追叙法”（在记本事之前以“初”“先是”等形式追溯事件起因由来）、“连类法”（即并叙法，述一事时连带述及相关史事）以及“插叙”“附叙”等方法，突破了编年体记事没有篇题、眉目不清和“事以年隔”等局限，使历史事件前因后果、发生本末和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得到完整呈现。[7][50][51]从叙事视角看，《资治通鉴》或运用全知视角，超越时空限制，从多角度、多维度描述历史事件，实现记事的全面、客观；或运用限知视角，制造人物冲突、情节悬念，使叙事生动、引人入胜。[52][53] 历史影响史学影响《资治通鉴》的出现，使编年体这一中国最早的史书体例得到复兴。中国史书编年体起自《春秋》《左传》，纪传体的正史地位形成于两汉，之后直到宋代数百年间，纪传体历代都有继作，编年体则时断时续、乏善可陈。《资治通鉴》一出，情况为之一变，史学家们师承司马光编年体创新义例，或补撰，或续作，于是编年体史著也逐渐自成系统，记事前后衔接，从上古一直贯通到明代，从而与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得以并行。[54] 《资治通鉴》的出现，催生了一门专门学问“通鉴学”。通鉴学一说，源出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序》。通鉴学的范畴大体上包括对《资治通鉴》的补撰、续作、改编、仿制、考订、注释、评论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和刘恕的《通鉴外纪》、范祖禹的《唐鉴》，可视为通鉴学第一批著作。其后主要有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宋元之际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明末严衍《资治通鉴补》、明末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清毕沅《续资治通鉴》等。近代以来，有学者陈垣所著《通鉴胡注表微》和张煦侯所著《通鉴学》等。[55][56][57] 《资治通鉴》的出现，也推动了史学编纂体裁的创新和多样化。南宋史学家袁枢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从“三家分晋”到“世宗征淮南”列出239个事件，每个事件单独成篇、从头记述到尾，著成《通鉴纪事本末》，创造了有别于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第三个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58][59][60]南宋理学家朱熹将294卷《资治通鉴》删减至59卷，仍以战国至五代时间为序，记事先作提要，谓之“纲”，再详述事件，谓之“目”，在编年体中创造了一个更加简明扼要的分支流派“纲目体”。[61][62] 社会影响《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从帝王将相、士大夫、军事将领到市井百姓，都从各自不同的需要出发阅读《资治通鉴》，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帝王从中学习为君之道、驭下之术和教化风俗之法，士大夫从中学习为臣之道、君相之职和立身之要，军事将领则从中学习兵法与谋略。自宋讫今，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论及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广泛和深入，以及所受称誉与重视，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部史著可与之媲美。[63][64][65] 国际影响《资治通鉴》的影响近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远及欧洲，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世界史学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与隋唐不同，北宋因外患忧国防，一度禁绝“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输出。但有商人为谋私利，不顾禁令偷运史书出国，尤其在两宋兵荒马乱之际，《资治通鉴》等书籍广泛流出。明代，《通鉴》类史书成为中国朝廷赐赠和藩属国求购的主要书目。《资治通鉴》的儒学思想、为政理念和史著体例受到诸国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重视。受其影响，朝鲜王朝时期出现了《思政殿训义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通鉴纲目》等解读、校释《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的著作和《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通鉴体、纲目体史著；日本出现了《吾妻镜》（“吾妻”日语“东”的意思，故又称《东鉴》）和官修史书《本朝通鉴》等；越南出现了《大越通鉴》等。通鉴学著作何时传入欧洲已不可考，18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出版了已补充明清部分历史的摘译本《通鉴纲目》，是系统介绍中国通史的一部著作；1876年，清政府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在《英轮私记》中记载，他曾在大英博物馆见到中国《二十四史》《通鉴纲目》《通典》等史书。[66][67][68] 名家评价南宋史学家王应麟对《资治通鉴》给予高度评价，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69] 金元之际文学家元好问在《集诸家通鉴节要序》中称“《通鉴》成一家之言，而为百代不刊之典”，认为《资治通鉴》成一家之言，是历经百代都不可磨灭的经典。[70]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讲：“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d][70][71] 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宋元学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作者穷尽一生精力和心血所成就，故能成为“后世不可无之书”。[72]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并认为《通鉴》多从正史之外的古籍中取材，又能加以考辨、裁正，只有它可以担当“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赞誉。[70][71][72] 晚清政治家曾国藩在《与罗少村书》中认为，《资治通鉴》是“先哲惊世之书”，其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中肯、合理，阅读有益于开阔心胸。[70]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中评价《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73][74] 版本流变北宋元祐本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国子监获准于杭州镂板，元祐七年（1092年）版成印行。元祐本是《资治通鉴》最初的本子，也称“祖本”，但可惜今无传本。[75][76] 南宋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属绍兴府余姚县重刻《资治通鉴》，次年十二月完工印行。世称《资治通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本，简称余姚官刻本，此本可能是对元祐本的翻刻，书中附有司马光《进书表》和神宗《奖谕诏书》等资料，有助于了解《资治通鉴》成书至开雕之经过。余姚官刻本的雕版，后来在战乱中被金军掳走。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有余姚官刻本，虽有残损，尚是足本。[75][76] 元初兴文署本蒙元统一中国后，在大都（今北京）设置兴文署，重新刊刻儒学经典、诸子百家及各种史书，《资治通鉴》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由当朝翰林学士王磐作序。[75][77]围绕王磐序、兴文署本《资治通鉴》的考辨，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形成一桩公案。[78][79] 元刊胡注本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曾两注《资治通鉴》：初撰《通鉴广注》97卷，摘录《资治通鉴》文句并加以注释，独立成书，但书稿在战乱中遗失，没能刊印；其后，又找到一部《资治通鉴》重新作注，把自己的注文和司马光《通鉴考异》都散入《资治通鉴》相对应的正文之后。[80]胡三省自谓此书为《新注资治通鉴》[81]，后更名《资治通鉴音注》，世人多称元刊《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本，简称元刊胡注本或胡注本。元刊胡注本在明代传刻有十余种，因辗转雕版讹误渐多，后来渐失原貌，到清代原刻本书籍已不多见。[75]  元刊胡注本《资治通鉴》 清代胡克家本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二十一年（1816年），江苏布政使（其间又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今江西鄱阳人胡克家，获得元刊《资治通鉴》胡注本，遂仿刻胡注本《资治通鉴》294卷并《通鉴释文辨误》12卷。这一刻本称胡克家刻《资治通鉴》，简称胡克家本，又因雕版完工于丙子年，亦称嘉庆丙子刻本。近代藏书家章珏作《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 》30卷，对胡克家本进行过校勘。胡克家本被奉为善本，1956年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即以胡克家本作为底本。[75][76][82] 近代傅增湘百衲本1919年，藏书家、四川江安人傅增湘以旧藏残本余姚官刻本为主，配以另六种少见的宋刊《资治通鉴》残本，凑集而成176卷《资治通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世称《资治通鉴》傅增湘百衲本。现北京首都图书馆有藏。[5][75][76] 中华书局标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11月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或称小组），由顾颉刚等12位学者分工协作，1955年底交稿，1956年《资治通鉴》标点本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7年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之后改由中华书局出版至今。该中华书局标点本，采用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为底本，进行分段、标点使之眉目清楚，对原文纪年标注了干支和公历，同时择要采用了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 》校勘成果，并增添了一些校注和补正。[83][75][84]2019年11月，中华书局启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旨在提供更加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升级本。[85] 延伸阅读王磐序与兴文署本公案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在元代只有一个刻本，关于这个刻本刊刻于何时、何地或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用的是哪个底本，没有原始史料说明。元代翰林学士王磐曾作《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提到元代成立兴文署刊刻《资治通鉴》事宜。流传下来的《资治通鉴音注》，仅明代前期印本卷首刊有王磐序。清代胡克家仿刻时，曾说其所据元本有王磐序，并定为兴文署所刻。所以从清代中期以后，一直有学者认为胡注本为元代兴文署初刻，有王磐序。民国学者王国维考证后认为，王磐序并非为刊刻胡注本所作；元版胡注本于胡三省死后（大德六年即1302年后）初刻于今浙江临海，而非元大都（今北京）兴文署；胡三省再注《资治通鉴》时用的可能是有王磐序的兴文署本，故王磐序出现在胡注本中。此后关于《资治通鉴》版本“单传”一般认为是：北宋元祐本为祖本，南宋余姚本为二传，元代兴文署本为三传，元代胡注本为四传。当代学者吴哲夫推测，王磐序是“明季或清初好事者的伪作”。当代学者郭立暄认为胡注本初刻于元代中期，明前期修补重印时，误增入王磐序，后来印本又将之撤去。当代学者辛德勇则认为，元代兴文署没有刻印过《资治通鉴》或《资治通鉴》胡注本；胡三省两次作注依据的底本均是宋本《资治通鉴》；兴文署未用的王磐序，在胡三省死后台州路儒学初刻胡注本时采用，以示朝廷对刊印《资治通鉴》的重视。[86][79][87][78]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手卷（画心） 司马光亲书《资治通鉴》残稿一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横长130厘米、纵宽33.8厘米，楷书书写29行465字，是司马光为节约纸张，在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给自己和哥哥司马旦的书信空白处草拟的手稿。有三部分内容：一是手书罗列了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主要事件（从正月王敦起兵作乱到十二月慕容皝自令支回归），叙事并不完整，某事往往仅写个开头，后边即以小字“云云”省略，接着另写他事，应是《资治通鉴》的初稿或细纲；二是文中有已被抹去、尚可辨识的范纯仁书信“纯仁再拜……”几句话；三是后边还有司马光手书“谢人惠物状”，即收礼后的答谢信。一纸之间，集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范纯仁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状”于一体，堪称“幅纸三绝”，至为难得。手卷有清乾隆皇帝御笔题签，有宋人任希夷等、元人柳贯等题跋，签印清乾隆、嘉庆、宣统皇帝御宝及各家各式收藏印一百余方。[88][89][90][91] 宋代以来通鉴学主要研究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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