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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截取自：https://www./info/1094/58583.htm
这次访谈通过微信文字和语音进行，参与访谈的陶理和仰星都是在英留学的地理学子。受访者胡复孙老师是胡焕庸老先生的后人，多年来致力于在档案馆和社会文献中追寻胡老先生的足迹。 考虑到微信公众号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仰星转录了访谈文字稿之后，陶理对访谈内容做了整理、编排。推送发出前，已征得胡复孙老师的同意。
陶理：胡老师您是有什么契机开始取了解、追寻胡焕庸老先生在地理学领域的研究？ 胡复孙：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我过去对于我的祖父并不是很了解，不仅仅是不在一起生活的原因。 过去对于这些方面家里人说的就也比较少。 因为从我们记事开始，老先生的事情，似乎就处于不太顺利的状态，凡是政治运动都是“斗争对象”。 所以包括我们家在内，在这些方面，也比较压抑，我也不敢多问。 文革之后他被平反了，直到1998年老先生去世，虽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相关报道，但是对于以往的一些记忆，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所以说，我们对他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特别主动地要求去了解。 所有的了解大致限于家中保存下来的老先生的部分著作，再就是文革后期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回忆文稿。 转折点是从本世纪开始，特别是2011年，是老先生诞辰110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前，家里人就在考虑出一本纪念文集。那时候计算机开始普及，网络中可以浏览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关于老先生的资料，也是可以找到更多的内容。这件事的发起人是我的一位叔叔，当时他在北京，是做文字编辑工作的。南京有一些独有的民国资料，所以我就从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着手开始去找一些早年的资料。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原来是在中央大学理学院毕业，同时也是家里的老大。在以往家里老大都主事的，所以很多事情他知道或者说他就是参与或主持的。这样我就有其他人没有的条件和动力，可以更多地了解我的祖父。但其实一开始，是不限于地理学这一领域，因为我对他的各方面研究都不是很了解，家里人谈论的也比较零星。老先生历经几十年风云，是很低调的人，很多事情不太愿意说。1988年他自己出了一本回忆录，里面的内容虽然是记录了80多年的事情，但是比较简单，只有两万多字，有些重要的经历也没有写。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名誉，之后他还能有一个不错的身体来工作。他将陆续发表的新著给了我们家一些，我也逐步和他开始有接触。当时我是尽量坐夜车，南京晚上十点多开车，坐着乘夜车非常辛苦，就是为了一大早工作以前先到家里看一看。四点多钟到了上海真如火车站，然后我就走到华东师大的家里，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起床开始工作。有的时候，如果（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吃饭，我们就一块儿吃个早饭，早饭吃完他就去做他的事情了。有时候他会送我一本书或者送我一幅地图，我的第一张美国地图就是他送的，然后随便聊几句。看到他开始看书，就知道他要工作了，我就外出办我的事。
他的住房条件改善后，我有时也会在家里住，他晚上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就准备休息，我们就是这样逐步开始了一些交往。他晚年的最后几年住在医院，我也有过多次看望，那时他会和我多说说话，我离开时他会送到电梯口，我到楼下能回看到他在走廊尽头看着我离开。这些年随着国家领导人对于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发展问题的关注，整个社会对于“胡焕庸线”的了解也逐步增多。除了互联网渠道以外，我也去过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就是原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有合肥的水利学校，现在是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还包括苏州中学、苏北灌溉总渠、华东师范大学这些他工作过的地方，逐步做一些了解。随着老先生各种相关资料的累积，我就感觉到“祖父”似乎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很不一样。他的工作经历，似乎远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理学家”就能够覆盖到的。这些年，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放了，我经常去研读这里馆藏的国民政府的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图名和图片均由胡复孙老师提供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实际上是集结了中国学界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并且和政府有很多合作项目。当然学校也愿意和政府进行一些往来，这样可以获得项目和经费，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些便利。至今我在这个离我住处18公里外的档案馆看档案将近五年，无论严冬还是酷夏从未中断。（我看的民国档案）主要涉及有包括像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海军司令部，中央通讯社的档案，也包括中宣部秘书处，军事委员会，社会部，国史馆，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等。我大概每年看4,000卷扫描后的电子档案原件，每卷多的是1,000多页，少的10来页，平均是100多页，总数超过20,000卷，200万页是有了。我也利用这些残缺的档案制作了与老先生有关的统计资料，如中央大学早年的地理系课程和人员在岗时间、工资等。与此同时，我也通过各种途径购买了一些我祖父早年的书籍和相关资料。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应该说现在有了一定规模的资料收藏。另外还有大量电子版文件的收藏。我相信，也是其他人参访后认为，我收藏的这部分，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大学和社会图书馆的收藏。通过这些资料的积累和精读，我也更多地了解到祖父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研读档案很辛苦也是很有意思的，看起来绝大部分的文本并无相关，但是连贯起来就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社会背景。我更是能够在过程中享受到发现者的快乐，看到很多早年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看到祖父数百份从未公开过的亲笔信笺、批示、演讲和文稿等相关资料，那是非常激动的！我今天下午还激动了一回，因为我看到了祖父的一个学生叫徐近之。1936年11月初，祖父拍电报要求他回到中央大学地理系教书。当时因为是在冬天，单人过横断山非常危险，他一个人跟着马帮风餐露宿两个月，然后抵达云南，再回到他的老家——成都。一九三七年二月，徐近之如期回到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执教。祖父要求他将其历时二个月回程经历写成《横断山间露宿两月记》，分十次刊登在国立中央大学主办的《新民族》周刊第一卷上。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徐近之在第十部分发表完毕后的谢悃中写道：“横断记呈吾师罗校长志希赐言，更蒙胡主任肖堂师，阅校吹嘘，益觉感惭交并；为明瞭边徼实况计，讲授康藏地理之余，且从事于高地区人文之整理，总期有以下不负师友念望之日也”。徐近之和他的西部考察工作经历在中大校园广为流传，他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偶像。这个事我原先知道。但是看到这个日记，今天就感觉特别激动，这就是一种发现者的快乐。此外，这些年我也读过不少书，仅地学类的就有上海科教版24卷的《竺可桢全集》（两遍）、台湾“国史馆”和中国文化大学版29卷的《张其昀先生文集》、中华书局版12卷的《顾颉刚日记》和5卷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版全2册的《翁文灏日记》等名家汇编。这些著述的读取不仅使我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而且对我的老先生研究也助益良多。因为认识的有很多教授、博士研究生，我也常说：你们研究的往往是一群人，而我研究的是一个人和他所代表的社会背景，所以在这方面我可以做到中国最好。
关于徐近之，《澎湃新闻》曾刊登过香港岭南大学张雷老师写的私家历史，也有提到这段入藏地理考察的历史：
截取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2064
陶理：在您追寻胡老先生的足迹中，有发现者的快乐，也看到了胡老先生地理学术之外与其他领域的合作，对其他的学者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些跨界合作、与同行的交流，对他有什么影响？ 地理学既专业，又综合，是覆盖到许多学科，同时又极为系统的一大类科学知识。“今日之地理，已非一种单纯科学，实为若干科学之总名，通常所称曰地理者，今当改称地理科学” 。“地理学之内容，包有自然与人文两面，故其范围异常广大。每与其他科学发生关系，彼此之间，界限极难分辨”。“地理科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科学体系，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并列的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一个大部门，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不是说胡焕庸讲的比钱学森更早五十年就是他更加高明，而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老先生当年在南京高师（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也是之后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在法国留学时打下的多学科学习基础，使他能够在更高的高度理解地理科学。
截图源自：https://www./info/1094/58583.htm
截图源自：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50729-1369948.html 胡复孙老师补充：东南大学校友在巴黎，从左到右：吴骐、章昭煌、邰爽秋、凌纯声、严济慈、刘凯钟、胡焕庸、张宗蠡(1927) 实际上，我在这里提及对于地理这门学科的认识变化，是想说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是需要全面了解的，这也包括我们对于胡老先生的认识。现在很多人知道胡焕庸线，也知道胡焕庸，把他视为地理学家，甚至直接将他视为人口学家。但实际上老先生真正的人口研究也就只有早期和晚年，而这只是老先生相关研究工作的一小部分。具体说，从1934年起，他做了一个研究项目，过程中搜集了全国各地人口统计资料，提出了这样一个主要与地形、气候、生态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口分布有关的，显示中国东西部发展差异的线性划分想法，但当时这并未通过时间验证，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
「中国人口密度图（1935）」由胡复孙老师提供 
「中国人口分布图（1935）」由胡复孙老师提供 而很快，老先生对于人口的研究基本就搁置了，这是因为当时国内复杂的社会原因，如抗战初起后政府机关和大学都迁往大后方。那时候是强调抗战建国、边疆建设、应用科学研究的，而各种其他类型的研究，在当时非常紧迫的情况下都需要取舍调整，客观上中国国土已经分为大后方、战区和沦陷区，全国范围的人口研究已经不具备条件了。老先生也在这种背景下调整为主要从事抗战相关的研究，新开的课程除基础教育外，多为国际政治地理、军事地理、西部建设等。老先生重新开始人口研究，已经是1953年到了华东师大工作之后，这也是他的学术兴趣之一。但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剧变使得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等偏向于人文地理的研究，几乎都需要进行调整，当时的地理主要是指自然地理。1957年，他提出在华师大申请一个教育部的项目，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当时是由他来负责。但在大半年后，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老先生的研究也受到了影响，这部分的工作又一次被停止了。直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老先生重新恢复工作。80多岁的他，身体、精力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太可能再做其他方面的研究了。而当时即便是重新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也有很多类似于数据获取、经费、项目等方面的困难。所幸当时的人口问题已经受到政府的重视，他的研究也得到国内外的各方面支持，发展为建立了直属学校的人口研究所。所以他的晚年最终是以人口地理研究为主，某种程度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但另一方面来看关于人口地理研究也确实使得他功成名就。所以现在大家认同的，或者社会宣传的，主要也是“胡焕庸线”为代表的人口研究贡献。我在写的一本书，书名就暂定为《胡焕庸 - 刻在“瑷珲 - 腾冲线”上的人生》，目前文稿已经超过37万字，还会有增加。但另一方面来看老先生在这一方面也确实使得他能够功成名就。所以现在大家认同的，或者社会宣传的，主要也是“胡焕庸线”为代表的人口研究贡献。
截图源自：秦大河院士撰文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1228/c40531-32595086.html 
截图源自：地理学报 http://www./CN/10.11821/dlxb202106001胡复孙老师：丁金宏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胡焕庸老先生最后的博士生之一。（陶理与仰星友情提示：《地理学报》的期刊文章都可以免费下载！）
「胡焕庸著作主题分类不完全统计」图片和图名均由胡复孙老师提供仰星：胡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很有时代的画面感，您可以分享一些您在前往不同的地方查阅胡焕庸老先生的资料及档案时，这一过程中印象甚是深刻的故事或是体验吗？我们从小就知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形容一个人学识广博和富有见识。实际上，天文和地理，在早期是不做区分的，天文曾经属于气象，后来又归于物理，而气象和地理曾经在大学里也紧密相连。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时间先后顺序，陶理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博士论文中有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随后才是回到访谈， 根据胡复孙老师提供的资料整理了一个时间脉络，以期更清楚地展示“地理”如何出现在我国大学科系之中，以及和别的科系有什么渊源。首先要了解把地理学带进中国大学的是竺可桢先生。
截图源自：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50729-1353465.html 据陈昌春、张保祥科学网博客内容截取的资料，可知竺先生的博士论文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并且博士就读于哈佛大学地学系，选了气象。1918年，竺先生美国的地学系获得气象学的博士学位后学成归国，开始在我国高校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
截图源自：https://sgos./bnyq/b0/03/c47087a569347/page.htm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在竺可桢教授主持下，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地学系，内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两个专业。
根据东南大学校史文化网显示：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开始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建立了包含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学科的中国第一个地学系。 而胡焕庸是在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以在他求学的时代，地理气象虽然属于不同学科，但却是在一个专业里的，同属于地学系。因此胡焕庸在大学时期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地理和气象并重的。南京高师时期是将国文、历史和地学合并在一起称：文史地部。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才有建立独立的地学系。可当时缺少教师，地学系的课程主要是地质学，地理学和气象学的课程都是竺先生一人在教，每学年开出六门课。1925年秋，竺先生离开东南大学后，地理和气象的课程就无法开。连续两个学年只有地质副教授张正平开“地学通论”，仅一个学期。1927年秋，竺先生和胡焕庸在南京高师的同学张其昀回校执教，地理类的课程才重新开出，但竺先生的课只开了“地学通论”和“气象学”一学期。第二学期，竺先生已受聘中央研究院，专职筹建中研院观象台和气象研究所，学校的三门地学课程就没有按照计划开出。直到1928年8月，胡焕庸从法国归来，黄国璋从美国归来，再加上张其昀，共同构成中大地学系的地理三驾马车。地理学的复苏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欢迎，要求修习地理课程的学生几倍于修习地质的学生。胡焕庸等也意识到只有将地理门和地质门进行分离，地理专业才能够真正发展提高。所以通过各种努力，胡焕庸等最终从地学系中发展出独立的地理系，地理学才独立出来。
「胡焕庸在中大校园（1930）」由胡复孙老师提供 此外，胡焕庸老先生在江苏省苏州中学担任校长期间，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毅然将自己的家从南京搬到苏州校园，和师生和师生安危与共。他一贯坚持的教育思想，就是学校要培养“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的“全人”。他在苏中工作仅两年，留下了优秀的工作记录，至今依然是苏州中学校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直到晚年，苏中的几次校友聚会都特意安排在老先生工作的华东师大，七十余位两鬓斑白的老学生和敬爱的老校长欢聚一堂，那种充满亲情的笑特别感人和难忘。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是有关老先生的一些研究内容，比如老先生曾对“缩小省区研究”问题的贡献，提出提出战后将中国省区缩小为64个省两个地区（西藏和蒙古），改革后省长由文官担任，县长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将一切大权交于人民。他提议加强边疆建设在新疆设立研究所；还曾经在担任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期间多有宣传在大力提倡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要求政府同样重视理论科学基础研究，加强科学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生动的往事，是从一位地理科学家的角度，在不同场合中提供了不同学科的研判意见，确实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的这种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
胡焕庸教授和50年前的苏州中学老学生在华东师范大学（1983） 照片由胡复孙老师提供 印象更深刻的故事，还是胡焕庸老先生大力呼吁要收回台湾和琉球群岛。日本占领台湾50年，而琉球群岛则是被占领了70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已经光复台湾，但国民政府对于趁势收回琉球相当犹豫。老先生则在此事之前和这个期间（1944-1948年），都在自己的著作和官方包括外交部召集的专题会议上多次呼吁一定要收回琉球群岛。“琉球不仅在历史上为我领土，而且在地理上亦与我不能分割，我国如不欲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一如我国之外篱，乃出入必经之道；美国既无理由必须加以占领，日本更无理由，仍欲保有其地”。“中国若不能收回琉球，就不能成为太平洋国家。琉球若给日本拿去，台湾就危险了”可惜的是老先生的一再呼吁都没有得到政府重视，不可弥补的错误成为了今天遗憾的事实，现在的琉球群岛已经成为限制中国第一岛链外篱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老先生曾经说过写过的话也有让我很难忘的，在这里摘录三句：“中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是乡村农民，我们假使要想救中国的话，必先要救中国农民；现政府和现社会要认清形势，拿定决心，痛快的实行耕者有其田”；
「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是地理。（1985）」 图名与照片均由胡复孙老师提供 印象深刻的除了纸质档案的阅读过程之外，还有他在野外实地考察的探索。1934年7月他带队考察苏北两淮地区，出版了一本《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的著作，书中对于国民政府的导淮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指出导淮要优先开挖淮水入海通道。在1950年，他又亲身参加了治理淮河，将早年的引淮入海意见实现在苏北灌溉总渠的工程上。2021年，我曾去访问苏北的灌溉总渠管理处，或许是因为我祖父在那里离开的比较早，现在的管理者只知道祖父的名字而不知道他就是苏北灌溉总渠的倡导者和技术负责人。他们陪同我走遍了整个168公里的总渠。在和当地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在当年还没有灌溉总渠这个淮河入海通道的时候，到了汛期淮水泛滥几成常态，苏北大片地区受淹农田颗粒无收，农民不得不外出讨饭。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排除了水患，当地早已是生活安定丰衣足食，现在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中大两淮考察团在洪泽湖大堤（1934）」 图名与照片均由胡复孙老师提供
截图源自：https://www./info/1094/58583.htm 1937年4月他参加的国民政府京滇公路周览团，在安徽黄山一气攀达最高峰莲花峰，测量计算出黄山的准确高度。1942年7月，他任团长带队，组织中央大学地理系、地质系、生物系和师范学院博物系、农学院森林系、农艺系病虫害组等六个系（组）的教师、研究生和四年级学生一百余人参加的四川西部考察。（老先生带着学生）走进不用货币只用银子交换、相当落后封闭的大凉山彝族居住区，在雷波发现了“藏量极丰、品质极佳”的铁矿等。这些野外考察的经历都给我留下了及其难忘的印象。我最难忘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祖父得以平反恢复工作。1981年春，他乘坐火车去北京出席全国第三次人口会议，早早就通知我火车在南京火车站过站停留时要我去看望。我记得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祖父难得的改变了早睡的生活习惯等着见我。但是软卧车厢封闭不让上车，祖父也下不来，我们只能隔着车窗对视用简单的手势交流。看到受尽磨难劫后余生的老人，想到全家在那些年里受到的屈辱和煎熬，我泪流满面难以自制，祖父更是激动不已连连招手。我们没有说上话，但是我们都知道祖父渡过了生平最大的劫难，我们的大家庭和祖父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陶理&仰星：对于想要研究“胡焕庸线”的青年地理学人，您有什么寄语？胡复孙：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我理解“胡线”它实际上就是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只是这条“线”和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等都有关联，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的人地关系。“胡线”提出这样的一种分割的理论，就是：年降雨量500毫米以上，海拔在200公尺以下，是最适宜人生活的空间范围。而“我国之面积虽大，然因高地之多，干地之广，其不便或不能开发者，实居多数，其他地形低下，雨量充足，物产丰盛，人口稠密之区，殆不足全国面积之三分之一而已，此我国地大之真相也”。在人类本能追逐更好的生活条件动力下，人们自然都愿意向生态良好经济发达的东部聚集。但目前的研究总使人有种错觉，就是“胡线”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似乎可以万能地总结一些空间格局问题。不宜将“胡线”神化，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从此线中得到新的诠释。至于地质、地震、淘宝购物、物流的空间格局等，归根结底反应的仍然是人地关系的表象，是自然规律的体现。瑷珲-腾冲线时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是自然、经济和历史的综合产物，是客观规律的反应。只是在1935年才被第一次绘图阐明，并加以详细对比研究而已。
图片由胡复孙老师提供，他认为：从亚洲地形图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和附近国家的地形变化，更容易理解胡线所展示的中国自然条件 第二，怎么看待世界的变化，要从地缘政治大格局出发，保持对于世界变化的敏感性和正确的认知。一位老先生在谈及老先生和他们的不同究竟是在哪里时，说到现在我们的学者们研究地理，多研究地理现象和地貌等课题。胡老先生就根本不看这些，胡老先生永远想的是天下大事，中国的事情，亚洲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这是我们望尘莫及的，这也是老先生的心胸大格局。胡焕庸老先生终身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培养“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的“全人”。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教育可以再重视一些。很多青年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没有太多了解，这也会限制这些年轻人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了解。从重视中国文化学习出发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不仅是有助于我们认知自身的社会责任，也有助于对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学科有更多的理解和兴趣。第四，如果年轻人对胡焕庸研究感兴趣，一定还是要找他的经典原著来精读。尽管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版本，但这对于原著而言还是不一样。我现在凡是我能买到的胡焕庸原著，或者我能买得起的原著，我都尽量补缺，当然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原著电子版。比如要研究民国历史，那一定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需要了解透彻。就像胡焕庸老先生是字叫“肖堂”，这个字学生、同事和熟人是可以用的，亲属也是可以用的，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称呼使用的。所以对于阅读原著，要注意理解时代背景，这需要花工夫，也需要时间积累。要认识到中外社会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明晰中国的不足、机会与优势，趁着年轻走出家门、开拓眼界是很有必要的。胡老先生当年求学时，中学是在常州中学就读，除了国文和中国历史，其他课程就是用国外的原版英文教科书，所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英文已经很熟练了。他回忆录谈到，1949年以后，因为和苏联关系亲密，也需要引进苏联的科学资料，他就又开始学习俄文。但是去年我看到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档案，发现一本俄文版书《苏联经济地理》要出版，考试院铨叙部按规定送审，审稿人就是胡焕庸，时间是1942年3月，这说明他当时俄语也是不错的。当然也可能是1949年之后，他认为需要加强一些。不管怎样，读原版的外文书籍是非常重要的。老先生对世界大事的最新发展终身保持跟踪保持敏感，中央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许多国外资料是他要求订的，他往往也是第一位读者。记得当时有个说法，就说当时好多人一块儿学习俄文，别人还在查字典，老先生已经开始看资料了，这说明他原来是有这个基础的。
但不管怎么样，要学好外文，读原版的外文书籍是非常重要的。第六，希望年轻人要珍惜自己的家庭，珍惜父母，不要相信有什么天堂、来世的。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不在，只有归途。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多珍惜陪伴父母的幸福时光，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一些必要的支持。现在可以获得的学习机会都是不可替代，也没法复制的。在1942年，胡焕庸就和学生说“要把事情办好，要准备同它拼命”。1984年，中国日报有记者采访他，询问老先生最喜欢的格言，老先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他一九三一年在苏州中学当校长时，就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我们每个人也应该要这样珍惜一切的学习机会，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情事后才感到遗憾，那就太晚了。第八，研究学术，范围不宜过于狭小，只有结合专业和兴趣适度扩展才有机会触类旁通找到新观点。“胡线”是人口地理的成就，但又是集地形、气候、经济和生态等多学科于一身的杰作。很难想象，没有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开启的地学综合教育，没有长期坚持广泛吸纳各方面的相关知识，能够出产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大作。时间并不公平，没有人知道世界的未来，更不会知道怪兽的肆虐，对于人类的影响会有多大，几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今天的世界会发生这么多的天壤之别。人生有意义的生命其实很短，“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只有学到老才能够有质量地活到老。这些年我一直充满激情地接触很多新事物，这让我感到非常地享受，同时也非常值得我珍惜，我相信这就是祖父留给我最重要的精神遗传。“最后，还有一句话，奉劝毕业同学，青年离开了学校，一方面要能适应社会，一方面还要不受社会同化。换言之，青年好的精神，还要能始终保持，这是社会上的新分子，新活力，尤其在我们青年自己，应该注意保存这种优点”。这段话是胡焕庸教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的《欢送毕业同学》结束语，我也借此转赠给所有的青年读者。年轻拥有无限的可能和机会，用自己的心做好每一件事吧。科学和民主，曾经是今天也依然是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学人的不懈追求，无论道路如何曲折，一个充满光明的中国必将融入人类进步的浩荡洪流。
胡复孙老师提供：“地理”石，位于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前。其“地理”二字为胡焕庸1939年书写（2020）
访谈后记： 陶理： 继2019年南京一见之后，通过微信再次采访胡老师，惊叹于他的博闻多识，也感恩于他对于年轻学子充满热情的倾囊相授。通过与胡老师的交流中，我也更加丰富了对胡焕庸老先生其人其事的想象。 我想，胡老先生应该也是不希望自己的研究被神化的，他之所以画出“瑷珲-腾冲”线是为了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人地关系，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推进我们对于祖国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理解，让国人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好的生活、少些忧患、多些安乐。 胡老先生一生经历丰富，也因此更能够看见学术研究与家国存亡的关系。他在人生路上所作出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只为了自己的功成名就，一直都是为了能够让天下人过得更好一些。 胡老先生这种融合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家国情怀与近代科学家的求真求实精神，在现在的新时代里，依然激励人心。 尽管我所生活的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有所不同，但依然需要青年学人学习、奋进，不止于考虑到自身的成就与喜好，也思考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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