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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发文嘲讽:造原子弹不如多做几条裤子穿!陈毅的回答令人敬佩

 历史探奇 2023-08-07 发布于河南

2023-02-25 16:46:33 来源: 国学聚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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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亟待发展。

而美苏两大国的核威慑、核讹诈,如同挥之不去的乌云,对国内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于是,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中央将核武器的研发提上日程。

然而,1963年10月,就在我国首枚原子弹取得进展之际,远在香港的金庸先生却颇有微词。

他不仅不满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对原子弹研发必胜的决心,还直言:

“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不如多做几条裤子穿”。

一时之间,金庸的言论在舆论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么,金庸为何反对研发原子弹?他又为何要将原子弹和裤子相提并论?

对于金庸的意见,陈毅是怎么回应的?

今天,我们便来回顾历史真相,好好聊一聊这一场“核子和裤子”的争论。


艰难办报,语出惊人

1959年,35岁的金庸已经在香港沉浮十年之久。

随着《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的畅销,他也一炮而红,成了港地最炙手可热的编剧、作家。

为了进一步提升影响力,金庸出资8万,与挚友沈宝新联合创办了《明报》。

在连载自己的小说之余,还不时发表社论,探讨热点话题。

然而,首次办报,金庸却惨遭“滑铁卢”——

创办当年,《明报》销量一直维持在千份左右,不管金庸如何改变副刊内容,调整专栏风格,报纸始终不温不火。


据沈宝新回忆,那段时期,《明报》亏损严重,金庸典当家产才使其勉强生存。为了省钱办报,金庸经常和妻子同饮一杯咖啡,乘坐渡轮时,也宁愿起早贪黑,选择便宜的班次。

更加严重的是,每月千余份的销量,读者还都是冲着《明报》上连载的小说《神雕侠侣》而来。

因此,金庸哪怕身染重病,也要通宵写稿。

直到1963年10月,金庸发表了一篇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文章。

顿时在香港和内陆引发了巨大轰动,《明报》的销量也不断走高,乃至万人空巷的地步。

而这一切,还得从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一番话开始说起。


当年10月初,陈毅在北京接受日本记者团采访。

期间,一名日本记者不怀好意地问道,中国为什么要研发原子弹?有美国和苏联在,中国是否可以研制成功?

陈毅听罢,沉着而郑重地反问道:“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

陈毅明白,世界各国都对中国的核研发不抱期望,所以他继续补充道:

“他们如此欺侮我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陈毅一番慷慨激昂的表态,让台下众人振奋不已,纷纷鼓掌叫好,在他的魄力面前,日本记者也不禁肃然起敬,停止了咄咄逼人的追问。


然而,远在香港的金庸,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素来反对核武器,“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态度更是引发了他的不满。

于是,当天金庸便搁置下一切事务,连夜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社论,《明报》因此起死回生。

金庸无知言论,港媒掀起论战

在《要裤子不要核子》中,金庸先是曲解了陈毅的原话。

将“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说成是“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么一变,意思就截然不同了。


本来,陈毅表明的是一种立场,一种决心;

但金庸却将其理解成陈毅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二位,这显然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

不仅如此,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金庸更是将矛头直指陈毅本人,质疑起他造原子弹的动机,并表示人们没有裤子穿,有原子弹也没用。

这篇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文章,看似处处为人民着想、替百姓担忧,金庸也凭此收获了部分人的赞同,博得了不少虚名。

不过,当时美国和苏联对中国步步紧逼,大陆人民时刻活在威胁之中,原子弹的制造,实在是迫在眉睫,并无可指责之处。

正因如此,很多香港的有识之士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撰文对金庸展开批判。


率先出击的是《文汇报》,其专栏“编余漫笔”发表评论《怕中国有?是什么人!》。

其中并未点名,但言辞却十分激烈,称“那绝不是好人”“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

而《新晚报》也直言,金庸“不是中国人”,“其心可诛”

一时间,香港舆论场风波四起,大有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之势。

而金庸也不甘示弱,他先后刊出《制核弹,无益加有害》《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等多篇文章,毫不退让地进行还击。

见金庸不肯悔改,各大报纸的语气也愈发犀利。


《香港商报》指控道“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状,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

而《大公报》堪称和金庸彻底撕破脸皮,称他“造谣生事”,无异于“卖国贼”。

就这样,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

期间,金庸的无知言论受到了文化界的广泛批评,还有些广告商对金庸大为不满,撤掉了长期以来的赞助。

不过,金庸持续和各大报纸打笔仗,却满足了香港市民的猎奇心理,《明报》的销量可谓节节攀升,一跃成为香港地区的主流大报。

只是,销量上的提升,却是以金庸本人的名誉作为代价。


1964年1月,他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参观,更是让其他报刊坐实了他“卖国贼”的身份。

而在10月份,批评的声音达到了顶峰。

中国试爆原子弹,陈毅一语定风波

原因也很简单,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腾起的蘑菇云,震撼了全世界。

美国人封锁了原料,苏联人封锁了技术,他们都坚信,中国人仅凭自己无法实现原子弹零的突破。

但令他们无法想到的是,没用几年时间,中国就完成了发达国家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陈毅喜出望外,他激动地说道:

“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此时,金庸还是心有不甘,在《明报》上泼起了冷水,坚称“核弹是一种罪恶”、“赞成全面销毁核弹”。

可想而知,批评声迅速将金庸淹没,香港各大报刊接连发难,这场论战,金庸似乎已经必败无疑。

然而,1964年底,《大公报》等报刊却没有乘胜追击,反倒是偃旗息鼓,放弃了对金庸的批评。

而这背后,恰恰是由于陈毅出手阻止。


原来,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陈毅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反思起自己言论的片面性。

他表示“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国家安全有什么保障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而对金庸,陈毅也显得非常宽厚:“《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由此肯定了金庸的爱国热情。

陈毅还表示,“核子和裤子”是辩证统一的,将他的话和金庸的观点合并在一起,就更全面了。

“有核子,也有裤子”,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

就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陈毅的胸怀,金庸的转变

不难看出,陈毅的广阔胸怀和战略眼光实在令常人难以企及,事实上,类似的事迹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屡见不鲜。

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部战争史诗电影《南征北战》筹备拍摄。

期间,陈毅对剧组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剧本修改时也给予了大量建设性意见。

不过,在开拍前夕,陈毅却郑重地嘱咐道:

“剧中的对话,能不能不要提起我陈毅的名字?仗可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功劳属于毛主席伟大的思想,属于全体战士和人民,我个人的贡献是有限的。”

连戎马沙场的战功都不放在心上,金庸那些咄咄逼人的社论,陈毅又怎会往心里去呢?


经过此事,金庸对陈毅也不禁心生好感,只可惜,两人天南海北,还没等到面对面的交流,陈毅便不幸逝世。

在1972年1月悼念陈毅的文章中,金庸称赞他“性格豪爽,心直口快”,还称往日的“核裤论”只是一个比喻,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核武器的研发,金庸也产生了新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第一场对外战争就是和美国打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的人民志愿军,打破了美军的不败神话,早已让美国人记恨于心,时刻想要打击报复。


事实上,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时任美陆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就提出了一个反人类的计划——

试图在我国东北地区投掷三十到五十枚核武器,彻底击垮我国。

好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顶住压力,没有被蛮横的美国人唬住,坚持打赢了朝鲜战争,将美军赶出了朝鲜半岛。

而战争狂人麦克阿瑟也被早早免职,只得灰头土脸地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这一仗,我们是打赢了,但美国对新中国的仇视却从未停止。

核威胁一直如同高悬在天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我国发展处处掣肘。

本来,苏联“老大哥”是我们得以扛住美国威胁的重要力量,然而,1955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苏关系也逐渐恶化。

在那个群狼环伺的年代,手中没有核武器这样的保障,又岂有保家卫国的能力?


受到小平接见,助力香港回归

这个道理,陈毅没有明说,恰是如此,他的大度更让金庸自惭形秽。

从此以后,金庸对共产党人明显发生改观,在社论中,也经常流露出对内陆发展的认可。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金庸对内陆简直赞不绝口,他坚信,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仅如此,他还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钦佩不已。

金庸行文向来谨慎,唯独提及邓小平,却不吝溢美之词,称他“有魄力,有远见,是真正的大英雄”。

没能和陈毅促膝长谈,或许是金庸一生的遗憾,而幸运的是,邓小平给了他会面的机会。


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早早梳洗、着装,带着家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而此时,邓小平已经在门前等候。

此后一个半小时里,邓小平和金庸畅所欲言,谈到了大陆多年来的发展,也谈到了改革开放将来的方向。

两人此前素未蒙面,却像阔别多年的老友一样,谈得无比尽兴。

临别时,邓小平紧握金庸双手,动情地说道:

“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从此,金庸小说在内陆放开,很快畅销全国。


一年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途经香港时特意与金庸会面,想要借助他的名望,为“英国继续管制香港”制造舆论。

可此时,金庸的态度却十分坚决:“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撒切尔夫人只好悻悻而去。

随后,金庸又在《明报》上多次撰文,肯定“一国两制”的创举,为香港的回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因此收获了象征顶级荣誉的大紫荆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回归以后,金庸还多次应邀来到北京,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在内陆周游一圈回到香港后,他撰写了一篇名为《北国初春有所思》的文章,对内陆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

由于金庸极大的影响力,香港乃至全球各地的读者都打破了偏见,开始见证新中国的蓬勃发展。

从此以后,金庸先生的爱国情怀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总结

从质疑原子弹的年轻书生,到为国为民的一代大师,金庸先生的成长轨迹清晰而曲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如今,金庸先生享誉全球,已成为华人世界不可忽视的一个符号。

但在那个年代的争论中,陈毅元帅高瞻远瞩的眼光、宽以待人的胸怀无疑更加令人感动。

不得不说,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伟大战士,他们的胸怀和目光确非一般人可以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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