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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蒋、宋知遇之恩 吴国桢出生于湖北建始凉水埠，三岁时即入私塾读书，不数月便能流利背诵《三字经》，且能倒背如流，被族人称为“神童”。5岁时与哥哥吴国柄跟随母亲赴北京，来到父亲身边。其父吴经明是清朝秀才，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北京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兄弟两人到京后进府学胡同小学读书。 几年后吴国柄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放假回家时吴国桢便翻阅哥哥的课本，有些功课与哥哥一起做，时间长了其功课竟与哥哥相差无几，有几门课甚至比哥哥学得还要好些。吴经明便将幼子也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柄15岁，吴国桢刚刚10岁，成为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 南开中学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的一所著名中学，多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周恩来总理、温家宝总理皆毕业于该校。国民党高层数十人曾就读于该校，如吴国桢、张道藩等人。当时由于吴国桢年幼，夜里常把被子踢掉，校长张伯苓晚上巡查学生宿舍时，经常为他盖被子。一些生活上的事，吴国桢也难以自理。其兄吴国柄虽然也在该校，但由于父亲一直夸弟弟聪明，说哥哥笨，吴国柄不服气，对弟弟很少照顾。 当时，15岁的周恩来也在南开中学就读，便常以大哥哥的身份照顾吴国桢，两人常常一起学习，一起外出，天长日久，感情倍增，情同手足，于是结拜为异姓兄弟。1914年周恩来、张蓬仙、常策欧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于该会旨在联络同学感情，增强社会活动能力，并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吴国桢入会后进步很大，活动能力提高很快。原来性格内向羞于与人说话的他，后来在演讲比赛中获奖。 毕业前夕，周恩来与吴国桢为了留念，两人合摄照片一帧，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后面，两人手携手，面带微笑。以后尽管两人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里，但是私交一直很好。 1917年中学毕业后，吴国桢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结业后相当于一般大学的一二年级。吴国桢1921年结业后被官费保送到美国爱荷华的格林奈尔学院留学，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士学位，随后考取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此间，一个意外的插曲差一点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25年春，北洋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以中国政府专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到欧、美、日本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在从欧洲动身到美国之前，徐树铮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发了一份电报，他出了一道题：“美国哪种政治（体制）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体制）不合宜中国？”要公使馆通知学政治、经济、法律的留学生，就此题目写成文章，供他研究。 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就是政治，很快就写了一篇论文投寄到公使馆。在十几名应征的留学生中，吴国桢的文章写得最好，能联系中国的情况，坦陈利弊得失，徐树铮看了连连称赞，觉得吴国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也是徐树铮的部下，此前徐树铮一行在英国参观工厂时，急需一名懂工程技术的翻译，吴国桢的兄长吴国柄便担当了翻译工作。因此，徐树铮当即让吴国柄给其父发电报，说他决定把女儿许配给吴国桢，待吴国桢学成归国即完婚。 岂料徐树铮回到北京没几天，在廊坊被人枪杀。吴国桢与其女儿的婚事就此罢休。倘若徐树铮不死，以其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势，又是吴国桢父亲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有可能成为徐树铮的“乘龙快婿”。如此一来，吴国桢的一生或许将会是另一种境况。 1926年，23岁的吴国桢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到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后毛遂自荐，上书给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对武汉的财政窘迫状况提出若干改进意见，深受李宗仁赏识。李宗仁特设汉口烟酒事务局，任吴国桢为局长。 当时外商大量进口洋烟洋酒，由外国俱乐部和洋行直接销售，从不纳税。吴国桢到任后，立即制定烟酒纳税条例，令行法随，上任9个月便创下烟酒税收90万元的佳绩，给当时的湖北军政首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屡次升迁奠定了基础。 此后，吴国桢又担任过汉口土地局长与财政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和财政厅长等职务。 1931年夏天，湖北发生水灾，汉口被淹三个月之久，数十万灾民断炊，饿殍遍野。过去湖北省的财税收入近40%出自汉口，如今不但不能上缴财税，而且急需救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派吴国桢前往南京，找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湖北赈灾。 吴国桢与宋子文素无来往，又无熟人联络，到达南京后，上海、南京追了一个来回，总也见不到宋子文的踪影。后来他用20块银元买通宋子文在南京官邸的门房人员，等宋回到南京，果然在财政部见到了宋子文。 一见面，宋子文用英语说：“国桢，我只能给你5分钟的机会。”结果，吴国桢用了3分钟时间，便把湖北水灾灾情的严重性讲得一清二楚。宋子文听了很受感动，立即拍板同意：中央每月贴补湖北50万元，帮助湖北渡过困难。但宋子文有一个条件，那便是：只有吴国桢在湖北财政厅长任上，宋才会拨款，换了其他人做财政厅长，宋即终止此项财政补贴。可见宋子文对吴国桢才干与为人的欣赏。 1932年蒋介石坐镇汉口，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总司令，急需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精通英语的年轻秘书。经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推荐，吴国桢被调到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此间，吴除了陪蒋会见中外宾客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有：整理和搜集若干有关资料，供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或记录、整理蒋的口述讲话；将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勾出，供蒋翻译并阅读英文报刊的重要消息；出席各种会议，为蒋充当耳目，反映情况；代蒋回复来自国内外的信件。 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达到蒋介石满意，蒋介石从1928年重新上台到1975年去世，47年中用过的秘书不下25人，真正令蒋介石满意能够得到器重和知遇的极少，吴国桢便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吴国桢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了仅仅几个月，但这几个月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同年秋，宋子文点名要吴国桢去江西榷运局帮他整顿盐税。吴国桢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子文的事就是我的事。”便同意了这项调动。 吴国桢到江西榷运局工作了三个月，将机构重复、架床叠屋的盐务税收机构榷运局撤销，由省盐务稽查处统一税收，使原来因双重税收而远离江西的外省盐商纷纷而至。同时亲自拟定有关规章制度，堵塞原先偷税漏洞。 三个月后，盐务整顿基本完成，税收明显增加。在吴国桢离开南昌回汉口就职时，许多盐商在榷运局衙门前燃放鞭炮，为他送行。 1932年11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从此吴国桢步步升高，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政治助手。 主政汉口重庆得与失 吴国桢上任汉口市长后，先从改变市容市貌做起，他拓宽市区马路，扩建中山公园，修建沿江沿河的防水大堤，在沿江大道一带修建地下公厕，使原来又脏又臭的沿江一带，变成了宽敞清洁的林荫大道。不过，他的主要政绩还在于防洪抢险。 1935年汛期，长江、汉水洪水暴涨，洪水直逼武汉，姑嫂树一带大堤忽然崩塌数段，险象环生。该堤一破，整个汉口瞬间便会成为一片汪洋，80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将毁于一旦。吴国桢亲自带领市府公务人员和士兵上堤抢险，并把抢险指挥所设在大堤上，与十万军民一起昼夜奋战在大堤上，在险情解除之前十几天未曾回家。 在抢险队伍中，有汉口市警备部队数千名士兵，警备司令叶篷也几次上堤视察。但由于各报记者纷纷报道吴市长领导军民奋战在抢险第一线的事迹，而未表彰叶篷。叶篷一怒之下，命令该部官兵全部撤离。吴国桢见状，百般解释，请求叶留下部队官兵抢险，但无济于事。最后吴国桢竟跪在叶的面前，请求说：“我代表80多万市民向您求情，请您留下士兵抗洪抢险。”叶篷断然拒绝，命令士兵撤下大堤。 吴国桢只好向军事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求援，张学良亲自驾机到姑嫂树上空视察，一看情况危急，立刻下令派兵火速赶赴汉口大堤抢险，终使汉口幸免于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纷纷搬到武汉，到1938年秋，武汉成为了战时的军政中心。吴国桢作为汉口市长，肩负着后勤保障、战时动员等重任。在战火逼近的情况下沉着应对，法治严明。 到1938年春节前夕，武汉城内已人心惶惶。吴国桢在汉口市政府任职的堂弟吴国干，向吴国桢请假送家眷去宜昌，吴国桢不予准假，并说：“你不能在民众没走前先走！我的家眷也都没走。”吴国干见吴国桢不准假，竟然不打招呼就悄悄带着家眷走了。吴国桢闻讯后毫不姑息，为了严明纪律，杀一儆百，吴国桢以“擅离职守”之咎将吴国干除名。 6月，日军兵分五路攻打武汉，吴国桢让夫人带着四个孩子随岳父母去昆明，免去了家庭拖累，一人留在汉口，全力以赴投入到组织指挥支援前线和民众撤退之中。 吴国桢不愧市政管理长才，组织撤退工作安排指挥得有条不紊。将武汉除老、弱、病、残及在武汉沦陷后有条件留下来的人外，其余的青壮年、妇女儿童、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全部统一分配车辆和船只，从9月上旬开始，每天安排2万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 但工厂辎重的搬迁困难较大，特别是安排组织交通工具，有时安排好的车船会被中央某些部门强行占有，尤其一些有枪杆子的单位，根本不把市长放在眼里，以致强行上船上车者时有发生，坠江追车死于途中的不知凡几。但总的说来，汉口撤退的民众数量之大，死亡人数的减少，都远远胜于南京。特别是吴国桢抢救出来的中小民营企业，如裕华纱厂、洪发利营造厂、顺昌铁工厂、恒顺机器厂、福新面粉厂、江南肥皂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近百家之多，占各地迁渝工厂的一半以上。这批工厂恢复生产后，对抗战军需、民生用品的供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吴国桢一直坚持到10月24日蒋介石下达总撤退令时，才随机关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汉口。次日汉口陷落。 1939年，吴国桢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当时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因此成为了日寇轰炸的主要目标。从1939年5月起，日寇连续不断地对重庆进行轰炸，每次派飞机百余架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大批建筑被毁，人民死伤不可数计。 吴国桢就任市长后，一方面着手重庆市的重建工作，即“疏建并重”，一方面恢复生产，并提倡开展保险业务，使遭受轰炸的厂店及早恢复生产和营业。但要以很大精力用于管理民防，修建防空洞、地下室，并以市长的身份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 1941年6月5日，日机分批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由于持续时间较长，较场口大隧道中洞口堵塞，而洞内没有通风设备，聚集到洞内的人群拥挤，密不透风，近千名群众窒息而死，一时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指责防空部门玩忽职守。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防空司令刘峙、专职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给予吴国桢“革职留任”的处分。 此间，吴国桢以戴罪之身，忍辱负重，严于自责，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事不周，全功尽弃。一人疏忽，全体蒙垢。”在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防空司令后，吴国桢仍兼防空副司令，并自兼“防护团团长”，特地聘请其在英国学过工程的哥哥吴国柄出任防空洞工程处处长，兢兢业业地改善大隧道的设备和管理，以后敌机轰炸时，伤亡大为减少。 1943年，吴国桢重新被起用，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此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他不想让其他政治势力插手外交事务，而吴国桢既是留美博士能力极强，又是蒋、宋都信任且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于是，蒋、宋一拍即合，吴国桢走马上任。 当时英美等国家已经对日宣战，外交部一些机密如有关盟邦的事，一般必须立即答复，宋子文不在国内，就由吴国桢直接向蒋请示。为了联络方便，蒋介石安排吴国桢住在他的隔壁。这样，吴国桢有事时可以一天数次与蒋介石通电话，或者面见蒋介石。无须通报预约便可面见蒋介石，不须征询蒋的同意便可直接与之通电话的，在蒋介石的幕僚中，只有孔祥熙与宋子文有此殊荣，吴国桢系绝无仅有。 同年11月，吴国桢作为蒋介石的外交顾问，随同蒋介石参加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对日作战问题。抗战胜利前，吴国桢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1946年5月出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48年秋后卸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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