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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有本散文集叫《文化苦旅》，书没读过，这书名却是莫名地喜欢。文不文化的不敢轻言，只是苦旅一词终究是能扣人心弦。仿若人盘桓异乡，夜阑人静，独守孤灯，又逢骤雨打檐。浮浮泛泛间，有种不解的乡愁和无根的苍凉，迎面迫压而来。此前的三年转眼即逝，但这三年和苦旅一词实在雷同，仿佛身体里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其中的细节再也不愿说起。 盛夏酷暑，读杜鸿长篇小说《大城小市》，又逢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爆红。两相映照，酣畅淋漓中，夹杂着说不出的痛痒。一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是什么？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疑问，都会存在一个明确的答案。工业文明让机器为人服务，但到后来，信息爆炸，科技近妖，人越来越像是另一种形态的机器。我们努力分解某些小刻度的时间，并将其扩散开去。我们有时用诗歌，有时用散文，有时也用小说。文字和色彩，线条和声音，它引导我们融入生活的同时，又一再幻想着游离于世俗之外。 文艺创作的形式，既有其普适性，又有其独特性。长篇小说创作，占据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场的重要位置，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个风云激荡，气象万千的时代，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创作手法、百变的叙述策略、深刻的思想内涵，来展示和表现宏阔的历史场域与绮丽的人文景观，无疑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杜鸿的长篇小说《大城小市》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以峡洲城市化扩张进程和生态保护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主线，在深刻探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同时，全视角剖析了人性在时代剧烈变革中的迷茫、放纵、嬗变和坚守。为时代吹号角，为发展斩荆棘，为城市洗筋骨，为人性披战甲，为英雄塑群像。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斑斓的时代画卷面前，所必须承担的文化道义和社会责任。毋庸置疑，《大城小市》的创作，正是这一信念理性而诚实的表达。 历史的真实性注重的是整体，艺术的真实性注重的是个体。长篇小说《大城小市》结构宏博，文本所切入社会面的视角犀利又宏阔。如何将浩大的历史背景，和小说人物个体命运无缝对接，考验的是作者高超的文本把控能力和温润细腻的语言表现手法。《大城小市》以“升迁宴”为起篇，在主人陆大树升任峡洲常务副市长的家宴上，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次第登场。与此同时，陆大树的弟弟陆小树一句话:“今天这酒席，是你的升迁庆功宴，还是实施你下一步构想的鸿门宴？”像一枚深深打入小说文本的楔子，埋伏了峡洲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这样的安排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得以自然地展开。 小说人物陆大树，从一开始其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和宿命性都仿佛早已经是拟定的。陆大树出生于峡洲，成长于峡洲。小说中提到了原住民文化概念，毫无疑问，作为小说人物的陆大树，理应是峡洲原住民文化的代表。陆大树出生于一个荒诞、混乱的历史时代，其父陆斯亮和其母黄久蓉都遭受到这种荒诞和混乱的杯葛。陆大树的坚定性和反叛性仿佛与生俱来，母亲黄久蓉因不甘丈夫受冤屈搅乱批斗会现场后被开除教师公职回乡种地，又受到“好占便宜的男人”腊狗子的欺负，八岁的陆大树便“像小老虎一样吼叫着”，并喊出“放开我，我要杀了他”这样惊人的话语。母亲哄他:只有当他哪一天当上市长的时候，才能理清这些是非。从此，当上峡洲市长便成为陆大树幼小心灵里的执念。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他在能保护亲人的同时，也才可以赶走“小学校门口那间屋子里的黑”。 狄金森说过:如果我能给一个疼痛的生命以抚慰，或舒缓其痛楚，或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回到它的巢屋，我此生就不会虚度。这句话用在小说人物陆小树身上，似乎有某种说不清的贴合。他从小说开篇一出场，就带有迷一样的色彩。作为同胞兄弟的陆大树和陆小树，从小就感情深厚。但陆小树并非陆大树的影子，长期以来，两人就因为峡洲城市扩张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陆小树认为，所谓峡洲跨越式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是面子工程，是政治作秀。而陆大树与此争锋相对:“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单纯为了政绩，为了飞黄腾达才做某件事情。老城改造，栅户区改造是势在必行的国家工程，是惠民工程”。陆小树生活的灵隐和峡洲市隔河相望，灵隐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但随着峡洲跨越式发展的规划，灵隐也有了被“吞并”之忧。也由此，小说中陆大树和陆小树的人物形象，也站在了各自无法回避的对立面。 如果说陆大树是小说中“原住民文化”的代表，那陆小树更像是“原住民文化”的魂魄。在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的时候，如何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对于世俗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无疑是沉重而又艰难的。《大城小市》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样，整体结构复杂。不通读全篇，难以窥探其文本结构的基本伦理。灵隐市是虚拟的，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一方面涵养了峡洲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的根系；一方面又承载着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同理念和矛盾冲突的聚焦。把灵隐理解成为作者人文理想的“乌托邦之城”，显然是偏离了作者的初心。事实上，灵隐并不是一个突兀的存在，灵隐市长袁落叶其个体的生活经历，便是小说矛盾冲突最好的注解。袁落叶其父是煤矿老板，袁落叶是典型的“富二代”。正如他在与其父对话中所言:“这个难说。是你的儿子不假，是不是和你一样黑，难说”。与其说袁落叶不认同自己富二代的身份，还不如说他反对的是其父攫取财富的方式。但袁落叶最初的反对并不彻底，他采取的是回避的方式。初到银杏沱的袁落叶，自以为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理想国”，却不料代表“原住民文化”存根的银杏沱，并不接纳外来身份的袁落叶。在历经生死的考验和斗争之后，袁落叶顿悟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之道，并对自己最初的轻狂所为，做出了最彻底、最诚实地批判和忏悔。 在《大城小市》中，峡洲和灵隐是虚与实的对立，两相影射，互为观照。灵隐居民伍云安家中横梁上的一个木楔子朽烂，如此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灵隐却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最初的口头汇报，到后来的书面申请，再到立项、分析、开会表决、专人维修更换，整件事情贯穿小说始终。这既是作者以诙谐、幽默、荒诞的笔法对世俗庸政的无情鞭挞和嘲讽，也是对灵隐“原住民文化”的保守性深刻地批判和反思。艺术的尖刺是专为灵魂的麻木而生的。一骑绝尘的决绝和果敢，经得起风吹浪打的“木秀于林”，才具有一种艺术和理性深度融合的成熟与挺拔之美。现实是多义性的立体面，历史、文化等名词有时会和废墟连接在一起。但“现代”才刚刚开始，或者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可以为“现代”一词的内涵，提供更多元的辩解和实证。 峡洲市委书记高春海，是小说《大城小市》中的“头部”人物，也是峡洲市权力的中心点，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依附和沉积在他周围，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政治生态链。高春海作为小说人物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母亲极尽孝道，是峡洲官场上有名的孝子，人尽皆知；另一方面，他野心勃勃，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峡洲跨越式发展的光鲜囗号，以此来攫取最大的政治资本。高春海的私生活也是糜烂的，他在“隐庐雪”和情妇江美伦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此地也成为断送他政治生涯最后的坟墓。江美伦原名李丽妃，起初只是一个名叫“海底深浴”风化场所的服务小姐。从山村女孩堕落成男人玩物的李丽妃并不足奇，出奇的是在肖像秘书长的授意下，李丽妃摇身一变成为秘书小崔的夫人，并堂而皇之的当上市妇联干部，由此可见峡洲在高春海领导下吏治的腐败和荒唐。当上妇联干部的李丽妃并不安分，或者说她从来都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李丽妃改名江美伦，最终成为高春海的情妇，也迎来她蛆虫寄生般的“高光”时刻。 毫无疑问，人类的认知存在极限。相对而言，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只是“笼中的舞蹈”。但这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人们自我放逐的借口。当潜规则取代规则，利益取代信仰，那么怀疑就会成为否定价值、解构时代的粉粹机。所幸的是，有人在放逐，同样有人在坚守。《大城小市》中百花洲镇书记望茂名、文人胡稚儒就是其中的代表。相较于高春海的有雄心而无义理、有壮志而无端行，相较于李丽妃的长袖善舞、人妖转换，相较于肖像的世故老道、精于表演、懂得配合而言，望茂名的存在就像是峡洲政治生态链上的一股清流。少年时代的望茂名在太平镇学家传医术，便有小成。后国家拔乱反正、改革开放，参加考试，得于进入体制。进入体制的望茂名，并没有丢弃山里人质朴和善良的本性以及医者仁心。他在从太平镇委副书记到百花洲主政期间，事事亲躬、殚精竭虑，主抓生产。百花洲盛产棉花和沙梨，但由于病虫害，农民辛劳付出却得不到等量回报。望茂名于是把棉苗种到自己办公室里，用自己的草药知识来研究病虫害的防治，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被洲民称之为神。当望茂名挎着他“打了皱的皮革包”被调任峡洲县委书记时，数百名棉农冒雨打出横幅“书记你别走”。 人类大多数时候所遭遇的，不是制度的困境，而是人性的困境。质朴的辑录到合理的想象，是优秀文艺作品产生的必由之路。对于有良知的人来说，社会往往并不需要你去适应，而是需要你去坚守。胡稚儒在峡洲文人圈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胡稚儒血脉中深藏了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精神”的意识和涵养，这从他参加完陆大树的升迁晚宴后，在路途中和文联主席常歌、画家隋墨的对话可见端倪:“既然是江湖，就会被沾染。像这样的场合，你如果被沾染了，只能说明你修行不到家。修行到家了，必被你沾染。其实这是一场无形的较量”。胡稚儒是如此认知的，也是这样践行的。当文化投机客隋墨，伙同常歌采取手段，逼胡稚儒退选文联主席时，胡稚儒自觉地退避三舍，主动到省文联挂职，专心创作。严格来说，胡稚儒并非不渴望世俗的名利，他只是不屑于世俗的苟且和迎合，从而让自己内心的理想沾染上时代的荒唐和怪异。尼采说:这世上真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婢婢交誉不知有夫人”，不一定就不是法子，但肯定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好法子。世俗就是世俗，它就像一个无底的旋涡，胡稚儒也难以摆脱其中，但他的退避与其说是儒弱，还不如说是沉默中最坚决的抵抗。 小说的抒情必须是远观的、静置的和隐匿的。《大城小市》既像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巨型浮世绘，描摹出一座城市在剧烈的历史蜕变中，芸芸众生徘徊、挣扎的瞬间；同时它也像是一曲舒缓而沉郁的田园牧歌，探寻和追忆着所有不平凡的生命在奇幻的时光中，融入尘世平凡的真相。《大城小市》中有两件事物，值得读者深入思考。一者是灵隐伍云安捕获的那条不死鱼。不死鱼很奇特，当你剖下它身体一半的时候，另一半很快又能复生，重新变回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不死鱼真正的死亡，是在“灵隐市最后那座叫蓝田石的煤气厂关闭了”之后。至此，不死鱼才完成了它存在的三重隐喻和象征:一者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神性和伟力；二者是现代人无穷无尽的欲望和贪执；三者是对灵隐保守性的反向批判。反对冒进的本意，并非就是赞成固执宿命。正如文中所言:“水至清则无鱼”，两者极端，同样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悲剧。 和不死鱼相近，贯穿小说始终又充满怪异的，是小说中关于“猇文化”的概念。事实上峡洲本土“猇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诚信，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作者对现实中以假乱真、以丑为美现象的揶揄和嘲弄。变形和跑偏的“猇文化”在市委书记高春海主导、文化和权利掮客尼龙头和隋墨等人的推动下，经过一系列的包装和打扮，最终俨然成为峡洲地区的主流文化，并攫取了文化层面的话语权。米兰.昆德拉说:文化就在大批地制造、语言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文化这东西不是手纸、抹布和万精油。文化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驱动力。其内在的基因密码和血脉传承既有地域和民族的个性化特征，又有其外在的融合与衍生过程中的重塑和更新。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的认同是繁驳的社会达成共识的重要基础，但不能成为强制手段。“猇文化”的本质是泛文化现象，是文化生态反动的聚焦和人性贪欲泛滥的绘描。“猇文化”图腾是性灵盲目和文化堕落具象的体现。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写实主义者——写实主义是塔的话，我是塔尖的那一部分”。小说类型的划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艺术的评论者又似乎偏执于此。《大城小市》文本里，现实、超现实、浪漫、魔幻诸多艺术表现手法深植其中，文本结构和布局形成的文本张力，叙事范式和叙事创新的大胆尝试，思想批判和美学呈现交相辉映，蔚为大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大城小市》是密切对应时代发展现场的、城市与环保题材的开先河之作，也不为过。从抱着美无止境的态度而言，小说文本似有两点可待商榷:一者是高春海的反面形象刻画并不彻底，缺少力度，有符号化或脸谱化倾向；二者是尼龙头、肖像等人的塑造可圈可点，但在峡洲已经肃清浊流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和陆大树一同出现在小说结尾，这对小说文本构建伦理是一种隐形的消抵。 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文明向光亮处走得愈近，理性就应该在黑暗中扎根愈深。但愿总会有一种渺小，能让我们认真凝视；但愿总会有一种虚无，能让我们心存敬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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