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统一“先行者”：柴荣在位6年，宵衣旰食为赵匡胤做了4件实事

后周二主的改革是统一趋势下的产物，它又为实现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太祖郭威以保境息民为主，禁诸军入辽、南唐境，与诸方通使往来，对北汉则几次挫败其进攻俘得北汉官兵，一概赐与衣物，遣送回归。这种措施不是屈辱或软弱的表现，而是积蓄力量，收揽人心，为此后统一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世宗柴荣继位，开始了统一活动，收到明显的效果。

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元年(954)继位后，一面厉行改革，一面进行统一战争，怀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宏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虽然壮志未酬，其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选能淘劣，刷新朝政

周世宗在政治上大力选拔贤能，将一些确有治国经邦、统兵作战的人士输送到国家重要的领导岗位，同时坚决惩办、淘汰一批徇私枉法的政府官员，不断刷新朝政。

王朴曾在后汉当校书郎，见后汉即将大乱，主动离职。顺元年(951年)，柴荣为澶州节度使，挑选王朴任掌书记，柴荣称帝后（即后周世宗）又迁王朴为比部郎中。

注：

比部郎中是唐代刑部官职，1人从五品上，掌句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及军资、械器、和籴、屯收所入。

王朴献《平边策》以后，世宗更欣赏其才能，决意重用，很快提拔他为户部侍郎、枢密使。周世宗三征准南，两次以王朴留守东京，全权处理朝廷的一切事务。

王朴在后汉怀才不遇，愤然离开，而在后周却大显身手，短短几年从校书郎升至枢密使，关键是周世宗善于发现人才，敢于重用人才。

北宋欧阳修说：

“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时，外事征伐，攻取战胜；内修制度，议刑法，定律历，讲求礼乐之遗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岂皆愚怯于晋、汉，而材智于周哉？惟知所用尔”。

这将后周的统一强盛，归结于周世宗选贤任能，的确表现出史学家敏锐的政治眼光。

当然，周世宗时期，并非王朴一支独秀，还有魏仁浦、王溥、范质、李谷、向训、曹翰、赵匡胤等文臣武将。

如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周太祖曾提拔他为枢密承旨，周世宗又提拔他任枢密使、宰相。当时有人说魏仁浦未经科举，不宜当宰相。

周世宗回答说，自古任用文武才略的人士为辅佐大臣，难道都通过科举吗？当过郡小吏的曹翰，在乡里名声不佳。周世宗先在澶州署他为小校。后出征高平，曹翰参与谋划，立有战功，寻迁枢密承旨，后来成为宋朝的开国功臣。

周世宗选拔人才，着重强调个人的文武才略，即使是布衣平民，或级别低下的官府胥吏，也能越次擢用，身居重位。

周世宗鉴于唐五代以来科举制度弊病很多，决定加以整顿，亲自对新及第进士进行复试。

经过复试，显德二年(955年)新及第进士16人，淘汰12人；显德五年(958年)新及第进士15人，落选7人。

世宗根据礼部侍郎窦仪的奏请，废除明经、童子二科。显德四年(957年)又批准加置制举，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治、达于教化三科。

全国不论前资官、现任职官、布衣百姓，都可以参加应试。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后周选拔人才具有比较广泛的途径。

和后周太祖一样，世宗惩治贪赃枉法者极为严厉。

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收税，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税钱，均被赐死。世宗发现修建永福殿的工徒削木片为菜匙，用瓦片盛饭，当即命杀死负责监工的供奉官孙延希，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等被免官。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父韩伦，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于预军政，贪污不法，韩令坤为其父陈请，周世宗毫不留情，流放韩伦于海岛。

此外，有的节度使未奉朝命擅自入朝，有的官员私自跑回家中，有的官员奉使外出因私事耽误不能按时回朝，有的官员审判案件失实，有的官员举人不当，都一一受到处分。

周世宗一方面大力选拔人才，一方面整顿政府机构，两者相辅相成，扭转了五代以来朝政混乱的局面。

周世宗重用一批有才能的人士充当宰相、枢密使、高级将领，对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并大大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全面进行。

2、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农村人口与农业生产的兴旺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军队的来源与军需物资的供应。

所以五代有识之士恳切呼吁“国富兵强，家给人足”。周世宗也认为“国以民为本，本立则国家安”，把广大民众关心发展农业生产看作国家富强统一的重要前提。

他刻木为耕夫、蚕妇，陈放在宫廷内，让自己和朝中官员时时见到他们的形象，不忘记奖励发展农业生产。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后周政府规定，自广顺元年(951年)以后，凡从契丹、北汉、南唐、后蜀各处归来或投降的军人、百姓，允许他们承佃无主荒闲土地，并充作永业。

第二年又发布诏书，凡人户逃走，土地荒废，其他人答应承担向国家缴纳租税，可申请耕种荒地。

倘逃户在三至五年内回到原籍，可从别人那里领回自己原有土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对于从契丹统治区回到原籍的人们，五年内可从别人手中收回原有土地的三分之二，十年内收回一半，条件更加优厚。

后周政府大力招抚流民，奖励人们从事耕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赋税的增加。

水利事业的好坏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极为密切。

五代诸国地处黄河中下游，自后梁以降，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淹没大批土地房屋。后周以前的各朝政府有时筑堤堵口，收效甚微。

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派宰相李谷到澶、郓、齐（今山东济南）等州督修黄河工程。各州征发民工6万人，从阳谷（今山东阳谷东北)抵张秋口修筑堤防。

显德六年(959年)，郑州原武县（今河南郑州东北)河堤溃口，又命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征发附近各县民夫堵塞决口。

后周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平均赋税的工作，按实有田亩征取赋税，收到了实效。

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鉴于近朝征收谷帛，多不按时，往往提前征收，乃指示三司使通告诸州府，今后夏税六月一日起征，秋税十月一日起征，永远成为定制，减少了随时乱征赋税的弊端。

3、僧尼还俗，以利生产

寺院田产扩大，广收僧徒，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劳动人手也随之日减；而且，剃度为僧者，除了痛苦无告的农民外，还有逃兵、犯法以及“恶逆徒党、山林亡命”之类的起义群众，又对政权起着威胁。基于这些原因，周世宗采取了“灭佛”措施。

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就有一个小官员李钦民疏请“灭佛”，疏云：

伏见天下民户，大半家贫产薄，征赋之外，差配尤繁，岂宜寒耕热耨之人，供游手惰农之辈。臣近以简苗外县，遍历乡村，僧侣聚居，精舍辉赫，每县不下二十余处，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家耕种，又免征税。…臣以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昔秦皇帝并吞六国，虎视天下，以兵多民富故也，僧何预焉。经曰：“圣人在上，国无幸民，民之多幸，国之不幸。”臣尝三复此言，为之扼腕。

这个倡议在后汉朝未受到重视。

周世宗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显德二年(955)，颁诏云：

“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

乃规定：

“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王公戚里诸道节刺以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

“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

同年，周世宗在后周境内保留寺院2694所，废除寺院30316，仍为僧尼者61300人。世宗此举，被佛教僧侣认为是“三武（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之祸”以后的再次大祸。

但它却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文献不载还俗僧尼详数，但可以估计不会少于尚存僧尼数的10倍。

寺院田亩免除赋税特权被废除，大批僧尼还俗，国家财赋及劳动力得以增加；而坐食的僧尼转事农桑，化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对生产的发展有利。至于严禁种种眩惑流俗，既有反对迷信之效，又可制止僧徒诈骗行径。

因此，世宗灭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周世宗实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后周“仓廪实，器用备”，为尔后南征北战能提供大批物资，保证战争顺利进行。

4、整编禁军，加强国防

军队是执行国家任务的武装集团，需要广大将士具有武艺超群的过硬本领，还要求有健壮的体魄，以及一定年龄条件的限制。因而军队成员要不断增加新生力量，减少不适宜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员。

但是，从唐后期到五代实行募兵制，全国禁兵、藩镇兵主要靠招募取得，不少人一旦取得军籍，便成为终身领取衣粮的职业兵。

各级军将为取得兵士们的支持，往往曲意顺从，很少在军队中进行认真的拣选淘汰。

这样，五代军队中老弱混杂，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周世宗总结显德元年(954年)高平之战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

“况百户农夫未能赡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升在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

后周决定扩充中央禁军，将藩镇军队中的精兵强卒选入禁军。

同时召募全国各地勇士，即使是山林草泽的亡命之徒，也予以赦免，由各州府送到京师大梁，世宗亲自试阅，挑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编入禁军。

又收编各国投降的军卒，如将北汉降卒数千人编为效顺军，后蜀降兵数干人编为怀恩军，南唐降卒分为6军，共30指挥，赐号怀德军。后周还清除军队中老弱病残者，将他们送回原籍。

后晋、后汉以侍卫司统领禁军，军权过于集中，容易引起动乱。

广顺二年(952年)，后周太祖在侍卫亲军之外，又建立殿前军，以李重进为殿前都指挥使。在高平之战危急时刻，侍卫亲军作战不力，由于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内殿直马仁瑀、殿前指挥使马全义等将领英勇奋战，终于转危为安，取得大胜。

世宗接着命令赵匡胤“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

殿前军补充了大批强壮之士，队伍迅速扩大，与侍卫亲军相互并列，一起承担宿卫、外出征战的军事任务，使中央禁军发挥出更强大的军事威力。

五代承袭唐制，骄兵问题十分严重。这是多次造成作战失败与频繁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

高平之战刚刚结束，世宗就打算严肃军事法纪，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支持下，将樊爱能、何徽等败将七十余人全部处斩。

此后，后周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在淮南作战失利，周世宗予以贬官，调离淮南前线。

世宗还一再下达命令，军队行军作战不准进入民居村舍，不准践踏民田、伤害禾苗，违者按军法处置。

军将赵晁、白延遇等人不听军令，在扬州贪贿钱财，劫人妻女，被后周淮南节度使向训处死。

周世宗为严明军纪，除惩罚失职的军将外，又重赏作战有功的将士。

高平之战立功将校李重进、向训、张永德、赵匡胤等数十人都一一迁官。即使资历浅、但作战有功的兵士，也有人“自行间擢主军、厢者”，当上了军或厢的指挥使。

崔彦进在后周建国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兵士，因参加出征淮南与北伐契丹之战有功，不到五六年间就提拔为散员都虞候、东西班指挥使。

这样不拘一格而按军功大小提拔人才，调动了广大将士参战的积极性。

在国防建设方面，周世宗主要是加强对辽国、北汉的防御。

河北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冀州（今河北冀县）一带，接近契丹辖界，辽国军队在后晋、后汉时经常越过胡卢河（漳河别名，在深州、冀州之间)南犯，破坏严重。

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亲自看图定策，派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领兵士、民夫疏浚胡卢河，设置静安军（位于今河北景县东北），留兵戍守。

周世宗命德州刺史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募兵千余人，在胡卢河一带随时打击契丹军。

此外，在深州、冀州东面由名将郭崇出任成德节度使，坐镇镇州。

在深州、冀州南面以骁将符彦卿任天雄节度使，镇守魏州。这样，后周在河北地区主要以静安军、镇州为防御契丹南犯的第一道防线，继以魏州声援，相互连成一片，不仅阻止了契丹军队南犯，而且有利于后周抽出大批兵力出征南唐。

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周世宗赐南唐帝李璟诏书说：

后周“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兵不告疲，民有余力”。

这表明周世宗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措施，国家实力大大增强，为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同时，后周立国虽然不及10年，而厉行改革，成绩斐然，为北宋统一和改革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它的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北宋继承并有发展，尤其集权于中央的诸项措施，当时是积极的，而入宋以后，积久弊生，如官职分离名实混淆，冗官倍增，就转化为消极的东西了。

总之，宋朝开国，虽然完成了统一内陆的历史任务，而其气魄则不及后周，这是与开国君主的见识有关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