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被定名为“罗家坝遗址”，首次发掘只规划了50平方米区域，而结果却有了惊人的发现——堆叠有序的文化层，穿越秦汉、商周，直达新石器时代。2001年，这个巴掌大的小考古地，成了引人瞩目的国保单位。
罗家坝遗址从灿若繁星的四川遗址地中脱颖而出，全仰赖于它的独特出身——曾经与古蜀国长期并存，却比古蜀国面目更为神秘的古代“巴国”。古老文物上的图画，描绘的正是这个面貌奇异的族群。
 与“蜀”一样，“巴”的起源同样扑朔迷离。 “巴”字本是地名。大巴山脉是分隔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界线，也是嘉陵江流域与汉水流域的分水岭，一般来说，居住在这片地域中，所谓巴山之中、巴水之畔的便是巴人。史载，巴人曾统治过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南至黔涪（今渝东南、贵州北部一带），北至汉中的广大地域。 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巴”也成为了国名、族名乃至不同族群所共用的名字。战国以前的“巴”，有着多个不同的概念：“巴地”文化所指代的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其时空的范围更为广阔；而“巴国”文化，则是与西周王室同姓的宗姬王族创造的。  ▲ 长江三峡的瞿塘峡，位于重庆奉节，是战国时期巴国的“东至”，有古道勾通巴楚。此地至今仍留有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古道，如纤道（水道）、砭道（山道），共同组成的复杂交通系统。摄影/黎明在《山海经》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中，便有“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的记载。神话是历史的影子，早在夏商时期，巴已经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方国。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可见，盘庚迁殷后的第四代商王武丁，数次占卜，询问是否及何时征伐巴方。最终，武丁和妇好亲自出战，两军互相配合，共同进攻巴人。从多次谨慎占卜、又派大军出征的史实来看，当时的巴方，必然不可小觑，否则不会引起殷商如此的重视与忌惮。 而在甲骨文中，“巴”字本身就像是一个弓身屈膝的人形，拥有着醒目的大长手。生活在群山中的巴人，无疑也会因此练就一身攀爬的本领，而这一姿态或许就被殷人记录下来，成为最早的巴人形象。值得提出的是，早期的“巴”并不是族群的自称，而是来自中原的称谓。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鄂西的清江流域或三峡地区，是巴的起源地——在以前，这样的假说很容易被现实的观感“击败”——这片至今仍然山深路险、交通不便的地方，如何能成为孕育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呢？但1984年“巫山人”化石的发现，将这一区域的人类活动史，上推到两百余万年前，换一个视角来看，这里气候温暖、渔猎资源丰富，且有着丰富的盐泉，似乎的确适合古人类的生存。 武丁征伐巴方，或可被视为商王朝拓展南土的一次重要尝试，在这一时期，巴人大致活跃在陕南的汉水上游至鄂西一带，成为中原南进的主要障碍。而随着中原的势力变换，巴转而成为周人统一中原的重要辅助。  ▲ 万州新田镇出土的战国虎纹铭文戈，戈上的虎纹大量见于巴蜀地区的兵器与乐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藏西周之初，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成为姬姓宗族最早受封的封地之一，其被分封的诸侯等级是“子爵”，所以巴国也被称为“巴子”。后世《左传》中也有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可见此时，沿着汉江流域分布的巴、濮、楚、邓，已经纳入周王朝的版图之下了。周人影响力的南下，使“巴国”与“巴地”的概念相复合，“巴文化”因之有了新的内涵。从此，“巴”也不再是他者的称谓，而逐渐成为自我的认同。 巴人尚武，才能备受周人的信任，成为重要战役中的先头部队。在这场大战中，冲锋在前的巴人竟“载歌载舞”，以极富震撼力的战舞，使得殷人的前头部队临阵倒戈，为克商之役立下了汗马功劳。 巴人以勇锐的士气、凌人的歌舞而载入史册，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质，也可以在出土文物中找到印证。在罗家坝遗址中，这个“战斗民族”的影子即无处不在。在M3号墓主的背心，嵌有6枚箭簇，M5号墓主身首分开，很可能他们都是一场激烈战斗的牺牲者。那只享誉考古界的“水陆攻战纹青铜豆”，赫然是一幅战争的全景图：一面是战前的歌舞动员，另一面则是将士们在水陆两个战场奋勇厮杀。 在无数巴人遗留下来的文物中，最重要的两类是兵器与乐器。
1954年6月，修建宝成铁路的工人们，在当时的广元昭化县宝轮镇的河谷中，发现了一处古老的船棺葬——宝轮院崖墓，这是第一次经由科学考古发现的巴文化遗存。在如同舟船一般的棺室中，除了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许多铜剑、铜矛、铜戈、铜钺。 铜剑的风格与中原式的铜剑不同，是一种独特的巴式剑：扁茎、无格，剑身常有斑纹，剑身剑茎同时铸成。这种巴式剑，可以接上很长的木柄，必要时可以投掷使用。尚武的巴人，把掷剑视作必备的技能，甚至是遴选部族首领时的重要参考。《后汉书》中记载，巴人曾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等五姓，五姓相约“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最终，来自巴氏的务相独中石穴，成为五姓巴人的首领，被奉为廪君，是巴人共同的祖先。  也正是在宝轮院遗址发现的同一年，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冬笋坝，也发现了一处类似的墓葬。墓葬中同样出土了类似形制的巴式剑，其上还有珍贵的虎纹。巴人对虎的崇拜，是极为醒目的“文化胎记”，他们生活的大巴山区，自古以来即是华南虎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因此，巴人对虎的崇拜和描绘，有着深厚的生活经验。传说中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成为巴文化中最重要的图腾。 虎的形象，也同样出现在巴人的乐器上。春秋时期，錞（chún）于从中原传入西南，这种常用于战争或祭司时的大型乐器，俨然成为巴文化的代表器物。巴人将陶质錞于改造为青铜錞于，并将普通形制的钮改为虎钮——青铜虎钮錞于的出土地点，几乎能勾勒出巴人的势力范围。不难想见，每当“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时，战士们以槌敲击或以手拍击錞面，虎正是在这隆隆声势中，鼓舞着巴人将士的士气，成为勇猛武士的象征及保护神。
▲ 战国虎钮錞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藏 不仅如此，巴人还有以奴隶或战俘祠虎的习俗。所谓“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竟也可以在文物上找到铁证。1975年，在今峨眉山市符溪镇出土的一件铜戈上，就有老虎吃人的血腥场景：朝援前锋，老虎正张开其血盆大口，虎口之下是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俘虏，侧身跪于地上，正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出生在巴山中的巴人们，一定见证了太多自然的伟力，故而总是将自己的灵魂世界寄托给鬼神；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颇为“务实”地兵戈相见，艰难地拓展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巴人勇锐，锐气喜舞，那曾在牧野之战中上演过的战舞，就是巴渝舞的雏形。巴人的舞姿，后来甚至传进了汉晋的宫廷，成为震慑四夷、宣扬国威的重大典礼。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巴文化与蜀文化是两支不同起源、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考古学文化。要区别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生产工具、生活器物是最直观的反映。 巴与蜀长期共存于西南，两者地域相近、文化相似，很容易彼此影响，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差异和共性的背后，正是巴蜀从对抗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巴蜀间的“相爱相杀”，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后汉书》中记载的巴人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大概位于鄂西的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一带。1983年，在长阳的清江北岸，发现了香炉石遗址，1985年，又在宜昌的西陵峡南岸发现了白庙遗址。在这两处距今约4000年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以圜底罐、釜为代表的陶器，这些器物几乎一直是巴人最主要的生活用具，是巴文化重要的早期遗址。巴人生活在崎岖的山地，圜底、尖底的器物，自然更易于固定。 ▲《山海经》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记载，巴人最早的图腾就是蛇，巴又被称为蛇巴。此后，才相继又出现鸟和白虎等图腾。上图为巴蜀地区汉墓内常出现的一种“守护神”镇墓俑，呲獠牙吐长舌，有蛇相，又在手中持蛇。而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一件青铜蛇（下图），长约半米，被铸造得惟妙惟肖，或为巴、蜀文化交流的例证。在其西面的成都平原上，三星堆一直是古蜀文明的代表。考古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三星堆一期（距今约4800-4000年），与二三期（距今约4000-3200年）之间，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别。一期的器物，主要以平底的陶罐、陶壶或圈足的陶尊、陶簋等为主，这与当地平坦的地势相适应；但到了二期以后，出现了大量尖底罐、高柄豆等更像是来自巴文化的器物。尤其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鸟头柄勺，很难在本土的宝墩文化中找到雏形。这一突然改变，似乎暗示着在三星堆的一期与二期之间，有强烈的外来因素进入。 鸟头柄勺上酷似鱼鹰的形象，是三星堆的符号之一，可能正是古蜀传说中第三代蜀王“鱼凫”的象征。有部分学者认为，鱼凫氏可能就是“巴族鱼凫部”，他们从鄂西出发，溯江而上，在川西建立起了蜀国。 这种推论或许并不像考古证据所显示的那样：巴、蜀更像是两支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酷似鱼鹰的鸟头形象，很可能与渔猎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四川盆地沃野千里，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发展出发达的农业和城市，而在盆地以东的峡江地区，其自然环境就并不适合农耕的发展，才会长期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随后的考古发现中，在宜昌的中堡岛、路家河和万州中坝子等遗址中，也发现了鸟头柄勺的文化元素，也许就说明了巴地对蜀地的早期影响。也暗示着在成都平原不停迁徙的族群，在碰撞中交融。 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巴地社会的主旋律，是没有尽头的战争。巴人的兴起，与本地丰富的盐卤资源密切相关，但这样独特的禀赋，也引起了楚人的觊觎。从西周中期开始，楚国便不断西进，至战国中晚期，这里已是“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
大约在战国中期，巴国内乱，当时的巴国将军巴蔓子许诺以三城池作为谢礼，请求楚国出兵平乱。楚王救了巴，但巴蔓子最终却后悔了，于是选择自刎以谢楚国来使，以此保存了巴国的城池。 巴蔓子承诺割让的三城，很可能就是奉节市的鱼邑、巫溪的巫邑和云阳故陵邑，都是当时重要的盐业中心。但巴蔓子死后，楚人仍大举西进，并在这一带设立巫郡管辖，足见楚人的战略野心。 时常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巴楚关系，最终促使巴人西进四川盆地。从公元前6世纪起，巴国先后定都丰都、涪陵、重庆、合川、阆中，不断迁移的这“巴子五都”，显示了巴人中心地从峡江地区向四川盆地迁移的历史。 巴人的到来，势必会压缩蜀国的生存空间，“巴、蜀世战争”“巴与蜀仇”成为这一时期巴蜀关系的缩影。但战争也会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史籍中记载了“鳖灵入蜀”的神话故事就是证据：“荆人”（可能是楚人或巴人的一支）鳖灵死后，尸体竟逆江而上抵达成都，见到了当时的蜀王杜宇，被立为相。杜宇最终让出王位，鳖灵成为了蜀国的丛帝，开启了古蜀国最后一个时代——开明王朝（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战国时期）。巴与蜀就这样融合了。 4 秦汉定义的新巴蜀 在楚国的压力下，北方的强秦，也对巴蜀虎视眈眈。而最了解秦人野心与意图的，非楚人莫属，楚威王曾敏锐地察觉到，“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这一时期的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国力迅速增强，成为山东六国警惕的新晋强权。在六国戒备之下，秦人向东扩张自然不易，于是将力量转向了西南。周慎王五年（前316年），蜀王征伐已经倒向巴人的苴侯，苴、巴向秦国求救，成为秦人进军西南的绝佳机遇。 ▲ 战国晚期巴王印。宣汉县罗家坝出土。就在蜀王征苴的同一年，秦举巴蜀，秦军从金牛道南下，在葭萌关大败蜀军——“蚕丛及鱼凫”的蜀国历史至此终结。秦军乘胜追击，亦将苴、巴纳入麾下，统一大业可谓旗开得胜。 在秦的统治之下，昔日的巴蜀之地设立了巴郡、蜀郡，行使与中原王朝相同的行政制度。汉武帝历时三十年开发西南，昔日的巴人、蜀人全面地融入到汉文化之中。到了西汉中期，巴文化、蜀文化作为两支考古学文化的意义，已经基本消失了，在物质方面已与中原地区趋同，巴蜀不再是西南夷，真正地成为“中原”的一部分。 “巴蜀”的并称深入人心，而“巴”与“蜀”的分立，从此更多地只被视作两种相对模糊的文化性格，成为类似“雅典”与“斯巴达”的文化符号。 周秦以降，巴蜀之地与秦、楚不断融合，更经历了巍巍汉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乐观、直率、包容、敦厚的文化特质，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趣的是，秦代所置的巴郡治江州（今重庆），蜀郡治成都，似乎成为埋藏千年的伏笔——巴蜀之间长期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直到今天仍在重庆、成都的双城演绎中，提供源源不断的模因、趣闻和竞争动力。 图文来源与参考： 《中华遗产》2020年11期《国宝四川·上》 撰文/楼学 让美相遇 让好发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