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了，有人觉得，广州人知道外国的情形，所以比别处的国人更能与外国人和平共处，其实不然！  五口通商以后，唯独广州人与外国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很是复杂 : 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理解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所以带几分的仇视。 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 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所以他们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比如，伍家的“恰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国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  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 而广州则日渐袭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也不少，所以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外国人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地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土大夫就骂他是洋奴，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 哪能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 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而在上海，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 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人和洋人杂处，不便管理，于是就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国人住宅区。这就是上海租界的起源。  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国人倘进去，就好像于尊严有损。外国人就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外国人与广州人之间的关系，不料双方竟然愈演愈起劲。 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国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 许诺两年后准外国人入城。耆英希望在两年之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就把他调回京，广东巡抚徐广缙被升为两广总督。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求问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 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 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国家的事看得轻。 通光二十九年（1849)，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定到了期。英国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土大夫和民众一致反时。徐广缙最初犹豫，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深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 第一，不与英国人交易。 第二，组织民众。 英国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重大胜利，并报告给北京。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1850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 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则徐来京。但那时林已病重，以后不久就去世了。 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赔款2100万两。 第二，割香港。 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即所谓“协定关税“。 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即所谓“治外法权”。 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国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第三条的“五口通商”。 他们觉得外国人在广州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了，现在又来个五口通商，外国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  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没有一个不是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国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甚至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因此时人反对割地，不反对割让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 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点呢。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国家的主权，贻害无穷。  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应当争的，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 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约。 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来。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 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合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他早已声明，欢迎列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竞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另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
|
|
来自： 昵称MJRlOV28 > 《文章（历史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