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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我喜欢用青蛙的视角，不喜欢鸟瞰” 腾讯文化：你是很难被限定在一种文学体裁内的作家。以《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为例，自传体、随笔、史诗，甚至菜谱……它是各种文体的杂交。事实上，在写作中，你经常致力于寻找史诗和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另一个空间”，你如何理解历史叙事和文学之间的界限？ 托卡尔丘克：我相信，每一代作家都试图寻找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世界。而随着世界的变化，这种描述的形式也必须改变。一方面，我们沉浸在传统中；另一方面，这种传统越来越狭窄，令人窒息，让人无法真正定位自我。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自我的声音。 在写作中，我总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我的声音、我的故事节奏。即使已经有了故事的话题和角色，我还是会问自己：“谁在说话？我听见了谁的声音？”事实上，谁来讲述故事，取决于语调和语言系统，以及情绪和氛围。我需要耐心和勇气来为笔下的角色定调。 我用这种写作方式写成了《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及后来的《飞行》。这些小说由很多碎片构成，如同星座群像中的一颗颗恒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画面，代表一种更广阔的意义。 腾讯文化：你也写过很多短篇小说，比如2004年的《最后的故事》（Ostatnie historie），你还曾提议创建一个“短故事节”。短篇这种形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托卡尔丘克：我相信如今的人们更倾向于用简短的方式来思考。这是我们和互联网共存的结果导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比如我们以为在用一个Windows系统，结果跳入大脑的是若干个彼此毫不相关的网页。因此，我们（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混乱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并从个体经历中找出更普遍的意义。 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作家的要求很高——需要高度的专注，以及创造“金句妙语”的能力。我总是告诉自己，长篇小说应该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恍惚状态，而短篇则应该让人体验一次微妙不可言喻的启蒙之旅，并给予我们洞察力。 创建“短故事节”的想法，源于一种反抗不公平现状的情绪——读者和出版商对待短篇小说的态度比长篇差太多，短篇小说总是不受欢迎的体裁，人们总是喜欢写些“大部头”，以致于崇高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日渐萎缩。 腾讯文化：“寻根”同样是你写作的重要主题，《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探讨了人们在新地区如何扎根的问题，《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探索了个人在历史长河中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为什么“寻根”的主题对你如此重要？ 托卡尔丘克：许多作家都会在某个时刻重返家庭叙事。家族故事是我们童年记忆中，能分享给陌生人的最私密的部分。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确实受到了我祖母的家庭故事启发，当然，我做了很大改动，加进了我自己的理解。距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把这本小说看作我的青春时代的映射。 腾讯文化：在以上两部小说中，你提供了一幅抑郁、古怪的“畸零人画像”，比如醉鬼马雷克和恐惧睡觉的苏姆，这些描写让人想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或者福克纳和麦卡勒斯的写作，孤独的畸零人总在寻求爱与平静。你写这些畸零人有什么用意？ 托卡尔丘克：把“人”（human）的首字母大写成“H”的宏大历史，总是在告诉我们战争与和平、显赫的人类功绩以及重大历史进程，而普通人和他们“小写”的生活总被忽视。后者的生活,我们只能通过文学来了解。 写作时，我喜欢用青蛙的视角，不喜欢鸟瞰。我喜欢从近距离、从底部看到的一切。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者，我很清楚每个人都有点古怪，都有自己独特的敏感点，无论好坏，我们都会把这些特质隐藏起来。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事实上，西方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非常强调这种独特性——由此，就会创造出一批强力而凸显的人物形象，这些文学人物往往比真实的人更生动，比如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和莫尔索。 “如今波兰人更愿意阅读那些与个体关系更密切的文学作品” 腾讯文化：波兰有伟大的文学传统，诞生了密茨凯维奇、贡布罗维奇、辛波斯卡和米沃什这样的“巨人”，作为当代波兰作家，你是否觉得年轻一代作家依然生活在这些“文学巨人”的阴影下？ 托卡尔丘克：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没认识过任何一个试图模仿辛波斯卡或米沃什的作家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写作的情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然而我意识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伟大的文学前辈建立了一种感知的范域，用来测试波兰语所能抵达的边界，而语言才是真正连接我们的东西。 看辛波斯卡和米沃什的写作风格，他们就像来自不同国家的两个人。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停止在“民族”范畴里思考文学了，文学应该被看作是某种语言的产物。人类的经验愈发普遍化，文学也变得愈发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译者是跨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使得阅读成为一种纯粹的人类行为。在波兰，我们对来自中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小说都抱有很高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深刻而精妙的交流手段。 腾讯文化：我们来谈一谈文学中的“波兰性”。波兰文学是东欧文学的一部分，在东欧剧变后，波兰文学也有了变化，原来旨在揭露殖民和反抗极权的“清算文学”逐渐淡出，新一代作家似乎把目光从“大社会”转向了“小社会”，不再想背负“现实使命”，对此你怎么看？ 托卡尔丘克：是的，文学如今变成了“私人的事”，但这并不是说它变得琐碎，或者回避了生活中重大而普遍的问题。 今天，我们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政治”不再是权力斗争、军备竞赛或者和平条约，它成了个体生活的一面多棱镜。他或她吃什么东西，是否觉得自尊受伤，是否实现了自我价值，自我独特性是否被接受，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责任，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对待自然、动物……这些都成了“政治”。如今波兰人更愿意阅读那些与个体关系更密切的文学作品。 腾讯文化：波兰有过沉痛的历史。在20世纪，它曾沦为德国和苏联两种极权模式的实验场，留下了历史创伤。这一创伤至今仍在对波兰人的精神状态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作为作家，你觉得自己是否存在某种写作责任？ 托卡尔丘克：我不是宿命论者。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强大、清醒且有支持力的社会，波兰就能变成现代化且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共同体。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时打击似乎会使一个社会丧失自尊，战败和数次起义（的失败）会导致天才缺席,人们无意识地进行自我贬低。这种缺乏自尊的心态会被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其有效工具。要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尊，提高自我估值，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文化建设——在社会中，建立能进行深入、具体交流的对话体系。 一些政客似乎并不喜欢这样做，他们把赌注压在工厂、矿山、进出口贸易上，但正是文化，才能让一个社会变得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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