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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图像论》初版于去年9月份，印数2000册，不到一年便已售馨，出乎我的意料。就读者的反馈信息来看，主要问题是“太烧脑”，不少读者说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仍然感到没有吃透。在此，我深表愧疚，尽管我已努力过了。就主观意图而言，我一直试图将学术著作写成美文。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我的行文颇受骈文影响，得意处经常使用排比、协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读者感觉“烧脑”呢？ 回想自己读书问学的经历，“被烧脑”也是常事；特别是当年攻读康德等现代西哲，被烧脑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在此，结合读者反馈和亲身经历，不妨假借郭熙“三远”说，对“烧脑”原因略作探讨。之所以假借“三远”说，盖因学术论域恰似画幅，无非是选取某一视点观察世界而已，创作（写作）与观看（阅读）概莫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主客关系怎样，决定了“烧脑”与否以及“被烧脑”的程度。所谓“主客关系”，主要是指“读者”与“被读”之间的距离，即“主客间距”；主客间距之远近，导致“一目了然”拟或“烧脑”是也。
先说“平远”。“平远”即学术视野之广狭，“跨学科”就可能导致烧脑。《文学图像论》涉及文学、艺术、哲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语图互仿”“语图漩涡”“顺势与逆势”“在场与不在场”“文学成像”“文学书像”……等等，都是跨学科产生的新问题、新概念、新表述。由于我们长期接受的是“专业”教育，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始终被某一“专业”所囿，也就不习惯、不适应这样的陌生问题、陌生语境。也就是说，“跨学科”之陌生，当是烧脑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高远”。“高远”即理论本身的“形而上”品性。大凡抽象理论，非俯视可见者也，也不是平视可得者，必须“仰视”它，“自下而上”仰望方窥一二。对于理论的仰视，在面对历史上的大理论家时特别明显,如康德、罗素之流。这些理论家之所以“大”，盖因他们所关注的是人类终极问题，不是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可感、可见的“柴米油盐”，而是诸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以及“怎样来”“怎样去”等一系列世界终极问题。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也是“文学图像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研究文学与图像的根本目的，是在其背后发现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后者就属于世界与人类的终极问题。“人之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但是，语言在图像时代遭遇严重危机，这不就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吗？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比讨论生活世界中的“柴米油盐”更抽象、更费劲、更烧脑。 再次是“深远”。“深远”即对象世界的远景，或云遮雾障，或烟波浩渺，朦胧含混而没有具象。这当然不是理论应有的品格，更不是它的全部或大部，而是其中极少部分，是理论中的“非理论”。理论之所以存有“非理论”，盖因人类终极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或不可能说清、不可能道明的问题。就理论表述而言，至此往往戛然而止，不能继续再说。面对此类问题，理论的任务只是引发读者去想象，由读者自行去体悟、去感受，将主动权转嫁给了读者。总之，理论中的“非理论”，实质是“不可说之说”。既然“不可说”，为什么还有去说？因为它是有意义的，甚至比明说的部分更有意义。体悟、感受没有被明说的“非理论”，当然也就更费劲、更烧脑了。
注意：我们在这里挪用郭熙的“三远”，旨在说明理论及其表述的品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局限在拙著本身。就拙著本身而言，似应补充以下几点： 一、我这儿所说的“跨学科”，并非仅指内容涉及多个学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将多学科的知识融会到了一起，进而生成了新知识、新论述；这些新知识、新论述，对于习惯了“专业”语境的我们，当然是陌生的、烧脑的。否则，仅仅“涉及到”多学科，而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依然独立存在，它们之间并没有“化成”新质，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一家”，后者讲究的是“兼通”而非“化成”。换言之，相对传统的“文史一家”，现代“跨学科”的知识域不仅涉及多学科，更重要的还在于不同学科的知识已被熔于一炉，不再单独存在而生成了新质。那么，这一“新质”是什么呢？就是以“文学遭遇图像时代”为背景的语图符号危机。这是此前没有被学界所充分关注的，因为此前并不是“图像时代”，“语图符号危机”也没有发生。 二、《文学图像论》之所以“烧脑”，也与我的学术表达理念有关。窃以为，“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完全是两码事，前者面对的是专家、学者，没必要交待他们所熟知的东西。我所坚持的理念是，学术论文应当直奔主题，力戒枝蔓，删繁就简、惜墨如金，目的在凸显主题、减少干扰；特别是在讨论新问题、深刻问题时，尤其需要如此，也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就不得深入，流于浮泛而不能弄清任何问题，或像散文那样任马由缰。例如，我们在小D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子：“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认为……”，在我看来，简省到“鲁迅认为”四个字就可以了，如此这般的修饰语不应出现在学术论文中，因为你的读者本身就是专家、学者，何况学术论文的目的是揭示真相而非表彰客体。当然，如果是从事文化普及、学术普及，那就可以另当别论了，不仅可以添加许多修饰，还可以添油加醋，多放佐料，以迎合大众口味为己任，“寓教于乐”是也。小D的问题是，他总是以学术的身份与口吻，叙述学界（读者）人所共知的常识，或为江湖哥们摇旗呐喊。 三、相对而言，我最近主编的《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倒是一种“大众读本”，至少这是我们编撰团队的初衷。该《简史》以多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为母本，调整视角，提取精华要义，面向通识教育重新编撰而成，以致于我们按照教材的要求与格式，每章后附了思考题和延伸阅读。即便如此，在大众媒体看来还是“不够大众”（确有其事）。此事使我幡然醒悟：大众媒体之“学术明星”，将“学术”通俗化是另一番功夫，与学术研究本身完全不同；任何人都无法将康德、罗素之流大众化，“通俗”只能相对而言。 总之，非常感谢2000位读者的厚爱！每每想象你们在忍受“烧脑”，我都感动不已。据说，出版社二印又是2000册，我想，这合计4000册，应该是它的“天花板”了！我并没有如此奢望。“文学与图像”研究尽管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我主观上决无“引领学术”之企图。“引领学术”是小D们的自诩和标榜。
难得《文学图像论》第二次印刷，乘机修改或更正如下：- （一）目录i第一章中的第二个小标题：“'语图’关系史及其诸问题”，修改为“语图关系史及其诸问题”（删除“语图”的引号）。
- （二）P.24倒数第4行：“炙手可热”，修改为“热火朝天”。
- （三）P.30标题：“'语图’关系史及其诸问题”，修改为“语图关系史及其诸问题”（删除“语图”的引号）。
- （四）P.72第七行：“五言题画诗”，更正为“七言题画诗”。
- （五）P.93注①：“《哲学研究·94-95》”，修改为“《哲学研究》”。
- （六）P.93注②：“《哲学研究·57》”，修改为“《哲学研究》”。
- （七）P.95注②：“《逻辑哲学论·201-203》”，修改为“《逻辑哲学论》”。
- （八）P.98注①：“《哲学研究·79》”，修改为“《哲学研究》”。
- （九）P.114注①：“形正有名”，更正为“形正由名”；“方圆黑白”，更正为“方圆白黑”。
(十)P.115注（接上页）：“名之于事物”，更正为“名之与事物”；删除“上海师范大学”六个字。(十一)P.117注①：删除“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王琯撰，《公孙龙子悬解》”；在后引号之后、“中华书局”之前，插入“王琯：《公孙龙子悬解》”。(十二)P.120最后一行：“非徒膳食有补充”，删除“充”字。(十三)P.305第一行：“深调和”，更正为“深调合”；“情多拂郁”，更正为“情多怫郁”；第二行“从横争折”，改为“从(纵)横争折”(“从”与“纵”通)(十四)P.311倒数第三行：“本书研究”，更正为“本研究”。(十五)P.313最后一行：“不是从那部古书中”，更正为“不是从哪部古书中”。(十六)P.319第五行：“语图互访论”，更正为“语图互仿论”。(十七)P.336第4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更正为“上海大学美术学专业”(十八)P.337表格：删除刊名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版”或“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章英文刊期“VOL”，改为“Vol”.(十九)P.338第一至第二行：删除“（哲学社会科学版）”。
另有第301-302页，关于书体分类，也有不妥之处。一方面，古代书体概念并不严格，交叉、混用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尊重历史，没必要强行改变固有内涵。例如“真书”和“正书”，前者通常指楷书，而楷书又堪称正书典范。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混乱，但也没必要强行规定书体之真、草两分；如果一定要“两分”，首先应当是正、草之别，以便与传统概念接续血脉。由于这次是重印而非再版，涉及到的这一理论表述并非“勘误”，所以只能保留原文不变，算是我识书途中留下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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