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历史似乎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170年前，公元832年，繁盛的大唐已接近尾声，在江南金衢盆地的中部地区——兰溪太平乡（今兰溪市游埠镇）一个叫登高里的地方诞生了贯休，之后便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诗画僧，他所创作的《十六罗汉图》至今仍是一个谜，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贯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最有影响的禅宗画家之一”，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而近800年之后的公元1610年，气盛一时的大明朝也步步逼近了它的终点，在距登高里不足20里的地方，一个叫夏李（今兰溪市孟湖乡夏李村）的村子里诞生了李渔，之后，他同样成为了世人瞩目的艺术家，在戏剧、小说、诗歌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被后人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东方的莎士比亚”，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晚年还倡编了一本《芥子园画谱》，三百多年来盛行不衰，成为中国画临摹之范本，可以说是与王羲之的书法临摹本《兰亭集序》齐名。 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个比较，贯休与李渔可以说两人是同乡，同生一块土，同饮一江水，而且两人在诗书方面都很有造诣，常常有人请他们写诗、作序、撰联，至于画画只是他们的业余。贯休因为有人请他画罗汉，他推托不掉才画之，而李渔也只是偶尔画之，但他们俩为美术界创下的成就似乎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诗书界的名气，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本人才疏学浅，只因两位前辈都是同乡，偶尔翻阅书籍，不由得对两人的处世与艺术之比较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信笔作此拙文，供诸位方家贻然笑之。  李渔（1611-1680）明末清初戏曲家、文学家。 贯休（832～912），唐末五代前蜀画僧、诗僧。  同处乱世，名埃利尘  如前所述，贯休生于唐末，名于五代；李渔生于明末，名于清代，他们短暂的一生都跨越了两个朝代。我们知道，每每更朝换代之际，人间必是风起云涌，战火纷飞，在这样纷乱的年代，人们往往是明哲保身，能够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哪还能顾及什么名和利呀，由此也造就了两人何曾相似的生命轨迹。 贯休七岁出家做和尚，就能日诵《法华经》一千字，若是一般人这么一部经书起码也得念上三五年吧，而贯休过目不忘，几个月功夫就全部背下来了。若要现在，凭贯休这脑袋要考个清华北大的根本就不在话下。但是贯休他已看破红尘，只想在人间找块净土。他曾在诗中写道：“是是非非竟不真，桃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杀人。”“门前数枝路，路路车马鸣。名埃与利尘，十里万里行。” 古人为名为利拼命撕杀，到头来还不是一样都化作青云。贯休一生都与青灯黄卷为伴，云游四海，并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在他六十四岁那年，他写了一首诗去见吴越主钱镠，钱镠当时正有扩张称王之野心，要贯休把诗中“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十四州”改为“四十州”，并许诺他高官厚禄。贯休回答道：“州也难添，诗也难改，我这淡泊一生，如同闲云孤鹤，高官厚禄对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说罢便拂袖而去。几年后，在贯休七十岁的时候云游到了四川，这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平，贯休在这里受到了蜀主王建的礼遇，度过了他幸福安祥的晚年。  与贯休一样，李渔自幼聪颖，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家祖上几代贫农，从来没人当过官，家族里人都希望他能中举，成为一个拿国家俸禄的人。可是李渔生不逢时，几次赴杭考试都不顺利，要么遇上战警，要么遇上路匪，一转眼就到了三十岁，自己想想都惭愧，他在30岁元旦作《凤凰台上忆吹箫》道：“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织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醺。”看时局纷乱，繁盛的大明朝转眼之间就大厦将倾，不觉心灰意冷，对名利场上的事也终于看破了，他回到故里隐居乡野，做起“识字农”来。在故里，他抛却功名，一心想着百姓，并为首倡建了河坝、水渠、凉亭等一些公益性设施，他还在一座凉亭里题联道：“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携全家老小离开了兰溪，先后到杭州、金陵（今南京）等地开书铺、办戏班，硬是靠卖书、唱戏的钱养活全家。他在金陵寓所芥子园内的戏台上题联曰：“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雪儿是他的爱姬小名。此时的李渔追求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自由，至于名与利，他觉得不必为此所累。只是他的晚年没有贯休那么幸运，碰上明主，李渔在他晚年的时候曾写过一封读了让人心酸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寄给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低头求人。可就是这封求助信得到的银两也不多，更让李渔感到了人情的淡漠，他终于在这叹息声中遗恨西湖。  12 标新立异，狂逸豪放 贯休与李渔不但在生命轨迹上有相似之处，在其艺术创作上也有相似之处，两人在艺术创作上都十分崇尚“标新立异”，认为“创新”才是艺术创作之魅力，之动力。 在贯休之前也有人画过《十六罗汉图》，但都没有突破一般人物画的框框。自从贯休画了《十六罗汉图》之后，那罗汉才成为罗汉，成为艺术的罗汉，成为传世的罗汉，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先锋派的前卫作品，当时人们见了，“无不骇瞩”。至于他的应梦之说我想完全是个托词而已。因为历史上每当有先锋派出现，他们最初的作品往往不被人们所理解，而有了这个托词以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了。因为谁都没有见过真正的罗汉呀，贯休说在梦里见过，或许真有此事呢。其实从艺术角度上分析，他这是在传统的人物画创作上进行了艺术的夸张与创新，臆想的外化与具像；再加上他狂逸豪放的性格，为他形成这种狂放的画风奠定了基础。据说贯休的草书也颇具狂逸之势，当时人比怀素，著有草书《千字贴》，只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这种豪放的艺术风格还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如《行路难》、《山中作》、《观怀素草书歌》等诗，读来颇具气象。  “标新立异” 的创作观念同样贯穿着李渔整个文学创作生涯的始终。他一生创作甚富，擅写各种体载的文章，其流传下来六百余万字的著作的一个总特点就是“新”。同时代人评论他的著作时说：“凡书序、传论、史断、杂说、碑铭、论赞以及诗赋词曲”都“匠心独造，无常师，善持论、不屑依附于古人成说”。比如：他给自己的全集取名为《一家言》，小说集取名为《无声戏》就别出心裁；芥子园书铺印行的袖珍本小说，以及韵事笺、织锦笺就令人耳目一新；他设计、制作的园林、山石、联匾、窗栏、居室、几案、暖椅、床帐等无不突出新、奇、巧的特点。李渔为人也十分豪爽，敢说敢为，无所顾忌，大不了再回到乡下做“识字农”去。他写的《肉蒲团》可以说是色情文学的经典之作；他还改定出版了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所以有批评家说他是“最无耻文人”、“最堕落作家”，我想这种批评是极其片面的。在他晚年的时候，与女婿一起编辑了《芥子园画谱》，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本系统的绘画教科书，为我国普及国画事业以及提高国画创作水平起到了很大积极作用。  其实从有关资料分析，贯休、李渔都只是一位业余画家，但他们的业余之作都被传为绝唱，这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贯休虽然诗书画都十分精通，但他平时画的并不多，《十六罗汉图》是他在六十岁云游至杭州时受一张氏药店之求而作的。没想到他这一画竟然画出了美术创作的另一片天地，人们为之眼前一亮，原来人物也可以这样画！从而奠定了他在人物画创作史中不可忽略的地位。而李渔与贯休比起来更是一位业余画家，虽说距今只有三百来年，但是他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也没有几件，上海博物馆藏了四件，近几年民间的一些书画拍卖会上也出现过几件，但为数极少。在他晚年病重的时候，有一次看见女婿沈因伯收藏了许多名画家的小品，他看着喜欢，于是萌生了要编一本《芥子园画谱》的念头。等第二年《画谱》出版的时候李渔已经辞世西去了，但是他为之付出的心血使后来者永远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有时候想，如果贯休的那本草书《千字贴》若能传下来的话，肯定不会比怀素的差，或许还是草书的临摹范本呢！那样的话与《芥子园画谱》是一书一画，成为书画界的绝世双谱了！ 俗极大俗，淡泊一生  我们将贯休与李渔再仔细地作一下比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贯休是个和尚，而李渔说白了，是个戏子，这两种职业在以前都是社会上最低等的，最让人瞧不起。而贯休与李渔都是看破红尘之人，无所谓人家怎么看，四海为家，云游全国，照样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来，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不能将他们从历史的痕迹中轻易地抹去。   我以为，脱尘之人一般有两种，要么是雅极大雅，要么是俗极大俗，贯休与李渔都属于大俗之人。他们两个在为人处世上都是十分坦诚的，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有时候甚至不被常人所理解。比如贯休他走在马路上，有时候会敞着衣服，还一边嘴里嚼着果子，也不怕别人笑话。他还敢在蜀主面前讥讽那些大臣贵戚们，说他们不学无术。而李渔比贯休之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敢于在饭桌上大谈闺中之事，所以有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就写文章骂李渔，说他是“性龌龊”、“有文无行”等等。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李渔并不急着去辩白，他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他相信历史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 李渔像 贯休与李渔的一言一行看似俗不可耐，实则俗极大俗，大俗即雅，与常人之俗是有区别的。此大俗之人为看破世俗，名埃利尘，是俗之最高境界，所以他们常常会说出一些非常人所说之言，做出一些非常人所做之事。但贯休与李渔同样都是淡泊一生，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并未曾做过一件惊世骇俗之事；可他们的一生却又是极不平凡的，《十六罗汉图》与《芥子园画谱》无意间成为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两个转折点，对美术创作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贯休与李渔一生清贫，在晚年却有不同遭遇。贯休因为受到蜀主王建的礼遇，在四川度过了生命中自由快乐的最后十年，圆寂后厚葬在成都北门外。虽然他生前有过交待，“地为床兮天为盖，物何小兮物何大，苟惬心兮自忻泰，声与名兮何足赖”，一再嘱咐自己死后要“事之以俭，可于王城外，藉之以草，覆之以纸而藏之，慎勿动众而厚葬焉。”但蜀主并没有满足他的这一遗愿，命宰相作铭，建白莲塔，让王公贵戚们都前去为他送葬。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搞得极其隆重。从此蜀主王建也得到了一个“爱臣如子”的好名声。而李渔却没有贯休那么好的运气了，他的晚年贫困交加，极其穷酸，戏班子散了，芥子书铺也卖给人家了，连造西湖边的寓所层园的钱也是向北京的一些官场朋友那讨来的。他在诗中写道“贫以墓田归北阮，老将诗骨葬西湖”。1680年，李渔终因一生奔波，劳累成疾， 最后死在了一个大雪天，身边除了一些家里人，没有几个朋友陪在身边，显得特别冷清。后来还是在知县的帮助下，满足了他生前的遗愿，葬在了西湖边的一个山坡上。墓碑上只写着“湖上笠翁之墓”六个字。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墓早已淹没在岁月的尘土里，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而在成都北门外，贯休的墓塔仍然高高地矗立在那里。 (原文收入2003年浙江省人物画研究会《贯休研究文集》一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