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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生命根源来说，我永远是我父亲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永远是先父的叛徒。 先父是一位篤实的理学家，他对程朱理学和儒家思想的篤信，已经达到要排除佛道各派思想的程度。而我则是反孔的，倒和老庄的思想相接近。 先父是曹家三百年中第一个上府去应科举的人，他到浦江城中去应县考，浦江童生指名他是金华人，便给赶了出来。先父心有不甘，便背着曹氏家谱到金华府应试，以第一名秀才压倒了全场学子。先父自幼种田，进了秀才，便挤到绅士中去了。他是不肯认命的人，到杭州去应最末科举人。那一科没有中，却带来了康梁维新变法的思想回来。他认为救国先要救乡，救国救乡要先办教育，以开启民智。他捐家办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在蒋畈办起了“育才学园”，这是开中国新式教育先河之事。 先父青少年时，身体很怯弱，二十八岁那年，大病几乎死去。他处危殆境况中，总是说：“我比如二十八岁那年死去了，怕什么！”除死无大难，这就战胜了横逆之境。看起来先父那么一个瘦弱的身子，却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我阅世六七十年，能如先父这样敢作敢为的汉子，就很少了。先父一生公私交集，超水准的劳顿，数十年中，每晚上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年未五十，就已白发飘萧，五十四岁便谢世了。先父的一生心力，放在办新学上。从晚清到一九五0 年，那五十年中，先先后后，学生人数总在三千以上。他生前二十五年中，亲炙他的教训的也有一千多人。先父的风格在儒家之中，比较接近孟子。先父认为立志为圣贤，尧舜的己饥己溺，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这都是青年人应该有的志向。先父一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为之，是一个墨子之徒。在躬身实践上，和北方人颜元、李塨 的路子相吻合。他的关心社会治安，培养民间新风尚敢作敢为的立身之道，朋友们称之为“蒋畈精神。”先父初创“育才学园”，便是超时代的。先父兴女学，提倡放放脚，创办纺织厂以来，我们四近乡村的青年教育、妇女教育，就和城市的水准相接近。我们这一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读书识字，提起笔来都能写得象象样样的，而且每一个人都能登坛演说，发挥得有条有理。以蒋畈为中心，这种识字教育的振幅有如太阳，影响到每一个村落。我和陶行知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半由我的至亲王琳弟而来，他的教人与立身和先父梦岐先生相吻合。王琳原是先父弟子，又是行知先生的入室弟子（南京晓庄师范第六任校长）。他说：“梦岐先生是土生土长，带泥土气息的陶行知，陶行知呢，正是漂洋过海，吃过面包的曹梦岐，着眼乡村文化，注重生活教育，行而后知，实践躬行，都是相同的。”
先父把教育事业看得那么重要，说起来他是校长，终身没见过半分钱薪给的校长；还兼国文和历史课程，他自己改卷，还时时要考核全校学生的成绩。先父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一事业上，把学生看得比自己子弟还关切。 先父的一生，一直乞灵于所谓“法律”的，不管谁是统治者，他相信法律是不变的准尺，正如朝代变了，度量衡的标准是不会变的。先父相信正可克邪，万事敌不过一个理字。他就是以理自恃，诉之于法，居然也打开了重重难关，很少失败的。先父主张认定目标一步一步做去，日久自成，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他一生致力于普及教育，改良生产技能，只要耐着性子，慢慢去做，便可以成功了。 先父的治学立身之道，便和叶水心、陈同甫、唐忠友相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却没有城市洋学堂的习气：我们要自己扫地、揩桌子、煮饭、洗衣的。他说：洒扫应对进退，都是学问。 我对先父“畏”的成分多于“敬”的；他以坚强的意志来克制种种欲念，立志成为圣人之徒，因此我一直怕了他，不肯和他相接近。别人都以为先父只疼爱我这个孩子，我呢，却畏敬而远之。我是先父去世了以后五年中，梦中还是怕了他的。他在世之日，我几乎做什么都要考虑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再去做的。先父临终，对我有一句遗言：就是劝我要早睡早起，每晚的睡眠要足。这是他自己身受的苦痛，他这一生太劳苦了，就是睡眠不够，饮食不时，所以早衰了。先父乃是蒋畈村中的古樟树，我呢，是攀附在那樟树上的葛藤。 徐元奇 曹汛 摘自《蒋畈六十年》 《我与我的世界》 2012年8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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