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中华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国，基本势力不及中国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

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个不彻底的方案， 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

为什么不彻底呢? 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

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

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但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政府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就极其雄厚，再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

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中华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到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1866)。他的家庭是中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种地，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土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政府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

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

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报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 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 1884)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 1894)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

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 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

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 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到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土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动摇了许多人对清政府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得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

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 ，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中华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

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 对他所报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各自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

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人举行了民权的革命。

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然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但社会仍不安定，这是因为英、美在十九世纪时虽科学发达，工业进步，但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 这岂不是偏于思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批评中山先生。

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宣言革命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 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遭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