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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 牛奋其角，箕张其口。 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 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 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讙。 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馀。 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 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这首言辞怪异，读来颇为诘屈聱牙的诗，是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学家韩愈，对自己略显悲剧性的命运做出的自嘲与自慰。 韩愈的诗里，第一句说的是他出生的时候，天上的月亮正好停留在了斗宿。在古代乃至于今天的星座算命术中，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出生时候的天象。一个人出生时，日月五星所处的位置决定着他人生方方面面的际遇。星空中最重要的无过于太阳和月亮，在他生辰的这个时间点，太阳与月亮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吉凶祸福。在星占学中，出生时太阳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命宫”，而月亮所在的位置被称为“身宫”。
韩愈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所谓命宫，古人解释说是“言人初生时看东方是何宫分出地平环上，即为命宫。命宫系人性体、寿数，一切创生之事也”。而身宫则“系人生财帛、衣禄、生理、相济助，并未来之事”。足见这两宫于个人的命运有多么的重要了。明朝在攻下元大都后，收缴了一批元代宫廷所藏的图籍，其间有“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洪武十五年（1382年），供职于钦天监的海答儿等人奉旨“择其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第译之”，上述这段对命宫与身宫的解释，即来自于此。 韩愈出生的时候，月亮正好在斗宿，这意味着他的身宫所处之处，恰是黄道十二宫体系中的摩羯宫。此时的天空中，牵牛星顶着大牛角，箕星张着一张大口。牵牛星不是真的牛，它拉不来豪车，“南斗”星组成的“斗”，也不是真的“斗”，它装不了美酒。拥有如此奇怪的意象，对有此命格的人来说，其悲剧的命运也是与众不同的。 如今的穷人常常哀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可是说老实话，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穷人，其实是不会太痛苦的，因为一直吃苦的人，当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糖”的东西存在时，肯定会更觉痛苦。韩愈描述的星命，其悲催的地方正在于，这个注定穷困一生的人，却又时不时地有见识豪车美酒的机会，只是于他而言，这些荣华富贵都是镜花水月罢了。真正的惨，是梦里坐豪车，醒来骑单车；梦里喝茅台，醒来老白干。 韩愈对此可能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见过大世面的，离功成名就常常只有一步之遥。韩愈的人生，是每在希望处绝望。 唐代的进士数量极少，大部分士子终其一生等来的都是名落孙山的悲剧。韩愈的科举之路，并不畅快，但他又是幸运的，他在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的时候，竟然考中了进士。唐代的进士，在官场上的起点远不如宋朝，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考中进士的他，意气风发地参加了三次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可却次次都落榜，只得离开京城到藩镇上谋个差事。 在外蹉跎了差不多十年后，韩愈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的考试，当上了京官，从国子监一路高升到御史台。可是好景不长，刚当上监察御史后，他一腔热血地去打“大老虎”——京兆尹李实，结果老虎一发威，反倒把他打趴下了。他被赶到了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连州阳山县（属今广东省清远市）。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靠着自己的才华与努力，又一步步往上走，终于回到了京城。他不仅当上了文人们梦寐以求的中书舍人之职，还跟着宰相裴度征讨淮西。正当他意气风发之际，竟又因为一纸《谏佛骨表》被贬潮州，从天堂跌到地狱！ 豪车美酒，终究只是一场空，这就是“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之于韩愈的意义。“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在感叹让人空欢喜一场的牛、斗不灵的时候，韩愈发现，自己命中的箕星却神得不得了，无时无刻不在显灵，搞得他不断地处于颠沛流离之中。韩愈一生，不停地被贬官，特别是连州和潮州贬，路途都极为遥远， 回首长安，前路茫茫，他不得不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绝望。 摩羯座的韩愈，在两百年后有了知音。苏轼在读了韩愈的这首诗后惊奇地发现，他们二人都与摩羯座有着不解之缘。苏轼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苏轼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卯时出生在眉州（今四川眉山），考虑到时差，他的生辰时间当为公元1037年1月8日北京时间6点到8点。这时的星象，正是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出现在摩羯宫的时候，也即苏轼的上升星座就是摩羯座，苏轼说他以摩羯为身宫，所言非虚。 摩羯座的宿命，是“平生多得谤誉”。韩愈慨叹自己的命格， “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讙。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意味着他的命运常为声名所累。苏轼名满天下，也为名所累，乌台诗案之难， 其实就是为声名所累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苏轼自己说，谪居黄州之后不久，坊间盛传他和曾巩已在同一天离世，而且故事还编得绘声绘色，说苏轼死时，“如李长吉事，以上帝他”。相传唐代才子李贺临死前，看见天帝派绯衣使者相召，让他到天上白玉楼为上帝作文章。因此这个“如李长吉事”的江湖传言，说得跟真的似的，连皇帝都听到了苏轼的死讯， 还专门找来苏轼的老乡蒲宗孟，问他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当听到确有其事后，神宗“且有叹息语”。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民间又到处传言说苏轼已得道飞仙，“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而且京师中的人都说，这个消息是苏轼的儿子在家书中所说，绝对千真万确。 更奇葩的是，有一天某人从广州来见苏轼，跟他说：“太守柯述言，吾在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意思是说苏轼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只留下了所穿的道袍一件，大家纷纷传言他白日飞升了。苏轼感慨“吾平生遭口语无数”，原因就是，“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之间而身宫在焉。”他说，韩愈说摩羯座，“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讙”，看来是真的，“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尔。” 苏轼无法理解导致他官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宋代皇权专制的日益强化的历史进程。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气质，已经和越来越没有底线、党同伐异的官场恶习格格不入。他只得归咎于时也命也，用这样的方式化解掉内心的苦闷和抑郁。既然自己的遭遇，只是摩羯座人的宿命，那自己又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在命途多舛这件事上，他倒是想得很开。他曾经开玩笑说，摩羯座的人都惨，自己其实还不是最惨的。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个比他还倒霉的摩羯座倒霉鬼——马梦得。 他跟大家说，摩羯座就没有富贵人，“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首。”马梦得有多惨呢，苏辙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马梦得，诗中他描述马梦得的境况：“男儿生可怜，赤手空腹无一钱。死丧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归黄泉。徒行乞丐买坟墓，冠帻破 败衣履穿。”一分钱难死英雄汉，马梦得身无分文，衣服破了，鞋子也穿洞了，父母死后没钱下葬，只有靠当乞丐四处讨钱来购置墓地。简直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啊！ 马梦得，名叫马正卿，梦得是他的字。马梦得的生平，史籍失载，我们只能从苏轼的片言只字中得知他是雍丘人，曾经当过“太学正”。他本来在京城的太学当老师，苏轼赞许他“清苦有气节”， 可能因为为人太正直，结果是学生不喜欢他，同事也讨厌他——“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苏轼说自己年轻时曾经有一次偶然路过太学，到他的“斋中”，把杜甫的《秋雨叹》题写在他的屋壁之上。 《秋雨叹》以秋雨之景，叙说的是老大无成、穷困潦倒的心境。写者无心，而看者有意，大概是被诗里“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的言语刺激，马梦得决意不跟太学这帮恶俗之人玩了， 即日辞职走人，回了老家，不再出来当官。没有官做，当然只有 “白首穷饿”了。 写到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苏轼的惨，很多时候是自己 “作”的，怨不得人；而马梦得的惨，纯粹是被苏轼“坑”的啊！马梦得混到这个地步，纯属交友不慎嘛！要不是苏轼跑到人家房间里乱写诗，也不至于搞得马老师没了工作，穷困潦倒一生嘛！ 二 以黄道十二宫为基础的、从西方传来的星座算命术，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提供了通过天象测算个人的命运和吉凶祸福的机会。但唐宋人运用星座算命术，并不是直接将星命理论中的“黄道十二宫”拿来就用，而是将十二宫转换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体系来进行“星盘”的推算。如韩愈、苏轼在说自己是摩羯座时，其实说的是“斗宿”。杜牧推算出自己是天秤座，但也不说天秤宫，而是说“角宿”。
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新疆吐鲁番出土 最能表明星座算命术已经从外来技术内化为中国本土技术与文化的例子，就是摩羯座命运的反转。本来韩愈、苏轼在星命占算中发现自己是摩羯座，是为了排解自己的“命不好”，因为在星座算命术里，摩羯座并不是什么好命。韩愈和苏轼命撞摩羯，两人都自认倒霉。可他们二人，虽然官场不顺，却才华横溢，名满天下，成为无数文人士子艳羡的偶像。渐渐地，在宋代士人看来，能跟他们同病相怜也是一种与有荣焉的福报了。 南宋中期当过宰相的周必大，一生驰名文坛，而且官运也不错，可他却老是想跟韩、苏二人一样也作摩羯座人。他常在诗文里感叹自己和他们“星辰偶同”，命中注定不是富贵命，所以“宜退不宜进”。他在诗里说：“亦知磨蝎直身宫，懒访星官与历翁。岂有虚名望苏子，谩令簸恶似韩公。”言下之意是说，自己是摩羯座的命，自己也认命了，不必再找算命的术士占算命运了。他自嘲说，有了这个命，不求跟韩愈、苏轼一样名满天下，但求不像他们二人那样颠沛流离就好了。 话虽如此，可他在诗里流露出来的，不是对摩羯座人命运不济的失望，而是有点暗中高兴和低调炫耀的味道，因为一个文人可以遭遇韩愈和苏轼的人生，也算是不虚此生了吧！不过周必大的命算得并不准，他跟韩、苏二人还真不一样，他就是大富大贵的命，先是掌朝廷诏令多年，后来又当过孝宗朝的宰相，最后全身而退，富贵令终，他的命可好得很啊！他真实的命运和他用星命“想象”的命运，差别这么大，这里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按，周必大生于靖康元年（1126）七月十五日巳时（8月5日早上九时至十一时），此时的月亮其实正好位于地平线下方的宝瓶座附近，离摩羯宫还远得很。因此，他其实差一点才是摩羯座人，正确地说，他的身宫是宝瓶宫，不是摩羯宫。他是属于硬要来凑这个热闹的。 南宋晚期的方大琮，以开禧元年（1205）的省试第三人及第，历任南剑州学教授、江西转运司参议官，将乐、永福知县，太府寺丞、右正言、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舍人院等职。他的官运不算好，但也不算差，可他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老强调自己是摩羯命。 他说自己“枯槁余生，逢春已晩；奇穷薄命，任斗不神。惟磨蝎所莅之宫，有子卯相刑之说；昌黎值之而掇谤，坡老遇此以招谗。而况晩生，敢攀前哲。”这些话表面上说的是自己成了摩羯座人，会不幸地跟韩、苏一样，招来小人的忌恨和陷害。但他的言辞之间，分明是有些沾沾自喜的，因为名满天下，才会谤满天下，如能有韩、 苏二人的成就，招点口舌是非，对于宋代的文人才子们而言，怕是也会甘之如饴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段自嘲的话里也把八字算命法的子、卯相刑的观念混在星命之中了，可见这时星座算命术已和中国古代传统的数术结合在一起了。 宋朝最后一个摩羯座的名人，可能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他曾写诗给朋友述说自己的命数与志向，诗曰： 磨蝎之宫星见斗，簸之扬之箕有口。 昌黎安身坡立命，谤毁平生无不有。 我有斗度限所经，适然天尾来临丑。 虽非终身事干涉，一年贝锦纷杂糅。 吾家禄书成巨编，往往日者迷几先。 惟有一轩曾正德，其说已在前五年。 阴阳造化荡昼夜，世间利钝非偶然。 未来不必更臆度，我自存我谓之天。 文天祥知道，黄道十二宫体系的摩羯宫，对应二十八宿的“斗宿”，二者在星命上是等值的。他也知道摩羯座的命格容易招来口舌是非，韩愈、苏轼的命运，再次成为他认知摩羯座命运的样板。
敦煌壁画中的“魔羯座”，位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璧 文天祥到底是写过《正气歌》的人，他一身正气，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沉迷于功名富贵，求神问卜之心就淡得多了。在他看来，世间算命的方法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算命先生也常常弄不明白， 纠结于此，是没有意义的。最后这句“未来不必更臆度，我自存我谓之天”，颇有天命在我的气度，气象之大，绝对超过大多数宋代士人的三观。在他看来，是祸是福，既然早已天定，又何必自寻烦恼，妄图探求天机，希冀预知吉凶呢？一个真正的儒者，个人是贫穷还是富贵，本不足忧，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 文人士大夫们纷纷以摩羯座的命运自伤自怜，不过是因为韩愈、苏轼的“文名”，他们说自己命不好，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想要表达的无非是自己命里也有如韩、苏二人那般惊世绝艳的文才。 韩、苏二人与斗宿（摩羯宫）结缘，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术士以为这是星命学上的好事，甚至以“大月当斗”来称呼这一命格。宋代有专门讲星命格局的书《紫府珍藏命总龟》，明代丁无咎又将各种星命格局进行整理汇编，著成《紫府珍藏命总龟续集》一书，收录了诸如“五星连珠”“文章合璧”等多种星命格局。该书对“大月当斗”的解释是，“韩昌黎云：'愈生之辰月宿斗。’东坡亦身在磨蝎宫。故知月宿于斗，最出文人才子也。”这下摩羯座终于成了“最出文人才子”的星座了！ 本文摘自《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作者：黄博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内容已获作者授权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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