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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党、我军所建立的天（门）、京（山）、潜（江）边界这一块较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范围，解放后的区划，基本上是属于天门县所管辖。这块地区在抗战时期同我党、我军有关系是1940年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周志坚同志的二团的一部分（主要是蔡松荣同志的五团）在纵队参谋长刘少卿同志、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同志带领下才进入天西的。那时，天西的政治、军事形势还是十分混乱、复杂的。既有日、伪、顽军，又有如毛的土匪。统治天门的反共顽固分子是潘典华、潘尚武两父子。潘典华在天西的石河一带，潘尚武在天东一带。他们勾结日寇、杀害共产党员和主张抗日的民主进步人士，特别是地方上的党员、干部不少人被潘氏父子杀害了。天西，县河以南潜江县管辖的张港、夏家场这一带，驻有陈必祥、崔志宏等匪部（陈必祥在日寇投降后受国民党的编，被编入河南张轸的部队）。西北部，京山管辖的永漋河这一带，驻有张明道匪部（张明道在日寇投降后他又受了国民党的编，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所杀）。他们一时受一二八师的编，一时受日本人的编，处处破坏我们抗日。北部南山的罗家桥、吴偃岭这一带，还由刘辅珩率领的地主武装所盘踞，他受曹勖的编，是他的一个谋士。曹勖委任刘辅珩为第八支队长。我们打天西要经过这里，是我们进军的一个障碍，也容易截断我们的后路。由于曹、刘当时存在矛盾，我们对刘辅珩加以争取，暂时中立了刘辅珩所部。此外，在地形上也有些困难。天西的田野里，都长满了高粱，到处都是青纱帐，战斗一打响，敌人都逃向高粱地，很难找到。我们打天西，首先是向潘氏父子开火。虽然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潘典华的部队还是被我们打垮了。将他赶出了县河北岸。以后又在天东打垮了潘尚武的部队(他是那里的区长），被我们赶到了县河南岸投向了一二八师。这样，天北的这块土地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了。打开天西以后，我们与高华庭、张明道曾拉了一个时期。张明道被我们拉过来后，改编为第八团，不久他还是叛变了。我们还在曾家湾同一二八师（加上陈必祥部队和潘尚武的部队）打了一次大仗。是由路西清剿指挥部指挥的（指挥长周志坚同志，政治委员王翰同志，他一到湖区就病了，我任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打曹家湾时，县委的同志说：“那里的敌人没有修什么工事。”结果我军一到那里，才发现敌人修了很好的地下工事，使我们牺牲了不少的战士，参谋长林光耀同志牺牲了，还有从襄西过来的一个营长（姓名—时忘记了）也牺牲了。打开天西以后，我们很快就建立了天京潜县委和行署。天京潜以天西为主，是天门西部的全部，加上京山一部分和潜江县管辖的多宝湾、张港、夏家场这一部分，也是三个县的边缘地区，按照当时的划分，统称天京潜县。它不包括天东。天东有一个工委，是周彬同志在那里负责。天东的县河南岸，又是一个工委，属天汉地委领导。天京潜开始时是属区党委直接领导。1941年，我任十五旅政治部主任时，受边区党委与师党委（五师）的委托，由我负责代为指导，管襄西、天汉两个地委和天京潜与京（山）、钟（祥）两县委。1942年冬，边区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成立了襄河地委，我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这时，襄西、天汉两地委撤销。天汉地委改为天汉中心县委。顾大椿同志调任区党委任秘书长。中心县委书记由吴云鹏同志担任，分管天东、县南（天门）及（汉）川、（汉）阳、沔东等工委。襄西地委改为襄西中心县委。县委书记由刘真同志担任。李守宪同志调任襄河地委，任副书记兼专员。1944年3月，党内开展整风运动（豫鄂边区和五师开展得较晚），我到边区参加整风学习，襄河地委书记由方正平同志代理。直到三五九旅干部南下，将襄河地委划分为两个地委，一个是襄北地委，书记是郑绍文同志，专员张谦光，军分区司令员吴世安。一个是襄南地委，书记是廖汉生同志，司令员贺炳炎同志。这时我才离开了襄河地区的工作。天京潜开辟以后，对我们当时的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哪些作用呢？第一，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京钟、天汉连成一片。我们打开天西，建立天京潜以后，接着又开辟了南山，建立了京钟县。京北原属襄河地委领导，国民党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后，白兆山一度为国民党所占领，鄂中地委只能在赵家棚一带活动。他们的回旋余地就小了，因此把京北也划归了鄂中，我们襄河地委可以靠南山（京钟）和天京潜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回旋余地就大了。此外，新成立的十五旅（旅长吴林焕，政委方正平），他们在路东被日顽夹击，经常被“扫荡”，那里也不安全，只好到南山来休整。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把部队交到了襄河军分区统一领导。十五旅也驻扎在天京潜活动过。同时，天东的芦市、干一这两个地方虽然被日寇占领，扼着我们的咽喉，而在一二八师的古鼎新部还没有控制县南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还是经常从那里来往。有了天东，我们就能够到汈汊湖（汉川根据地的中心）与襄南的汉阳、沔阳和南山、天京潜连成了一大片。所以，这第一个价值，就是对我们的中原地区，豫鄂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回旋余地的作用。还有，我们襄河地委机关，长期是驻在石家河与坟禁之间。后来，为了开辟襄南，才搬到了夏家场、观音湖、中和场一带。襄南开辟后，才搬到潜江县的浩子口、周家矶一带。襄河地委划为两个地委后、襄北地委机关又搬到了夏家场。可以说天京潜县这一地区是地委机关长期居住的根据地。第二，天西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三季作物。过去出高粱，也出黄豆、芝麻，棉花也有一部分。这里的土纱、土布远销外省，商业也很发达。我们的财源，还靠这里的田赋和县河两岸的过境税。还有几个集镇虽然被日寇占领了，那里的商会，每月还是给我们送一些钱来，我们的财源就有了基础。此外，这里的人口多，很多青年参加了民兵，后逐渐升到主力，补充了我主力部队。这块地方就成为我们的财源、兵源的较为巩固的供给地。第三，我军发展襄南、恢复洪湖、进军江南，直到洞庭湖边，是靠天京潜这块地区作为跳板。李人林同志带领部队恢复洪湖，打到了江南的桃花山，这都是从天京潜出发的。没有天西这块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就不能经常驰骋于襄河南北两岸之间，就发展不了襄南，恢复不了洪湖，也进军不了江南。从军事战略上讲，这个地方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天门，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在天门这块土地上，也哺育了不少革命人才。土地革命时期，贺老总为了发展襄北，领导红军在天门进行了几次有名的战斗。后来，天门不少的人民参加了红军，跟着贺老总南征北战，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现有的将军都已达十余人之多。抗日战争时期，胡氏的胡汉屏、胡为云、方尚伍、丁世模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曹志坚同志，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在上海当排字工人时，有机会看了很多进步书刊，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回来参加了革命。1946年我军突围时，在河南不幸被捕，送进了开封监狱，他组织战友三次计划越狱未遂，后遭敌人杀害，牺牲时是很英勇的。现在，同志们谈到烈士时，只提到了边区工作的几个知识分子，如许明钦、吴云鹏、张谦先、朱正传、雷天明等(当然这些烈士的英勇行为是可歌可泣的，应予以大力表扬），但好似忘记了曹志坚同志，应该与以上烈士们一样，把曹的英雄事迹列入史册。天门还有一个叫涂云庵的民主人士，抗日战争中，他跟我们走过来了。解放后担任了湖北省人民法院院长。还有一个张北尼，他是三三制争取过来的，以后被日军捉去叛变了，表现很不好，做了很不光彩的事情。天门也由于经济富裕，豪绅的子弟在外读书的多，毕业以后就在国民党里办事，担任高级官员的也不少。沈鸿烈就是芦市区人，他在国民党里也是有名的，跟随沈鸿烈出外干事的知识分子很多。沈鸿烈这个老军阀老官僚，一方面反共很卖劲，可是暗中还想同我党取得联络。天门，由于阶级矛盾的分化，在国民党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农村的贫苦农民大多数不能在家谋生，只好以打三棒鼓、挑牙虫、卖纸花样，漂洋过海，流浪异乡，在国外度日，成为海外华侨。也有少数人成了富翁。这是天门县的特点，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1941年，陈清同志是地委委员，任天京潜县委书记，曹志坚同志任县行署主任。1944年初，他在工作中破坏群众纪律。那时，日寇“扫荡”时，在石河与坟禁这一带的民房，有很多是用青砖做的墙，我军不好歼灭敌人。经过他提议，我同意，把所有的青砖都拆了一半。在这一点上我是有责任的。严重的是他打干部、骂人，与李守宪同志吵架，乱杀人。这样，在区党委的授意下，就撤了他的职，调李蔺田同志任县委书记。清查他的错误和处理时，我还在那里。是在观音湖县河边上一个大湾里进行的，曹志坚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总之，打开天京潜地区的局面，陈清同志是有功的，如有错误的话，也是功大于过。当时处理这一问题时是扩大化了，有欠慎重之处，我应在此附带作一检讨。陈清同志撤职后，就到边区党委和五师合办的高干整风班学习，以后到区党委党校工作去了。在我负责时，我不记得陈清同志担任过天京潜的行政职务，如兼任过天京潜的行政职务的话，可能是天京潜这一地区刚打开局面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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