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七 ~~~~ 谷山笔麈卷之九

谷山笔麈卷之七 　经子

易「本隐以之显」，由隐而显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见至隐」，由显而隐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从内向外说，春秋是从外向内说。「见」字读作「现」字，与「显」字同。今世读者，以「推见」见字作「见物」见字，而谓春秋能推见至隐处，左矣。只将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显以至隐」，即知之矣。

「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神属目为明，智属耳为聪。「神以知来」，即人之悟性，谓之明，「智以藏往」，即人之记性，谓之聪，世所称聪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资质发扬，属阳魂之精也；有记性者，资质儁颖，属阴魄之精也。有一等术数，能推人已往，洞见纤毫，而不能知前，所谓藏往；有一等术数，能推未来事多验，而已过事不能悬晓，所谓知来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则圣人以下有几之者，神则非圣人不能也。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谓初入元百六岁有厄者。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岁，初入元为阳九，谓旱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岁为阴九，谓水九年也，其后又为阳九、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此一元之内水旱阴阳之大数也，故曰：「阳九之阨，百六之会。」律历志云：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部，二十四部为一统，三统为一元。则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岁。初入元一百六岁有阳九，谓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岁，阴九，谓水九年；以一百六岁并三百七十四岁为四百八十岁；(注云：六乘八之数。)次四百八十岁，有阳九，谓旱九年；次七百二十岁，阴七，谓水七年；次七百二十岁为阳七，谓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数。)次六百岁，阴五，谓水五年；次六百岁，阳五，谓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为一千二百岁；于易七八不变，气不通，故合而数之，各得六百岁。)次四百八十岁，阴三；次四百八十岁，阳三。除入元至阳三， 【「除入元」，「除」疑当作「从」。孟康注汉书律历志「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句谓：「经岁，从百六终阳三也，得灾岁五十七，合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岁。」】 除去灾岁，总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灾岁总有五十七年，通为四千六百一十七岁， 【原作「四千六百一十岁」，脱「七」字。】 而一元之气终矣。此阴阳水旱之大数也。

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郑玄以为，天皇大帝者，耀魄宝也。礼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郑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 【「汁光纪」，「汁」原讹作「叶」。据周礼小宗伯郑玄注改。】 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纬书之凿，视道家图箓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感生帝者，东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显庆元年，以高祖配昊天于圆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明年，礼官奏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而玄说尽黜矣。显庆二年，又诏礼官议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东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颛顼，中央帝黄帝也。六天之说，即汉之五畤，使五行之吏进而并于有昊，说之最谬者矣。

翼奉曰：「诗之为学，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静，静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礼，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坚，坚行义，乙庚主之；肾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狠也」。

予读焦氏易林，其词古奥尔雅而指趣深博，有六经之遗，非汉以下文字，然世徒以为占卜之书，学士弗诵也。及读京房传，房受易延寿，延寿尝曰：「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谈易主于占气候卦，流于谶纬，而焦氏明于易理，得圣人之微，宜其不相逮也。

东京诸儒，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七纬者，易纬稽览图、干凿度、抽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仆国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鲍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苞、文耀购、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汉含嘉、佑助期也。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此两节是一串意，总论慎独耳。盖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则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离，惟恐见闻不及，至于离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惧乎其不可闻，而慎独如此。然君子何为必慎其独也？政以不睹不闻，若是隐也，而天下之最显见者在焉；不睹不闻，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惧而慎其独也以此。戒慎恐惧即是「慎」字，不睹不闻即是「独」字。注分动静，非是。

「道不远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盖云：道不远于人，人之为道而远人，则不可以为道矣。何也？「执柯伐柯，其则固不远也」。以人治人，正是「则」字。其则维何？忠恕是也。忠恕违道不远，非则而何？何谓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已。何谓施诸己不愿亦勿施于人？譬如为臣而忠，己之所求于臣者，吾所愿也，而未能施之于君，则臣之所施于己而不愿者，亦勿施于君可也。为子而孝，己之所求于子者，吾所愿也，而未能施之于父，然则子之所施于己而不愿者，亦勿施于父可也；至于兄弟朋友，亦莫不然。盖以责人之心责己，即以恕己之心恕人，又不啻如执柯以伐柯者矣。然则人之为道，岂必远人以为之哉？惟于庸言庸行之间致其进修而不为虚伪之学，即已矣，所谓不远人以为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正在此处，不可以忠恕为下学，一贯为上达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此章。解者自「执柯」以下分作三段，误。

「衣锦尚綗」一章与首章相应，亦是一串说去。盖云：衣锦尚綗，恶其文着也，是故君子之道不必着见于外，惟用心于内，「闇然而日章」，正尚綗之意也，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其闇然日章如此，故知远之出于近，风之出于自，则知微之必至于显，微即闇然，显即日章也。然则入德之方，其必由慎独乎？人之所不见者，独也，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而君子于此慎之。慎独之功何如？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动、不言，正人之所不见也，君子之谨微如此，诚之所感至于不赏而劝，不怒而威，则百辟刑之而天下平矣。然其机始于笃恭不显，笃恭不显，正慎独之功，所谓闇然者也。至于天下平，则圣神功化之极，位育之荐臻焉，所谓日章也。夫微之显如此，微乎？微乎？声色伦类不足以拟之，其殆与天合德乎！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上天之载，天命之性也。三节即二节之意，皆慎独之事也。五节即四节之意，言天下平由于不显也，六节但形容其至耳。注以动静分体，变化分用，失本旨。

好恶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其性耳。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恶恶之，此人已同然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恶，遂至好人之所恶，恶而不知其美，遂至恶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恶同然之性，即失其好恶本然之真也，岂但拂人之性已哉？曰：「然则『乡人之好恶必察焉』何也？」曰：「此正流俗曹好曹恶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也。凡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当好，举天下之所好而好之可也，如违道以干誉，则乡人之所好，理所不当好矣，岂可乘人不察而失己真好之理乎？理所当恶，举天下之所恶而恶之可也，如负俗以致毁，则乡人之所恶，理所不当恶矣，岂可乘人不察而失己真恶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得其好恶本然之真，即得乎人己同然之性矣。能察，则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不作好恶以自违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也，不言「忧惧」二字，何也？七情虽出于心，而已役于物，忧惧虽动于情，而实关于思，故「思」字从心，忧惧皆思也，故诗之言忧，不曰「疚如疾首」，则曰「维忧用老」。夫至于疾首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发有如是之深者乎？故不可以例论。

人生而静，性也，感物而动，吉凶悔吝生焉。吉一而已，喜怒哀乐之未发，情之正也，发而不中节，忿懥恐惧忧患好乐生焉，乐一而已，人欲于未发之中，存所谓生而静者，则吉凶之兆泯而喜怒之萌遏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谓「当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也；忿懥、恐惧、忧患、好乐之不得其正，则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之离性而乖于心也。「之其所亲爱」云云，情之由心而施于物也。此二节「所」字即「能所」之「所」。

「学而不思则罔」，渐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学则殆」，顿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可语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至何时可闻？知其所以闻，则知其所以语矣。博学、审问是问，慎思、明辨是思，笃行是修，其理一也。儒谓之知，佛谓之闻，儒谓之行，佛谓之修，所以贯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异于教玉人」节，旧解未明。盖以虽万镒为小，「何以」「以」字解作「其」，皆非本旨也。「教」字当作「教悔」之「教」尔。大意谓：王有玉，虽万镒之多，必付之玉人而已，不与琢焉，未尝诲玉人而为玉者也。然则王之国虽万乘之大，亦必付之贤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诲贤人而为国者也，今用贤人为国矣，而顾欲其从我，则是诲贤人而为国，何以异于诲玉人而雕琢玉哉？夫诲玉人为玉，玉必坏，诲贤人为国，国必危。任之可也。

「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注云：「非因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即其偶合时，即是掩袭时，非待偶合之后而方掩以为取尔。今人平日立身行已无所积累，见有一事可以立名，惟恐不得到手，急忙袭取将来，掩人之不备以自为名，此正袭而取之耳，虽意气盈溢，如何算得浩然之气？少时露出头角，依旧是本来局面，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譬如人腹中不饱，袭取箪食壶浆以救目前，少顷依旧饥馁，如何充养得肌肤？所以下个「馁」字，极有意在。

「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盖惟取人为善，正其舍己从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说去。注分人已非。「与人为善」，即善与人同，犹言和人为善也。批注「许」，又解「助」非。即「天下归仁」，亦止言同归于人也，解以仁与我非。

目之于色，吾可得而见，人亦得而见之，耳之于声，吾可得而闻，人亦得而闻之，惟口之于味，甘苦温凉得之于我耳，人不得而与焉，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贵其自得之也。夫士君子穷平生之志虑以为富贵纷华、宫室舆马、钟鼓帷帐，尽心力而求之，不过为傀儡人，供他人之玩耳，求之于身，何尝有所滋益？故君子必有自得于心而人不知，乃为贵也。

孟子说齐、梁之君，其抑扬捭阖，大有策士之风，即如齐王问卿之对，虽道理自如此，其实有为而发，世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时，靖郭君父子厚招游客，权倾一国，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贵戚之权以悚动齐王，使其惕然知惧，有所裁制之，此其微指也。厥后，愍王之世，孟尝得罪宗国，遂连五国之师攻齐七十余城，斯极重之势矣。然此可想象而悟，难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见此转语，徒一笑也。

孟子「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小体，即佛经色身；大体，即佛经法身。夫人于饮食起居之节而调护其肢体者，从其小体也，养生之说是已；于身心性命之蕴而勤修其行业者，从其大体也，无生之说是已，而吾儒之道兼焉。今蚩蚩之氓，汩没于声利以成其天和，?酣于嗜欲以伤其元气，是尚不能从其小体矣，况大体乎？

孟子曰：「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夫所谓怀利者，非必利于己而不利于君，利于家而不利于国也，剥民以奉上，损下以益上，利于君而不利于国，利于国而不利于民，皆谓之怀利，如周之荣夷公，汉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义而已矣。」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误。此设词也，欲言天地圣人以无心顺物，故两设险词以耸人之听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万物为刍狗，然则天地非不仁也，顺万物而无心者也，若以有心为仁，则天地不仁矣；圣人亦何不仁哉！以万民为刍狗，然则圣人非不仁也，顺万民而无情者也，若以有情为仁，则圣人不仁矣。以天地圣人之仁，且必以无为为理，又何煦煦然以多是为哉？

「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解者谓：蓬累者，头戴物两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当是「果」字，言蓬首裸体衣不盖身而行也。不然，则蓬累者，转蓬相累而行，如萍飘梗泛之意耳。奈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难于虑始，可与乐成。」此真见也。然但就凡民言尔，士大夫则不然，可与虑始，而难与乐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也。

人有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者。彼之患难，则号伯助予，彼之安乐，则弃予如遗也。人有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者。我之安乐，则侧肩争门，我之患难，则掉臂不顾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语此！

管子富国之法，大要在笼山泽之利，操金谷之权，以制民用，而不求之于租税。使民之器用服食皆仰足于上，而上无所求于民，第以市道交之，使其轻重之权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贾无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汉时，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为均输、平准之法而不知合变。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于一国而不可施于天下，一国之地有限，智数法令可以周匝，而四海之远，惟精神意气潜移默运，非智数法令所及，一也；霸其国者，不顾邻国，可以利吾国则为之，邻国虽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则为之，邻国之民虽敝，不顾也，故常以我国之财操其轻重，以御邻国之敝，其势然也，若夫为天下则不然，此有余则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向其利而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脉周流，无所不贯，疾痛疴痒，不谕而知，安有损手而益足、刳肤而实腹者？故管子之说不行也，二也。是故桑、孔用之汉而耗，王、吕用之宋而乱。然则王天下者不理财耶？曰：大学之十章备之矣，此王道也。

申、韩刑名之学。刑者，形也，其法在审合刑名，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盖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谓施于名实者耳。形，或作形，或作刑，其意一也。今直以为刑法之刑，过矣。所谓本于道德者，韩子之书有之，其言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原，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又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又曰：「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又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至如解老、喻老诸篇，大抵本虚静无为之指，第其言专主于用，非道之本体也。

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此驳论也。至陆贽始正其非，谓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若重其所轻，轻其所重，则非权矣。程子曰：「权只是经字。」正此意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较量其亲疏，权也；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国，斟酌其厚薄，权也。近日高少师发策会场，论轻重之义，极为了彻，可为万古不磨之见矣。

典籍

刘歆典领五经，总群书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才技略，凡书五百九十六家，万二千二百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纵横、曰杂、曰农。

汉灵帝诏诸儒校定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太学门外。古文，蝌蚪书也；篆，大篆也；隶书，今之八分。今关中郡学有十三经石刻，非其旧矣。

洛阳三字经石经，五胡之乱未尝损失，至元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图精舍，大致颓落，间有存者，委于榛莽，其后，侍中崔光尝请遣官守视，补其残缺，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视焚书之惨，轻重不同，其为吾道之阨，一也。

隋炀帝好读书著述，增秘书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以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可谓富矣，惜其不传于世，无可考索耳。又西京有书三十万卷，炀帝除其重复猥杂，得正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后所存几何也。古时书籍甚多，如历代艺文志所载，后世所见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书烬于秦火，不思自汉至今，其为秦火者，又不知其几矣！可胜叹哉！

唐文宗以宰相郑覃判国子祭酒，竖立石壁九经，即今陕西石经也。

后唐长兴三年初，命国子监校定九经，雕板印卖，至后周广顺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请刻印九经。故虽在乱世而九经传布甚广。及后周，和凝始为文章， 【「始」，天启本作「好」。】 有集百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雕印书籍，始见于此。不知隋、唐以来，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时，立书、画、算学，当时留心艺文，厚昭忮巧， 【「厚昭忮巧」，天启本作「厚招技巧」。】 故缥缃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时之盛也。书学，即今文华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待诏诸臣。然彼时以此立学，时有考校，今止以中官领之，不关艺苑，无从稽其殿最。故技艺之精，远不及古耳。宣、宪二宗，雅好画品，武英待诏，精者颇多，然皆工画也。秘殿书法，皆以姜立纲为宗，类如文奏之书，视宋时书、画二学，相去悬绝矣。

元人破宋，用杨琏真珈之言，将宋故宫殿郊庙悉毁为寺，复欲取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为浮屠台，为杭州推官申屠远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见者也。远，寿张人，素有文声，书画甚富，号为「墨庄」。

人主好文章书画，虽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世儒动云，人主之学与韦布不同，不必寻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据，何所函养，而后为人主之学？求而不得，无所用心，则声色狗马玩好游娱杂然进矣，孰与寻常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经博古之士参备顾问， 【「通经」，天启本作「通今」。】 不可以技艺下流干预其间。如汉灵帝时，召诸生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诸为尺牍、工鸟篆者，皆加引召，一时无行趣势之徒，多置其间。蔡邕上书言之，不能用也。此等小人，虽有文技而不本于经训，其进身之途多出私门，不由公辟，故经生文士羞为伍耳。

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几，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长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

欧阳修游隋州，得韩愈遗稿，读而慕之，苦心探赜，至忘寝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时韩公之文犹未盛行于世，欧公从断简遗编，遂受正法眼藏，可谓天授。今韩、欧之文布满天下，有能苦心探赜而得其玄珠者几何人哉？苏氏之文出于孟子，其时孟子之书未列学宫，固侯鲭之一味也。乃今举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厌饫，而无知其味者矣。自古艺文经籍，得之难则视之必重，见之少则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则不肯潜心，见之熟则忘其为贵也。今夫墨池之士临搨旧帖，多于残编断简得其精神，不以其难且少耶？试使为文者如搨帖之心，则兰亭数语、峄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为？不然，即积案盈箱，富于武库之藏，亦不足为用矣。

女真初无文字，及获契丹、汉人，乃以汉人楷字合契丹字体制为女真字，及元入中国，又作蒙古字，今元朝遗碑多用蒙古字体，而今之遗刻无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状何似。今辽东女真表文字与北虏相近，不似汉字契丹所合而成，鞑靼馆字体又都不似蒙古，岂蒙古字体亦非其国人所通用耶？

汉、唐、宋开国之初，皆尝博求遗书，故其时内府之藏，尽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则不及远矣。永乐间，亦尝遣使四购，不知所得几何，乃今秘阁之藏，不及士人积书之半，天禄石渠之奥，空虚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张直阁位在翰苑，尝上疏请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遗书一部，送国学翰林收藏，业已允行，而久之竟无应者，政之因恬，亦已极矣。都下所当积书者有五：其一，内府监局当储其全，以备御览：其一，内阁秘书当储其全，以备顾问；其一，翰林院库当储其全，以备考订；其一，两京太学当储其全，以备颁行；其一，礼部库房当储其全，以备参核。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无之，徒使坊肆讹刻日滋月盛，毁瓦书墁，寝失旧本，其去秦火之灾一间耳。

谷山笔麈卷之八 　诗文

学术不可不纯也，关乎心术；文体不可不正也，关乎政体。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敝，著作之文由制举而敝，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籯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经济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举，而欲使制举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经训而后可也。

夫诏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体在庄而且简，昭如日星。乃或组织求工，聱牙为古，铺衍太烦，奖借过当，既亵上体，亦淆下观，此训令之体失矣。夫建白题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纳也，体在详而且明，较如指掌，乃有猥鄙杂陈，隐约无绪，藏头露尾，绘绚雕章，正使朋辈读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听，纳众上心？此奏对之体失矣。夫纂述纪录之文，史局所以传信也，故必质而且赡，可以传远，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饰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语，平实则以为俗，明切则以为朴，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辞纪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万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纪述之体失矣。符牒檄命之文，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实，致在必行，今者颁布下吏，或修鞶帨之词，申请上官，或作雕篆之语，故有钱谷士马之数以文而不明，比谳讯鞫之条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为儿戏，民命为木偶也，此文移之体失矣。夫训命之体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对之体失，而臣下之志不达；纪述之体失，而一代几于无史；文移之体失，而百司几于无法。此其所关者政也，非文也。

文体之弊，大端有四：曰谲而不平，曰驳而不粹，曰巧而不浑，曰华而不实。此皆生于不足，非有余也。夫文者，取裁于学，根极于理。不足于学，则务剽剥以为富，纂组以为奇，而谲与驳之弊生。不足以理，则以索隐为钩深，淡虚为致远，而华与巧之弊生，卒之有跂而及，无俯而就，有鼓之而出，无按之而应，心力尽于此矣。世方慕为瑰玮之声，卓绝之调，举脚趋之，何哉？

夫不称御马而称御龙，谩以所不习也，不学画人而画鬼魅，欺以所不见也。文之敝亦然。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敝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

夫狂澜横发，汹涌滔天，是水之奇观，而决之兆也；开颜发艳，耀日从风，是花之缛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谓极盛，可谓极敝矣。川不可障则疏其源，华不可敛则培其根，亦反经而已矣。诚令讲解经旨，非程、朱之训不陈，敷衍文辞，非六籍之语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两汉文章，莫盛于武帝时，然其文有三种、如枚、邹、相如、庄助、吾丘之流，皆以词赋唱和，供奉乘舆，是词赋之文也；太史包罗诸史，勒成一家，是记事之文也；淮南宾客，摄诸家之旨，发明道术，是著述之文也。顾武帝所好，不过词赋夸靡之文，子长本为史，不以文称，其时书亦未出，至于淮南之言，山东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称说往古，曳裾侯门，卒成不轨，则不用之过也。尝谓此三种文章，至今为世所宗，淮南论道术，其言有识，不可磨灭，上也；史记不号为文，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次之；至于夸丽求工，曲终奏雅，薄于技矣。

苏、李二诗，千古流传，为五言之祖，其风骨遒劲，气调雄浑，十九首之外无可彷佛者，信风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则有甚可疑者：苏建、李广二传，在马迁时，二子终身履历尚未及详，时则然矣，至班氏汉书，紬绎国史而成，在百年之后，诸人传中，有文字、诗篇无不记载，而李陵传止载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风之体，使五言赠答之诗流传世间，岂有舍而不载者？至于苏武传中载报任安，而李陵传中亦无报苏子卿，则此书亦非真也。窃意，五言古风起于枚、邹，在苏、李之前，而苏、李二诗，必两汉士人设为赠别之辞以咏其情事，若报子卿书，则晋、宋、六朝所为，亦不似汉人语矣。

选诗所载，无诸王诗，法帖所集，无诸谢字。古今才士，亦无兼长如此。

蜀道难一篇，解者谓为章仇兼琼而作，又谓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语意，乃为明皇幸蜀耳。远别离篇亦尔。

李诗似放而实谨严，不失矩矱；杜诗似严而实跌宕，不拘绳尺，细读之可知也。然皆从学问中来，杜出六经、班汉、文选而能变化，不露斧痕，李出离骚、古乐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浅易，韩文兆之也；宋诗之芜拙，杜诗启之也。韩之文大显于宋，而宋文因韩以衰；杜之诗盛行于宋，而宋诗因杜以坏。虽然，宋文衰于韩而韩不为之损，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诗坏于杜而杜不为之损，未得其所以诗也。嗟夫！此岂可为世人道哉！韩、杜有知，当为点头耳。

古人之诗如画意，人物衣冠不必尽似，而风骨宛然；近代之诗如写照，毛发耳目无一不合，而神气索然。彼以神运，此以形求也。汉、唐之古风，盛唐之近体，赠送酬答，不必知其为谁，而一段精神意气，非其所与者不足当之，所谓写意也；近代之诗，赠送酬答，必点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谓写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药，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药。何也？古人之文，读尽万卷，出入百家，惟咀嚅于理奥，取法其体裁，不肯模拟一词，剽窃一语，泛而读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无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为汤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读一家之言，则舍己以从之，作一牍之语，则合并以成之，甚至全句抄录，连篇缀缉，为者以为摹古，读者以为逼真，此如合和众药，萃为一剂，指而辨之，孰参，孰苓，孰甘，孰苦，可折而尽也。乃世之论文者，以渣滓为高深，汤液为肤浅，取古人之所不为，谓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尝，不亦鄙而可怜也哉！

短箫铙歌，汉之黄门鼓吹也。汉曲二十有二，存者有十八，务成、玄云、黄雀、钓竿四篇，其辞已亡，魏、晋以下，准其曲数，各制铙歌一部，汉曲多不可解。盖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故致错迕。魏、晋所制，如以某曲当某曲，皆各效其开创功德，与汉曲本辞绝不相蒙，体制亦复不类，而谓其当者，想祖其音节，或准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铙歌十五篇，皆即汉曲旧名之义而以己意咏之，与其曲之音节不复相准，谓之拟题。自是以后，江左、隋、唐皆相继模仿，惟取其名义，而乐府之法荡然尽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词，曲加模拟，词旨典奥，岂不彬彬，第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又不辨其声词之谬，而横以为奇僻，如胡人学汉语可诧，胡不可欺汉，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耳。

汉铙歌二十二曲，盖骑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鸟兽之事，而其词旨所寓，又多感遇伤时之叹。魏、晋以降，不能传其声谱而拟其曲数以修鼓吹。齐、梁以来，又不能拟其篇数，而取其篇名以模乐府。总之其体绝矣。近世王、李诸公，好古钓奇，各模拟铙歌十八曲，历下之词旨颇近，而不能自为一词，娄东稍脱落，即不甚似，然其旧曲之名与其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寄性深远， 【「寄性」「性」，天启本作「兴」。】 可以发难抒之情，则君子有取焉耳。

古乐府之题，盖今之曲名也。其古词有与其题相涉者，有与其题绝不相涉者，则用其曲也，然其节奏不可考矣。后人拟之者有二：有拟其曲而为之，而辞不相蒙；有拟其题而为之，而曲不相中。大体唐人多取题目字面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节，则世变远而音节异也。

古人用韵有不可解者，即四声亦与后不同，如韦孟诗云：「微微小子，既粗且陋。岂不率性，秽我王朝。」又云：「我既迁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陋」「旧」去声，而以?「朝」，则四声亦不同也。

宋、元词曲有出于唐者，如清平调、水调歌、柘枝、菩萨蛮、八声甘州、杨柳枝词是也。朱温归镇，昭宗以诗饯之，温进杨柳枝词五首，今虽不传其词，彼时曲度多是七言绝也。以全忠之凶悍而能为歌诗，可与青陵嗣向矣。

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 【「官名」下，天启本有「地名」二字。】 而但记其实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词，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将军裴旻请吴道玄画东都天宫寺壁，道玄请裴将军舞剑以助之，裴为舞一曲，道玄奋笔立成，若有神助。夫舞剑之于挥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会也。文章亦有神会，大而天地，小而虫鱼，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不可以发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数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见转蓬而为车，闻风鸣而制律，岂拘拘于形声之中耶？盖必有以神契者矣。

选举

汉世用人之法，皆自州县补署，公府辟召，然后升于朝廷，当时未设选部，百官进退，属之丞相。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及唐亦然，犹分东西两铨，使左右侍郎分领。及东都、岭表复别有铨选，不尽领于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铨选之弊，犹谓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后世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王安石欲夺枢密之权，乃以文选、武选皆属吏部，尚书左选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谓之审官东院；尚书右选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谓之审官西院。盖文彦博为枢使，安石为此以阻之耳。

唐天授元年，武后亲策贡士于洛城殿，此殿试之始也。长安二年正月，初设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此武举之始也。

宋时临轩策士，本用诗赋，熙宁三年，用吕公着之请，殿试进士专用制策，至今遂为定制。

熙宁四年，更定科举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令士各占易、诗、书、礼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次论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场之始，而四场不同耳。殿试则专以制策，罢去诗赋，分为五甲：第一第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此即今殿试之法，而五甲不同耳。盖宋初学校之制原未大备，而科举试士，惟以明经词赋为主，安石以为，古之取士必本于学，请兴建学校，讲三代教育之法，专以经术取士，而科场之法遂为近代剏始矣。此岂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宁四年，广太学斋舍，增置官师，分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人；内舍升上舍，员百人。每月考试其业，以此升舍。上舍免其发解，及礼部试，召对赐第。此即近代积分之法也。至于免解、免试、径召廷对，则上舍生即礼部进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着得人之効，恨今不能举尔。

司马光在位，尽变安石之法，惟经义取士则不以为非也。光谓：「神宗颛用经义论策取士，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此大公至正之论，安石复起，亦当心服也。经义之法至今遵用，安石于选举之制，可谓一开窍矣。

宋初用词赋取士，安石变为经义。及元佑初，吕大防、范纯仁当国，乃立经义、词赋两科，凡诗赋进士，习一经，试本经、论孟义及诗赋、论策，凡四场；经义进士，习两经，试本经、论孟义及论策，亦四场。两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占其半，此亦调停之法也。绍圣初年，尽复熙、丰之政，又令进士纯用经义，而改置宏词一科，于进士登科后试之，所取不过数人，即今之馆选也。

宋自熙、丰以后，经义、词赋二科更为废兴，已而合为一科，至绍兴之末，复分而为二，盖宋时取士之途惟此两科，而离合不一如此。本朝以经义为主而尽黜词赋，则学醇而路狭矣。

元时，科举之法至仁宗始定，从李孟之请也。其制，三岁一开科，以八月郡县乡试，明年二月会试京师，中者策之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即今制所由始也。但彼有两榜，以蒙古、色目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各命题耳。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庆戊辰，一甲三人，一为元辅，二为正卿，自世庙以来所未有也。戊辰会魁五人，张、沈、陈三公同时为相，亦往时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举人内唐公汝楫为状元，陶公大临为榜眼，赵公志皋为探花。南直甲子举人焦公竑为状元，余公梦麟、刘公瑊皆为榜眼，一榜三及第，亦异事也。

万历丙戌、乙酉以后， 【「乙酉」，天启本作「丁亥」。】 内阁三公俱南直人；申瑶泉状元，王荆石会元，许颖阳解元。内阁三公应三元之数，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国家以科举取士，视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有成数，非人所能为。姑举一二事于左：嘉靖丙午，浙江省试，主者已如额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之榻上。偶主者困卧，梦一朱衣达官，自称杭州知府，直入卧内，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间，又梦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来，因于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后所梦者得第为显官。又浙中士夫相传：嘉靖初年，浙江省试，主者灯下阅卷，不中者皆掷地下，忽见一披发妇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惊，取而复投之者再，妇人长跪而泣，主者感动，即取中。此卷乃余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后，问田生以状，生哽咽久之，乃对：「母本侧室，为嫡挝杀，死时状正如此。」即此二事， 【「二事」下，天启本有「可见」二字。】 场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与也，可不畏哉！

万历己丑，科场覆试，予获与事。先是，戊子，京兆都试黄宫庶洪宪主考，黄游申、王二相君间甚欢，而太仓公子雅有家学，即非黄典试举首，亦其分内，徒以出于黄，所为众指目，而榜中复多黄所厚士，关节居间，都人悬书于衢。及京兆试卷呈送礼部，宗伯朱公命郎吏检阅，于仪郎孔兼因摘其两卷以呈，其一李鸿者，吴门之婿也，朱公语予其状，予谓：「郎吏既闻，公即当奏，不奏，即当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犹豫久之，密以白吴门，因寝其事。于复封送礼科，令其参劾，礼科苗给事朝阳，吴门之客也，亦寝不奏。于见形骸已露，不可中止，因风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黄及太仓公子、吴门东床，凡八人。诏下礼部查核，且会都察院及科道覆试。御史大夫吴公、中丞詹公皆为二相、宗伯称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转自祭酒，以八人皆国学所选，避不阅卷，惟予及台长司其事。试毕阅卷，予先阅毕，稍定次序，以送吴公，吴公即送台省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壮者次为第八，与予所定相合。予因谓吴公曰：「甲子举场覆试，丙戌午门覆试，皆分二等定去取以闻，今奉旨覆阅，虽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请自上裁。」乃召郎吏具草，以七人为「平通」，一人为「亦通」，其人即屠也。旧例，「亦通」者黜。吴公见屠在黜例，惧无以复二相，即起取卷再阅，曰：「此卷之文义甚优，老夫亦不能作，奈何弃置？就不作官也罢，要全天理。」揖台谏诸君共阅。都谏黄县王君指卷对曰：「卷内数语老先生所称者，以某观之，正是极不通处。」都谏苗君取视，指曰：「如此数语，那亦甚好。」都谏张君曰：「数语若是秀才，可居五等。」于是吴公大愤，噤不能语，而仪司吕正郎兴周与高直前力争，请落其二三卷，予因谓吴公曰：「郎官所请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别不妨，既奉旨品阅，岂得尽无可否？」吴公犹欲持之，予即厉声命吏书奏，即可印封，俟阙门开即上，时已三鼓矣。予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讲，黎明在文华直庐，三相已至，延予问状，相顾失色，新都曰：「奏可追否？」曰：「已上矣。纵未上，戳印封，亦不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谓予曰：「如屠生文义，可作程序，奈何黜之。」予笑谓曰：「郎中云不通亦过，老先生云可作程序亦太矫枉。总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属滥进。」二相默然。自是，高、吕、王、张诸子皆二相所切齿，而吴、詹、黄、苗诸君皆为公论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末次于黄，而衔予者次于高、于矣。覆试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大略云：连日查访，关节未有明据，事属暧昧，遽难指名。但科场去取原凭文艺，今诸生试卷既经多官会阅，无甚相悬，可知当日科场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辞微，亦不悦也。而吴、詹二公以不能全胜，复有从臾，滋不见与云。

唐时牛、李之党起于对策，成于覆试。盖宗闵对策讥切吉甫，为德裕所恨，又与元稹争进，平日有郄，及杨汝士、钱徽知贡举，不受段文昌、李绅之属，为其所嗛，而宗闵之婿及第，故德裕、文昌、绅、稹皆以科场之事攻击主司，而宗闵亦谴焉。由是宗闵、德裕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其机括所发，惟借科场一事以倾之耳。古今事体，大略不远如此。

唐渭南尉刘延佑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绩谓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独出人右也。」此时风俗尚淳，后进少年为长者所诲如此。近时，年少甲科，出为令长，稍有一二荐疏，视台省要津如持左券，长年先辈降颜抚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勖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长年先进无绩其人耳。诚有如绩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观三年，集英胪唱，执政林攎当传姓名，不识「甄盎」字，以寡学被黜。近世士人，以经义致身，不暇博览，误书误读者不可枚举，设令古人见，何如为笑？记在朝时，有一台谏上疏，曾以草相示，内有「窃鈇」二字，盖以「鈇」为「铁」也，予难于面质，第曰：「此字莫是误写。」渠愕然不答，及奏牍已成，鈇已写作大「铁」字，不可复正矣。甚悔当时不曾明告，使陷于可笑如此，亦与有责焉。

谷山笔麈卷之九 　官制

汉时，有中书，有尚书。霍山录尚书，有上书言其罪者，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不关尚书，可见尚书是士人，中书则宦官也。及江左以后，乃以中书、尚书列为两省，中书传命，尚书受而行之，则尚书外廷吏也。又设翰林学士于禁中，专掌制命，而中书亦少疎矣。及元设中书省，而以尚书隶之，则中书外廷臣也。今之内阁，则汉之尚书令、唐之中书省，而司礼中官，则汉之中书令也。

汉制，大将军位三公下，及窦宪伐匈奴还，位次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东汉官制：太傅第一，大将军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东汉以三公为三司，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自是，江左以来有「仪同」之名。西汉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也。其后增二将军，谓之五府。东汉有五府：太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将军也。

西汉所谓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后，以大将军代太尉，而以大司马号冠之，然犹一官耳。东汉承元、成之旧，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马代太尉为三公，而大将军位三公之上，与司马为二官矣。曹操为丞相，位三公之上，而丞相与司徒亦为二官矣。东汉之末，以太傅总百揆，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将军号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晋初，以太师、太保、司徒、司空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从公；大司马、大将军、太尉为武臣公，而以骠骑、车骑开府者为从公，有八公矣。已而齐王冏之徒又自为丞相，不在八公之数，则又冗矣。官制之滥，至于公孤盈朝，安所称治体也。

汉顺帝时，武都太守赵冲平羌有功，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节度之义昉此。质帝时，以参抚为中郎将，督扬州军事，都督之义昉此。

汉灵帝时，以黄巾之乱，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首，诸校尉皆统于硕，即大将军亦领属焉，此后世监军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识，然亦滥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其次，开府仪同为十七班；其次，尚书令、左右光禄大夫为十六班；其次，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监为十五班；吏部尚书为十四班；中书令、列曹尚书为十三班；侍中散骑为十二班。当时三司以下，尚书令、仆射皆号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谓三司，三司常置，大将军以上不常设。仪同者，诸将军以下体与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监、尚书为外朝，门下省为内朝。盖门下已重矣。是时南北官制颇同，北朝重门下，三公令仆非冠以侍中之号则不得筦枢，盖门下乃真相也。

江左自陈氏受禅，国之政事，并由中书，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听受而已，此中书之重也。北朝则重门下，三公、尚书非带侍中衔不得闻政，此门下之重也。唐则并重，已而递重，已而重中书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也，准古，上公非勋德不居，大将军、大司马谓之二大，二大之下乃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极品，其上乃增如许，其滥而不经如此。皆由僭窃之臣位宠已极，递相崇称，遂为定制耳。

唐时，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号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号九参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号六参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则朝朔望而已。

唐初，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及裴炎为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盖两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晓。

唐初三省之制，尚书省有令、仆射，以太宗尝为尚书令，避不复设，以左右仆射为长；中书省之长为中书令，即隋之内史；门下省之长为侍中，即隋之纳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书省为文昌台，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阁，令为内史。中宗复辟，乃复旧名。玄宗即位，又改中书为紫薇省，门下为黄门省，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然仆射虽改丞相而不同中书、门下，即不称为宰相。及天宝元年，又改侍中为左。

唐高宗以郭待举、岑长倩、郭一正、魏玄同为相，以其资任尚浅，未可与诸相同名，且令预闻政事，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时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为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时，遂以同平章事为正相，而以参知政事为次相，然则宋之参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萧梁有寿光殿学士之号，殿学之名始此。

唐初设弘文馆，有学士、直学士之号，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直学士八人，以象八节，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每游幸禁苑，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传虽有足观，其实非士流之荣也。大学士之名起此。至宋时，即以为宰相兼官矣。

唐时学士院在禁中，凡十厅，南厅五间，北厅五间，中隔花砖道，承旨居北厅第一间，其任最重。

唐制，中书、门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随朝士入见，谓之内供奉，随翰林院班者，谓之翰林供奉。盖今两殿、两房皆翰林供奉之遗法也。

自唐中叶以后，学士之权重于宰相，如陆贽之在奉天，郑捆之在贞元，裴洎、 【「洎」，原讹作「拍」，兹据旧唐书裴洎传改。】 李绛在元和之初，皆以帷幄密谋决军国大计，用人行政，惟所献替。及其为相，宠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视在北门亦若少减。地之亲疎不同也。汉所谓不任三公，政归台阁，政如此。

唐时，铨选之法，三品以上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敕授，皆由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神龙、景云之间，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睿宗即位，乃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姚崇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而文武二选皆称公平矣。彼时尚书侍郎分主选法，品藻甄识，各尽其察，故称平也。后世以天下士人之众委之一人，责既太重，明亦难周，士之不得于仕者必多矣。

景云元年，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大使，此节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宝以后，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赐双节，专制军使，行则建节，树大纛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宋时，其权虽轻，而拜节之礼犹重，节出，拆阁毁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各赐旗牌制勅，虽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权任则不及远矣。

唐制，节度使掌兵事，观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征皆牒观察使司，此初制也。两河藩镇各据疆理，租、庸贡赋不入三司，不知观察之权亦复何在。盖亦有节度兼其职者矣。

天平节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卢也。平卢在永平。安禄山既平，肃宗干元元年，节度使王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抚将士，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于是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军中废立之始也。未几，希逸渡海而南，据有淄、青、沂、密、青、齐六州之境，犹冒平卢之号。已而怀玉复逐希逸，复并、登、莱、棣四州，赐名正己。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乃自青州徙东平居焉。正己即怀玉也，传师道、师古，及纳而诛，因赐郓号为天平军，故淄青、平卢、天平，其地不同，其为一军之名一也。

高宗仪凤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抚，以宰相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后又谓之存抚，即今巡抚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抚。都督旋废，按察复停。其后，改为五十四道，各置采访使，以刺史领之，又一变也。

宋时，宣抚之体甚重，即今之总制也。郑刚中为宣抚副使，大将吴璘官至少师，请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璘乃惶恐听命。近日边帅有爵至三公者，于制府大臣皆用属礼，即此体也。

唐制，御史台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不出累月，迁登南省，故亦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以下，皆禀而随之。盖御史之长，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监察御史里行， 【「唐之监察御史」，原作「御察御史」。兹据天启本改。】 以其资历尚浅，未正除御史，先令于御史班内行也。今之试御史，其原盖出于此。

汉之中书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为宰相；唐之枢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属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枢密使为内辅臣，宰相为外辅臣，而枢密之权重于宰相，如宰相兼枢，则得颛大政，如罢枢密之权，但为宰相，其任反轻，亦如唐之左右仆射也。郭崇韬之于庄宗，安重诲之于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为枢密，刑赏陟黜，无不由之，其势然也。后晋太祖惩其横肆，遂废枢密，以印付中书，而宰相之任始专矣。二人勋名相似，际遇亦同，皆以刚愎自用，久擅大权，丛怨四海，以及于祸。总之，不学无术，未闻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枢密之设，盖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总曹务，乃宰相文书之所也。宣宗以后，始设东西枢密两院，以宦者为使，而枢密之任归之，其权与宰相等矣。唐庄宗即位，以豆卢革、卢程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则始以外官为之，而枢密之任亲于宰相，以其与闻密勿也。有宋建国，因五代之旧，以中书为相，枢密为将，谓之两府，而宰相之权重于枢密矣。

唐时，金吾卫属南衙，即今之锦衣，羽林卫属北衙，即今之东厂。李辅国欲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盖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职，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辅国又置察士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察听细事，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鱼朝恩专权，亦于北军置狱，使坊市恶少年罗告富室，没其家赀，则成化间之西厂矣。

唐末，两枢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与宰相表里，号为中贵，亦称内大臣。枢密即今司礼，中尉即今东厂也。

元用御史台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设官八员，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岁二月分巡按治，十月还司。已，又改为肃政廉访司，即今按察分巡之规也。其时，按察司官属御史台，即今御史巡历、分巡从行之法，然彼时行台官僚自大中丞以下全设如内，今惟以御史巡按，无行台之设，而巡抚中丞以保厘为职，虽有行台之号，其实不相蒙也。大要本朝之制，以行省为藩司，廉访为臬司，行司为都阃，而中丞同事一方，参有御史之体而不相统摄。此官守之因革于元者也。

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 【「本朝御史」，天启本作「本朝风宪之制，御史」。】 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

今之指挥使司，即元之万户府也。元人既平江南，于浙东一道置三万户府，高邮、泰州置两万户府，扬州、建康、镇江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置四万户府。其体貌责任若今都阃之体而权力倍之。国初卫所之设，权力亦重，后稍陵夷，至于今日，其号为指挥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隶卒然，使折冲捍卫以展报国之猷，其将能乎？

春秋时，县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县小。汉有郡国，皆统于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余州，而郡犹属焉。隋并天下，废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炀帝又改州为郡，而州之名废。唐初，又罢郡置州，而郡之名废，其实一也。宋、元以来，设府于州，府即州也。本朝以州属府，则分而为二矣。此郡县名实之辨也。

宋时，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朝官知，小县三千户以下选京官知，故知县与县令异。县令即古长吏之职，知县则以京朝官之衔知其县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别。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旧德，累请谢事，不许。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着为令。彼所谓翰林者，兼有书画供役之流，所谓太史，即今之钦天台官，非词林也。今制，台官世业天文，不与大察，其年高自愿致仕则听，否，虽七八十岁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时，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谓之都吏，言一孔一目无不总也。后以之名官。

月俸

唐时，一品月俸八千，后以防阁庶仆俸银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为钱三万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数亦相仿，然唐时犹有职田禄米，一品岁七百石，此为优尔。及至大历以后，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皆十万，则不啻倍蓰矣。

开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递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贯文，中书、门下侍郎月各一百贯文，递至杂职，月各一贯九百余文。一贯当是一千。开元之制与今略相仿，大历则溢三倍矣。

唐时，百官皆有职田，其名有二：一谓之职分田，一品十二顷，至九品二顷而止，皆给百里内陆；一谓之永业田，一品六十顷，至九品二顷而止，即口分、世业之意也。永泰元年，军兴费剧，百官请纳职田以充军粮， 【「粮」，天启本作「饷」。】 而此不可复矣。宋时犹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别无给赐，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闻有公田之名。惟边方大将有养廉地土，颇收其入，以代公费，有职田之遣耳。

唐世俸钱，自会昌以后，不复增减，三师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盖计一岁言之也。万当为十缗，二百万则二千缗矣。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太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

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当作十万两也。亦太甚矣。

代宗时，回纥以马万匹来市，有司患其太多，请市千匹，郭子仪恐违其意，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当时马价，一匹值四十缣，计马万匹当用四十万缣，子仪一岁之俸能市万匹，其时将相之富，可想见矣。史记子仪月入俸钱二万缗，缗为一千，一岁俸入，即今二十四万两矣。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以钱百万缗赏镇州将士，刘总辞镇，以钱百万缗赏幽州将士。百万缗，当为银百万两也。唐之滥费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镇费二百万金，安所措给？第以前段月俸准之，当是十万耳。

唐自中叶以后，军士骄横，赏赉无纪。穆宗即位，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继，神策军士人赐绢十疋，钱十千，畿内军士又减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时人善之，然较之往代已为滥矣。宋时，每遇南郊庆礼，大赉六军，至以费用浩烦，久虚大礼，此亦五代积习所致也。我朝养军之费虽不减于前代，而赏赉之格，所损不啻十倍，法可谓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