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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培乐 初见吕传智，其人精干利落，身形笔直，特意穿上军装的他，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一等功勋章，军人的气质扑面而来。翻开一张张老照片，看着那写在烟盒上的遗书，他开始娓娓道来那血与火的人生。  普通农家的老四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家庭一样，吕传智的家庭也是一个兄弟姊妹众多的大家庭。在6个孩子中他排行老四。如果不是家庭的变故，他的童年应该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他的父亲本在上海市煤气公司工作，家就在上海的城隍庙附近，后来父亲带领全家回到了爷爷奶奶所在的老家山东滕县（今滕州）。 虽然生活发生重大变故，虽然农村那时并不重视教育，但是开明的母亲还是咬着牙供孩子们学习，“宁愿吃不上饭，也要让兄弟姊妹上学。”靠着她勤劳、节俭和坚韧，家里的孩子都尽可能地上学，5个高中生，其中1个是大学生，吕传智也得以高中毕业。但是那个靠工分生活的年代，孩子多代表着生活艰难。“为了补贴家用，心灵手巧的父亲开始用竹子编制鸟笼。”在吕传智的印象里，父亲编制的鸟笼都是艺术品，不仅仅只是一个盛鸟的工具。  1982年吕传智高中毕业后，开始帮着家里干农活，赚工分养家糊口。在贫困的日子里，传承着祖辈家风家训，一直教育孩子们，“诚实守信、忠厚传家”“做一个正直的人，生活就是在爬坡；如果混日子，就是下坡”…… “吃饱不想家”的新兵 吕传智告诉记者，他们家可以称得上地地道道的军人世家。两个叔叔是军人，哥哥也是军人。在这种氛围中，从小他感受着军人的魅力，在幼小的心灵中也种下了当兵的梦想。1982年10月，吕传智报名参军，顺利成为原济南军区199师的一员。后来他的小侄子也成为了北部战区的一名军人。  参军是吕传智第一次离开父母，19岁的他开始独自解决一切问题。他笑着说，有的时候遇到难题也哭过鼻子。一开始他在炮兵团10连一班，整天与火炮为伍。到了1984年底，渐渐有消息传来，说部队可能要参战了。同时，部队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训练加紧了节奏。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渐渐适应的吕传智已经很少哭鼻子，用他的话说，开始“吃饱不想家”了。为了适应战场的形势，部队有针对性地训练，五个人一门炮，班里所有的人都需要掌握炮兵的每个岗位的技术动作、职责要领，“这也是为了即便有战友牺牲，其他人能迅速顶上。”而且为了防止敌人反扑，火炮射击，一个齐射，必须在9—11秒一次性发射完，然后在24秒内迅速撤离火炮发射阵地。  1985年3月出征前，其他战士的家里人都来部队看望，他没有让家人来部队，也没有和家人做任何沟通，吕传智坐上了“伊尔—18”运输机。飞机到了湖北荡漾机场吃了饭后，直奔云南砚山机场。一路上虽然晕机，但是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甚至盖过了参战的忐忑……当天晚上就到达了集结地域——砚山县。训练间隙，一有空，班里战士就帮房东家拔三七大棚里的草，房东就要请他们吃饭。这是那里的风俗习惯，战士们就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风俗人情。在云南砚山集结地域，进行了2个多月的战前适应性训练和战场模拟演练。5月13日晚上8点多，吕传智要去前线阵地对口换防，房东一家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房东大妈拽着他的手说：“吕班长，你们都要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吕传智说，直到现在永远忘不了自己肚子硬得像小鼓一样，是房东大妈用当地土方给制作的药丸，药到病除。 一天三次7处负伤 在老山前线，吕传智先后参加了“5·31”，“6·11”和“7·19”等3次大的战斗。特别是在粉碎越军“M—2”计划的“7.19”战斗中，他和班里的5名战友奉命配属6连的一个排坚守“111”高地，为国血战。 “7·19”战斗阵地共6个哨位，他们6人分别和6连的战士们一起负责防守三个哨位。其中吕传智和秦义海（一等功臣）、张泽群（烈士、二等功臣）在最艰苦、最危险的5号哨位驻守，该哨位洞口地势较高便于观察，下面则是60多米深的悬崖。苗挺龙（一等功臣、双目失明）和6连的韦昌进（战斗英雄、一等功臣、首届“八一勋章”获得者）、成玉山（一等功臣）、吴冬梅（烈士）、李书水（一等功臣）驻守着6号哨位，该哨位是离敌人最近的，距离敌人仅8米远，战友们交流都全靠耳语。邢玉华（一等功臣）、徐书铎（烈士、二等功臣）和6连的战友驻守在4号哨位，高地的最高指挥官则是1979和1985年两次参加越战的排长王国安。 7月19日凌晨四点半，战斗打响，敌我双方都炮击对方阵地。可以说，炮弹铺天盖地，整个阵地硝烟弥漫，TNT火药味，能让战士们窒息，爆炸声响彻天空，山摇地动，我方战士在猫耳洞里。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5号哨位的顶部，瞬间洞口被炸塌，吕传智和他的战友双双受伤，鲜血直流。他们边包扎伤口边向上级报告情况。此时敌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向5号哨位发起攻击，他们三人忍着剧痛，扒开被炸塌的洞口，给敌人以猛烈的打击，当即毙敌8名。“战斗七八分钟，敌人留下了五六十具尸体。” 敌人也下了大决心，一天之内进攻了7次。晚上担心暴露位置，他们就用手榴弹御敌，一晚上扔出去20多枚手榴弹。当天晚上9点，敌人又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伤了他的左眼，左大臂也被弹片削掉一块两寸多宽的肌肉，还有一块弹片钻进了前胸。他的左眼眶下至今还镶着一块敌军的弹片，视力仅有0.2。“当时就感觉一道强光，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一天三次七处负伤，可以说成为一个血人，但仍然紧咬牙关包扎了一下自己流血的伤口，继续战斗，“当时已经感觉不到疼，衣服都和伤口粘在一起，脱军装的时候疼痛难忍。”他左眼包扎着，就用右眼观察敌情，就这样他和他的战友一起带伤坚持了4天3夜，牢牢坚守着阵地。 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7月21日，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那天早晨的雾气特别大。越军利用雾气遮挡，突然占领了111高地的表面阵地。战斗由主动即刻转为被动，战士在猫耳洞里可以防炮，而敌人却无藏身之穴。此时的6号哨位，有的战友牺牲了，张泽群要求增援6号哨位，在接近哨位的途中，他就和敌人交上火了。韦昌进呼叫用炮火覆盖，说“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吕传智说，其实一开始，领导不同意这个提议，可是后来权衡再三，不一会，只能开炮，阵地全部覆盖，各哨位积极配合、步炮协同、团结一心，经过22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解围了！  （吕传智提供）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在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战场，战士们像钢铁一样钉在前沿阵地。当时的排长王国安在阵地疾呼：“阵地上的同壕战友和共产党员们，仗打到了关键时刻，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为国捐躯死不当叛徒。”为此，大家每人留下一颗光荣弹，互相给战友们留下家庭地址，期望有活着的战友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父母。每个人也都写下了遗书，说着吕传智找出了那张写在了烟盒纸上的遗书，“一家不圆万家圆，南疆报国洒热血，含笑九泉也心甘。”在这张写于1985年7月21日老山111高地的遗书，记录着当时战争的残酷，就像是遗书最后的几句，“敌人距离我们只有50多米远了，就写到这里......”很难想象当时写这封遗书时的情景，但可以看到那股视死如归的气魄和赴死的决绝。  从19日至22日，经过4天3夜80多个小时的激烈鏖战，打退了敌人营、连、排等规模27余次进攻与偷袭，彻底粉碎了越军的“M—2”计划，保住了阵地寸土未丢。吕传智说，越军死了一个营长还有一个连长，被击毙300多人，有200多人受伤。但我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六名战友牺牲，其中吕传智所在班牺牲2名战友，活着的12个人全部挂彩。当时因为连续战斗，四天三夜他们几乎没有吃东西，因为给养都被炸没了，没有水，嘴唇干裂，说话报告敌情都很困难。“当时，我的胳膊伤口处都臭了，自己都不想闻。”战后，我们4连9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吕传智荣立个人一等功，幸存的4人均荣立一等功。  据不完全统计，战斗期间整个高地上落下了大小不同口径的炮弹30000余发，让整个阵地平降一米多高，在阵地上随处抓起一把碎石，就有一半的是弹片，可见此阵地的惨烈程度，“7·19”战斗，吕传智一人就打死打伤敌人22名，其中包括打死1名越军连长。 放弃军校成为工人的老兵 1985年7月23日，吕传智撤出了硝烟弥漫，被自己鲜血染红的阵地，来到了麻栗坡落水洞144战地医院，对伤口稍作处理后，空运到昆明的时候，他的脚肿得已经无法穿鞋。由于养伤，没法及时回到原部队，本来给家人写好了信，他却忍着没有发出去。可是，当看到负伤战友们的家人都过来看望的时候，吕传智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了那封早已经写好的信，着急的哥嫂带着刚满5岁的儿子就赶到了昆明的医院看望。见到亲人的那一刻，虽然浑身疼痛，但是吕传智就像小孩子一样，撑着站起来，做了表演动作，“我的胳膊和腿还是自己的，放心吧。”  荣立一等功，吕传智有了上军校的机会，当时部队推荐上南京炮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可是经历血火战场的他，却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放弃了军校，来到了济南，被分配到机床一厂。在这里，他在生产一线干了4年，后来进入了企业武装部。从功臣到工人，干最脏最累的活，对他来说也从不感觉辛苦，因为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对于战场的事情，他很少提及，甚至都不和家人提起。只有战友们聚在一起，思绪才回到那震耳欲聋的阵地上。 由于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表现突出，吕传智连年被厂里评为优秀职工、优秀共产党员。但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2013年，企业改制重组，他下岗了，现在从事公益岗。但是经历人生变故的他，依然豪情满怀，发挥余热，“虽然老了，如果国家有事，照样冲在前”“退伍不褪色，时刻准备着”“若有战、召必回”，这是一个老兵的心声，也是一个老兵的坚定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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