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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原作者万式炯当时系国民党军第十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官。  万式炯（1905-1991） 万式炯（1905-1991），号敬章，乳名承祖，苗族。原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是他的姑父。陆军中将。曾任第十三绥靖区兵团副司令兼暂一军军长、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官兼贵州安龙指挥部指挥官。1949年12月，先在广西旧州与张光炜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共同领导第四十六、四十八两个师起义；后在贵州安龙单独领导指挥部直属部队及第二三四师起义，又写信争取旧部、铜仁军区保安司令欧阳性成率部起义，归向人民。 1950年1月21日，万式炯率起义部队赴都匀进行整训。到6月底整训完成，所部被编人解放军第十七军。此后，万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并被选为省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民革贵州省第四届常委、顾问。1991 年，万式炯因病去世。 张光玮（1899—1971），号雪樵，回族，永福镇人。民国十年毕业于广西陆军讲武堂，后随李宗仁部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第七军—七二师副师长。参加了徐州会战。民国三十二年升第八十四军军长，担任大别山外围豫南、鄂东的防务。率军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调任第四十八军军长。民国三十七年任第六绥靖区（湖北孝感）司令官，后升任第三兵团中将副司令官。1949年2月改任黔桂边绥靖区司令官。 1949年10月，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委他任黔桂边军政区（辖百色、靖西两专区和贵州兴义、安龙，册亨、望漠4县）司令。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东、西三路大军夹击广西国民党军。12月初，白崇僖所带部队在桂南全军被歼灭，南宁、百色相继解放。12月5日，军政区司令部退缩到西隆（今属隆林县）。不几日，云南卢汉和靖西专员赖慧鹏分别通电起义。张得悉后，意欲投向人民。但却遭到副司令胡栋诚等人的反对。后张以电报向赖慧鹏了解了起义作法和共产党的政策，终于下定决心，投向人民，1950年元月底，张率所属机关及四十六师、四十八师官兵1400余人在百色接受解放军改编，命副司令万式炯率安龙指挥所数百人到贵阳接受改编。起义后，张任广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广西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1971年病逝于南宁。 正文 一、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及其下场（一）华中剿总司令部成立（后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1945年，抗战结束，蒋政权还都南京，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国防部的参谋总长是陈诚，其办公室机构异常庞大，陈诚独揽大权。国防部所属各司，无事可做，等于虚设。 当时，我任四川鎏巫师管区中将司令。因抗战胜利，机构撤销，蒋介石调我到“南京中训团”受训。陈诚兼任“南京中训团”团长。我于报到前夕，前去会见白崇禧。白说：“你早点来，请你任一个司长。”白又说：“我当这个部长，除了行政院开会要我去争国防经费外，无事可做。”他还说：“我们每天只有看报。”这说明蒋介石对白崇禧并不信任。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阶段。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30日，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8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蒋介石为解除其心脏地区的威胁，防止解放军南渡长江，采取紧急措施：于是年9月，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于1947年10月24日成立。)。由白崇禧兼主任，调兵遺将，防止解放军渡过长江。 旋因刘、邓大军逐渐向江汉地区发展，“九江指挥所”迁汉口，改名“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仍由白兼总司令。管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等五省区域，节制约45万兵力。我被调任中将高级参谋，派在“作战指挥室”工作。 （二）第十三绥靖区成立及豫西解放 1947年10月，第二军军长王凌云升任第十三绥靖区中将司令官，万式炯经白崇禧向蒋介石保荐调任中将副司令官。司令部位于河南省南阳。管辖区域：平汉路以西32个县。所辖兵力：第二军（军长先是张金廷、后是陈克非），第十五军（军长刘平）,暂编第一军（军长万式炯兼、副军长黄鼎兴），该军是豫西著名民团别廷芳（已死）部队改编。计第一师师长陈舜德号重华、第二师师长薛钟村后是丁叔恒、第三师师长褚怀理、独立旅旅长郭于彬等3.2万人。武器装备，白崇禧由汉口武器库运送而来，战力很强。 此时，刘、邓解放军为建立桐柏、江汉根据地，向西发展，组织确山战役。守确山的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激战三日，惨败。 接着，解放军太岳兵团陈赓部队，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王凌云同我指挥与之作战，首先在邓县打一仗，丁叔恒守邓县，第二军一个团协助之。激战一周，战败，邓县被解放。其次在镇平打一仗，薛钟村守镇平，打一星期，战败。镇平被解放。再次浙川、内乡作战，是陈舜德守备，又战败。从此豫西之镇、内、淅、邓各县均已被解放军占领，只是南阳及豫东还在作战。 随着形势发展，解放军由桐柏山区、伏牛山区南下，进攻南阳。白崇禧用两绥靖区兵力，进行迎击：即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副司令赵子立，率领第十四军（军长熊授春）、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第五十四军（军长鲁道源、副军长胡若愚）等西进；命王凌云和我指挥第二军（军长张金廷）东进，在南阳以东之赊旗镇遭遇战。白崇禧主观上想用东西两军对解放军夹击，认为有第二军美械装备可以取胜。殊不知又被解放军击败。我们败退到南阳守城。此役又损失一万多人。鲁道源军长躲进刺蓬，幸免被俘。出来时，已觉遍体鳞伤了。 此时形势：淮海战役展开甚激，刘峙在徐州吃紧，蒋介石组织黄维兵团东开，策应徐州。因此，蒋介石调张轸、赵子立由南阳飞汉，另有任用。所遗该绥靖区各军，除第五十四军鲁道源调汉口整辅补，所有第二十军杨干才、第十四军熊授春等部均随黄维东去。南阳防守部队，仅有原来兵力与解放军陈赓部继续周旋。在战斗激烈之时，白崇禧乘飞机来南阳空中督战。由我担任与白崇禧在空中的联系，指点空军投弹目标。打了又一周之后，白崇禧担心我们这个部队被解放军吃掉，遂下令放弃南阳，作保卫武汉作战之准备。 白为拒止解放军衔尾追击，乃派其新桂系部队第七军张淦率部来到南阳以南、新野 以北之瓦店掩护撤退。退到新野驻一天，我部方得喘息。 （三）襄阳、樊城相继被解放  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全被解放军摧毁，襄、樊地形突出。解放军节节进逼。时值隆冬季节，大雪盈尺。我们几番迎击，损兵折将，均被打败。  樊城被解放军占领,只剩襄阳。在襄阳又受解放军攻击，白崇禧下令南撤，准备保卫大武汉。我同王凌云遵命经荆门撤至沙市。 （四）白崇在汉口，暗中发动五省参议会，联名教促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出面和谈 此时，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各领导在准海战役愈战愈强，蒋军形势危急。蒋、桂内部矛盾突出。白崇禧乃暗中组织五省参议长出面，列举种种理由，呼吁蒋介石下野，罢战言和。五省参议会以河南省带头，而万式炯、王凌云又身在河南，嫌疑甚大。其时白总部设有一个“视察室”，主任是特务头子刘伯龙。他们深入南阳我们司令部调阅档案——电报。查知是副司令官万式炯，万嫌疑更重。 蒋介石在南京据报，先电令王凌云进京进行抚慰。接着蒋介石要宋希濂来任白崇禧的副总司令兼新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其目的是来吞噬这三个军兵力。采取措施有二： 其一，电万式炯“来京一叙”。 1949年元月13日，我部由河南南阳、湖北襄阳退到沙市之时，驻沙市之宋希濂面交我一个电报，文曰：“沙市宋司令官转万副司令官式炯，来京一叙。中正灰印。” 我遵命先到汉口，以此电面陈白崇禧。白仔细看后，不断摇头说：“我看他不怀好意。”沉吟半晌，又说：“你不去也行。我看时局不久要变！”我答：“他说我不服从命令，怎么办？”白用自己的右手食指，指着他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咬牙切齿地说：“此人自私极了！我还有哪样对不起他？”再过半晌，白又说：“去南京也不要紧，他若把你调开，我又将你调回来。”白又说：“你帮我带一个密电码本给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他现在蚌埠以南与解放军作战。要他在必要时往安庆夏威处靠拢；不要向上海汤恩伯靠拢了，以便增加保卫武汉的兵力。 1949年元月21日，我由汉口乘飞机到南京。一下机，曾见于右任等元老刚刚离开飞机场，似为什么人送行模样。我急乘车到南京复成新村第十一号陶守伦办事处，适有陈诚的办公室主任车藩如在座。车说：“今天凌晨，蒋总统引退通电已发出，要去奉化，不知已起身否。你快去看一下。”我立即驱车到国防部后面之蒋介石住宅。只见卫兵撤销，空无一人。 我转身去傅厚岗李宗仁处，面陈“来京一叙”的电报。李宗仁惊叹地说：“他是调虎离山之计呀！你来干什么？”我说：“还要去蚌埠送杨干才的密电码本。”遂告辞。去国防部会顾祝同参谋长。顾祝同说：“重要事，还是要问老总长（指何应钦）。他现在上海医痔疮。”我乘夜车去上海，见到何应钦后，呈阅蒋电。何问：“你是不是要到奉化去？”我说：“未奉命令。顾总长要我来问您。”他说：“这些事，我懒管得。重要人事我都懒管得”（所谓重要人事是指李宗仁请何应钦任行政院长。何不接受。李遂又去信说道：“和谈问题，只要对国家民族有益，虽锯鼎镬，宗仁愿一身承担。但您不能看我一个人跳火炕。”后来请示蒋，蒋点头后，何乃同意）。次日，我乘火车返南京，以此告顾。顾祝同说：“你休息几天，我打电话请你来。” 元月26日，此时形势，刘峙的部队已被打得狼狈不堪。从南京到蚌埠的火车，早已停驶。我以任务为重，找铁路当局，为我开一个机车（火车头），由驾驶员和我冒险前去。此时，各处铁路桥梁，均已安放炸药包。只待一声令下，即行炸毁，迟滞解放军追击。我二人乘机车开到蚌埠南郊，只见空中机声隆隆，地面炮火连天。司机说：“不能再开了。”我下了车，在一个田坎边，找到第二十军的电话掩蔽部，与杨干才通了电话。杨答：“我知道了。密电码本请你交在后面。”又说：“我们将移动，你请早回。”我二人又登机车南行，沿途铁路桥梁刚刚通过，便闻轰隆一声巨响，回首一看，烟雾迷空。司机和我，终安全回京。 6天后，顾祝同总长打电话约我去说：“委员长由奉化回示，请你在总参谋长办公室帮我的忙，以国防部中将部员名义。你意见怎样？”我说：“我应该先向汉口白长官讲一声才能来”（此时因和谈，原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顾说:“可以嘛。早就听说你颇有才学，我盼望你来帮忙。” 向顾辞出，我即与汉口华中长官公署白崇禧的办公室主任杨受琼通电话，并请示白。几分钟后，杨回电话说：“莫理他，快回来。”放下电话，我乘军用飞机回到汉口。 以上说明，白崇禧发动五省参议会敦促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谈的矛盾，反映在我身上是“来京一叙”；而反映在王凌云身上的是“王凌云失踪。” 其二，王凌云失踪。 我由南京回汉之日，接家乡铜仁电，说母亲病危。遂请短假探视。到铜仁几天，接汉口宋渊儒（宋是第十三绥靖区驻汉办事处主任）电说“王仙峰失踪（仙峰是王凌云的号），盼速回部。”我立即由铜仁起身，经贵阳到重庆会行营主任钱大钧。钱问：“王凌云失踪是何故？”我说：“我由铜仁来，要回到司令部才知道。”又次日，乘轮船东下，宿巴东。我找驻宜都之第十四兵团尚令部宋希濂接电话，说：“我由铜仁来，接到电报，知王凌云失踪。明天我路过宜都时，上岸来看你啊。” 此时第十三绥靖区司令部已移到枝江南岸之老城。我在宜都登岸时，宋的参谋长彭迈迎接我。彭说：“宋希濂昨夜乘轮船去南京了。”请我在接待处住下。并说：“希望你指导我们作战。”我答：“我要走，上街去洗澡堂洗个澡就走。”殊知我正在澡堂单人盆擦背之际，本部第二军军长陈克非，急急忙忙地闯进来，蹲在盆子旁边说：“彭迈参谋长和我请副司令官明天吃夜饭，务必请您答应。”我见如此情致殷殷，只好答应今天不走，就在他们招待所住下。 第三日，我乘轮到枝江自己的司令部，被告知情况如下：几天前，宋希濂由南京乘轮返部（宜都），路过枝江时，登岸来访王凌云。王预感灾难将到自己身上，防备宋希濂扣留，于是采取对策两条： （1）假意热情地派些官佐到江边迎接； （2）同时，王本人只身从后门出走，表示失踪。预留早已印好的“遗书”一件，文曰：“我平生对长官只知服从。但万副司令官要那样做，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走，表明心迹。”司令部的人员说：“可能是投江自杀；又可能去峨嵋山当和尚。” 我意识到，彭迈参谋长前天对我作了“缓兵之计”，他趁我尚未返部，星夜调兵，命令我所兼的暂编第一军各师集中枝江四面环水的一个孤洲上，强迫改编部队。四山架设机关枪，以防改编部队的反抗。宋希濂为避免正面冲突，所以贪夜登轮又去南京，站在一旁观变。此时，又据司令部一个独立营营长来报：“我军编为两个纵队，副军长黄鼎兴、师长丁叔恒二人，各任纵队长。其他师长褚怀理、独立旅长郭子彬编余。军部撤销”等语。并说：“改编后，星夜调离枝江”。问我怎么办？ 面对此情，我考虑两个意见： 一是“打”，二是“让”。如果要打，宋空手来当兵团司令，所有三个军兵力，第二军、第十五军共患难经年，他们知道我不是软弱可欺之人。至于丁叔恒、黄鼎兴各师，我可能一喊他们就回来。也是共患难，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如果打起来，肯定要流血，一人舍死，十人难当。至少我可带领半数人马投奔解放军。政治影响，固不待言。怕只怕白不同意。因我不忍心违背他。 究竟是应该打还是应该让？好比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打电报往返需时，只好使用无线电话。我知白长官部的无线电机器，是在一个卡车上，停在郊区。我只好请参谋长徐燕谋接电话。徐请示白后，回电话说：“你快回来。”我遂于半夜，就过路的轮船靠岸，抢步登轮。带秘书黄仲屏及卫士各一人。船上如插笋子，挤得不好出气。 我到汉口后，去见白。白说话大意如下： （1）将王凌云失踪的“遗书”，照成相片，加印多张，有关各处都送。王失踪前，曾派其军法处长（亲信人）来会我（指白，下同）。我告诉他转告王，不要怕。我准备请湖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程颂云先生任中央考试院院长；调宋希濂任湖南省省主席。我又对他说，如等待上水轮船太慢，你最好坐滑竿去。不料，这位军法处长送信尚未到，王凌云就以失踪闻了。说罢叹息！ （2)“王陵云'遗书’上面所说的'万副司令官要那样做’是指什么？”白问。我指万，下文同）说：“就是蒋派刘伯龙深入我司令部翻阅有关电报档案，得见五省参议会联名劝蒋下野，与解放军和谈之事，万式炯出力较为突出。”白又说：“由此看来，王凌云这个人还是不可靠啊！” （3)“因为王已失踪，你个人势孤，怕吃亏，所以电话上要你回来。”白又说。 以上说明：这是因蒋、白矛盾激化，反映在王凌云和我二人身上的一幕丑剧。 事后我才得知，王凌云既不是投江自杀；也不是去蛾嵋山当和尚。他是绕道去奉化见蒋介石，大哭一场。蒋又委任王为“豫、陕边区剿总指挥”，重新组织武装反共。后来宋希濂、王凌云均在不同地方被解放军俘虏。 （五）白崇禧在武汉妄图划江为界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军队东边剩下汤恩伯在上海；西边剩下白崇禧在武汉。白想划江为界，保卫武汉。他不惜劳民伤财，向武汉三镇的工商业者募捐，大修工事。白常借打猎为名，邀我同车到五六十里地方视察工事。 此时，刘斐、黄启汉正奔走于和谈之事。 一天，据武汉报载：“昨有飞机到汉，载来二位怪客，下机后径往长官公署，拒见记者。”此二人即和谈使者刘斐和黄启汉。二人到后，即与白密谈。 吃晚饭时，同桌吃饭的人有白崇禧、参谋长徐祖贻、刘斐和我（黄启汉另住夏威处）。饭罢，大家离席之时，白对我说：“你留一下。”我随同白往花园散步，他良久不语，思想非常沉重。我问：“你的决心怎样？”白答：“条件太苛”。我问：“将来打到哪里去？”白答：“打到你们家乡那边去”。我说：“这不是好办法，还是多考虑刘斐他们带来的条件定夺”。白说：“人家不要我嘛！”我无言可答。 不久，白崇禧退到长沙，企图阻止程潜起义。 早在1949年3月，白崇禧在汉口接密报：长沙程潜准备炸毁泪罗江铁路大桥，使白崇禧退路被截断。白于是急急忙忙要将武汉的长官公署撤到长沙，试图用第七军的兵力将长沙的起义空气镇压下去。 是年8月，我因公由贵阳乘飞机到衡阳，将贵州绥靖主任兼省主席谷正伦经营的“反共救国纲领十条”、“寸土必争、一人必战”的计划，以及白在广西提倡的“减租限田”的办法，与贵州如何交流经验、缓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等情况，去衡阳向白崇禧汇报。 我一下飞机后即会白。白说：“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心力交瘁啦。程颂云先生要变，对这位老先生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好容易征得他同意：他的机构移到邵阳；我移到衡阳。殊不知前功尽弃，昨夜我打电话找他说话，说他已悄悄地返回长沙去了。我又打电话问陈明仁，陈说他到岳麓山，失踪了。”言罢，白极其沮丧。我问：“现在怎么办呢？”白说：“今天广州方面有飞机来，黄杰等携来任命状，请他去广州国府任考试院院长。”次日，黄杰等去长沙，毫尤结果而回。时到半夜，白还打电话问陈明仁：“前方军事情况怎样？”陈答：“很好，请长官放心。”不料一到拂晓，明电即发出他起义了的消息。我又问：“下一步怎么办？”白说：“准备衡宝大战。” 为达此目的，白崇禧在衡阳不惜与将介石抗命，阻止第三十九军登轮开往台湾。 当时形势是，5月27日上海解放，长沙的程潜又告起义，衡阳、宝庆之战，迫在眉睫。白崇禧为了增加衡宝作战兵力，不惜与蒋介石顶撞——阻止第三十九军（军长程鹏）开往台湾之命令。 因第三十九军军长程鹏是贵州人，在抗日战争第一年时，第-O三师参加上海、南京作战，我任该师第六一八团团长，程鹏在本团任营长。白崇禧采纳我的建议，把该军留下，等打完这一仗再走。于是派我送一个密电本交程。劝他不忙登轮，就近与白长官联系。程鹏说：“将来委员长降罪，我如何承担得起？”我将此意转告白崇禧。白回示说：“我是长官，全部承担一切责任。”要程迅速向西开动。程鹏因此徘徊，没有照蒋介石电示的时间登轮。 不久，该军之第一O三师师长曾之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及第九十-师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起义，只剩下一个师随程鹏登轮。事后据悉，是第一O三师参谋长接受在香港之李济深策动而起义。 二、我在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率部起义（一）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成立 1949年3月1日，白崇禧报请国防部成立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 目的：针对这三省边区共产党地下武装：如云南之朱家璧、广西之庄田等力量日益壮大，妄图进行镇压，以免此击彼窜。人选：调原在湖北孝感的第六绥靖区中将兵团司令张光玮任司令官，同时调在河南南阳的第十三绥靖区中将兵团副司令官兼军长万式炯任副司令官。司令部位于广西百色。 管辖区域：本来是滇、黔、桂三省毗连各县在内，后因云南怕白崇禧占地盘，无明确表示，所以名为三省，实为两省。滇、黔、桂边区绥靖词令部即改成“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 受命之后，我和张光玮同时由武汉起程经桂林到柳州。张光玮径往百色，我由柳州先到贵阳，任务是与贵州省主席兼绥靖主任谷正伦联系，协商有关开展工作问题。 (二）安龙指挥部成立 1949年6月，白崇禧与谷正伦在广州李宗仁之总统府面商，一致认为要在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之下成立一个安龙指挥部，其目的：除上述军事任务外，还有经济任务，为增加邻省税收，以裕饷源。缘云南、贵州之物资（鸦片烟）商帮，一路可由安龙、百色、梧州、广州出口。沿途有共产党地下武装，又有地方土匪猖獗，必须有武力保卫，使商帮容易畅行。 安龙指挥部管辖区域，为黔、桂两省相连8个县。即贵州之兴义、安龙、册亨、望谟，广西之西林、西隆、田林、天峨。辖区的专员和县长归其指挥（各县县长兼民团团长）。 1949 年6月，我在贵阳接张光玮由百色来电：“贵阳万副司令宫式炯，顷接白长官由广州来电，行政院决定在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下成立指挥部，吾兄愿就否，盼复。”我回电，答应兼任安龙指挥部之职。安龙指挥部人事安排为：司令部少将高参凌孟南任指挥部少将参谋长，少将处长文月夫任指挥部少将副参谋长（先是邓兴任参谋长，后因邓兴调任师长，故改任凌孟南）。 我接电后，由贵阳赴百色，接受行政院颁发的印信关防。其规格是：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是兵团级机构，安龙指挥部是军级机构。 1949年9月，白宗禧在衡宝作战失败后，撤退到桂林，派飞机到百色接我和张光玮二人赴桂林参加军事会议。计有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副司令胡若愚，黔、桂边区绥靖司令张光玮、副司令万式炯，另有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 会议决定：野战军主力在必要时撤退到越南作志愿军，另一部分就地打游击，等待美援。将桂省划分为6个军政区，即桂北、桂东、桂西、桂南、桂黔、桂中。关于桂黔军政区即以原黔桂边区绥靖区之“黔桂”二字颠倒过来，仍由张光玮和我负责。 会议开了三天，接白崇禧办公厅通知：“军情紧急，各将领速返回原防。”白崇禧派飞机送张光玮和我二人回百色，我再由百色到贵阳。 （三）决心起义 我拒绝登上赴台湾的飞机。1949年11月12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先头部队已打到贵定附近。谷正伦对我说：“刘伯龙在盘江按兵不动，前方兵力单薄，请你告诉白先生（崇禧）调兵支援”（第十九兵团何绍周辖第四十九、第八十九两个军。仅第四十九军在前方作战，第八十九军刘伯龙驻花江河以西，心怀异志，不服从谷的指挥)。 我由谷的绥靖公署出来，径往何绍周的住宅，就便取其桌上的电话与广西白崇禧通话。将谷正伦的意见转告，请白调兵支援。白说：“现在调兵支援来不及了。你找何绍周来接电话。”何绍周在电话旁听得清楚，他赶快摇手示意“不在”。我搁下电话，何绍周说：“我要走，在重庆已买好飞机票，你也应该赶快走。”我出门，看见他的门口汽车已捆好行李，整装待发。我到电报局，与白崇禧通话，反映上述情况。白崇禧说：“今天上午9时有飞机到贵阳，你上飞机。” 此时我思想斗争激烈，认为蒋政权腐败已极，国家复兴无望；共产党约法八章，并号召起义，当是希望之路。遂下定决心拒绝上飞机，回广西同张光玮筹商，率部起义。 这是我弃暗投明的转折点。 决心既定。我即往小什字三板桥广西派驻贵阳办事处，会见办事处主任杨孝先、副主任吴邦正。大门口的汽车也同何绍周的一样，整装待发。我一进门，见他二人正在吃早餐。杨孝先首先问：“你准备好了吗？白先生要我通知你上飞机去台湾。”我答：“我的汽车已修好了，在飞机场见面，请你不要等我。” 我回家收拾行李。谷正伦之保安处长韩文焕来我家说：“谷先生请你在睛隆等他等。”是夜（11月13日）我与谷正伦同时起身离贵阳。谷的老家在安顺，他在安顺停留。我先到晴隆旅馆住下，打电话问谷，谷说：“请你在晴隆等我一等。” 谷到晴隆后，说：“过去我到广西是空中来去，地面道路不熟，请你和我一路，因广西可通海口。”说罢坚决邀我移驻县政府。他住正房，我住厢房，便于联系。 为什么我答应与他同行一路？因为我想借用他的影响，创造条件，多争取一些部队起义。 11月17日半夜，有张涛之弟张楚恒（此时张涛是第三二八师师长，张楚恒是师部军需处长）来敲门说：“万二哥，我五哥要我来告诉你，刘伯龙今天中午在花江河铁索桥边项荣正的师部扬言，要杀你，你赶快走1”我立即乘车往晴隆中学校第三二八师师部会张涛。张问：“为什么刘伯龙扬言要杀你？”我说：“在河南时，我参加白崇禧发动五省参议会联名通电敦促蒋介石下野，让李宗仁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刘伯龙是蒋的特务，当时他在南阳活动，知道这些情况，因此焉能不对我下毒手。” 我由张涛师部出来，乘车赴兴仁专员公署谭本良处下榻（时两省边区的专员归安龙指挥部节制）。到第三天，得知刘伯龙已被谷正伦枪杀于晴隆县政府大礼堂。我回到晴隆，一进县政府大礼堂，见地面血迹斑斑，尚未完全清除，进后庭会谷正伦。谷有气无力地说：“请你不要等我了，我决心去昆明。” （四）回广西，说服张光玮起义 我与谷正伦分别后，先到安龙、兴义作起义准备。11月30日，由兴义乘车经安龙、册亨，过南盘江，到广西旧州。与百色司令部通电话，首先是司令部参谋长林科连接话。林用理怨的口气说：“副司令官回来这样迟呀！大家望你来商量大计呀！”接着是张光玮讲：“请你不要前进了，明天我到旧州来面谈。” 次日（12月1日），张光玮同司令部官兵及部分高干家属，分乘30余辆卡车到达旧州。一下车，张光玮及参谋长林科连和我三人，站在临时设立的司令部门口交谈。林科连以参谋长的身分，拿出新绘制的《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游击计划要图》给我看。并说：“我部奉白长官命令打游击，分路南、路北两纵队。司令部随路南纵队行进。”说罢主动避开，让我与张商量大计。 张接着说：“解放军已到桂林，百色已被包围。白先生（崇禧）已从柳州飞机场起飞。过浮桥的秩序很乱，用宪兵一营保护。我部马拔萃一个军全军开往十万大山。身边剩下两个师（第四十六师、第四十八师）奉命打游击。部队已向指定地点出发，我的家眷（10口人）已送乐业县某山洞躲藏。那山洞很险，当年日本鬼子都未能打破，又有民团保护。你的意见怎样？” 我说：“我们要知已知彼，我们部队的状况自己明白。分散容易，要想再集中，很难很难。部队分散打游击，他们势必直接向老百姓要饭吃，老百姓势必要把他们当土匪打。到头来剩下一个老将一个兵，我们俩个活活地当俘虏。至于将家属送进乐业山洞躲藏之事：山洞虽险，终久必破。古人说：'败兵之将、何足言勇？下台之官，肘腋皆敌。’你平生自问是做清官，但别人认为你有许多金银财宝，难免不有人想发混财。一旦风声鹤唳，诚恐保护你的家属的民团，首先变为敌人。到那时，你夫人不但失财，而且丢命。你又在打游击，心悬两地，远水不能救近火，后悔无及。” 张光玮听罢，实觉无计可施，他又问：“现在怎么办呢？”我说：“部队赶快集中，走傅作义道路。家眷接来，第一步送过江去到安龙（黔桂两省以南盘江为界），有我内人照料，必要时送到你身边来。即时选派得力人员，赴桂林与解放军联系。” 张光玮诚恳地表示：“我完全同意你这个意见。部队要参谋长下命令集中，家眷要我亲自去接，人家才肯放。此去由田西县下车，坐轿子有50里隘路。我内人来时，多多拜托你家嫂夫人，我即时派代表去向解放军接头。”张又焦急地说：“我不等吃晚饭就走（意思是担心保护家眷的民团靠不住)。”于是张光玮即带步兵一连，走回头路乘车向田西方向驶去。次日，林科连对我说：“司令官已选派政治处梁侃当代表去向解放军接头。” （五）解放军第五兵团苏振华、赵健民首长派人接我到贵阳见面 12月15日，我同安龙指挥部上校总务处长聂成矩二人，乘汽车赴兴仁，询问起义之事作得如何。16日回到安龙，分工由指挥部少将参谋长凌孟南起草，用明码电报致贵阳解放军第五兵团，电文如下：“贵阳解放军第五兵团：我部为了响应毛主席约法八章，愿率领本部及直属部队警卫连、通信连和一个师（第二三四师）起义。盼复。” 此电于12月17日发出。12月18日接回电如下：“安龙万副司令官兼指挥官式炯：筱电悉。你部愿意归向人民，我等代表人民极表欢迎。望就地维持秩序。如军心稳定望亲来筑一谈；如军心不稳，望派代表来筑。苏振华、赵健民巧印。”我即回电：“我愿亲到贵阳面陈一切。” 21日又接贵阳来电：“此间已派参谋二员，带卫兵一班，乘车赴镇宁迎接。苏振华、赵健民马印（此时镇宁以西花江河尚未解放，双方在渡口有警戒哨兵)。” （六）张光玮电令我回部参加起义部队点验 12月23日，我正准备起身赴筑，适接广西西隆“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张光玮来电：“安龙万副司令官式焖兄：我部起义通电己发出，是弟与吾兄领衔。部队定期在旧州点验，望兄即日回部。并将百色退下来的部分高干家属及行李、小汽车带过江来。张光玮漾印。” 接此电，我找指挥部的少将参谋长凌孟南、少将副参谋长文月夫商议，认为对贵阳解放军不能失信；回广西参加点验也很重要，可惜我不能分身。遂决定：派凌孟南代表我去向张光玮汇报，并将百色退下来的部分高干家属及行李带过江去。 26日我到达贵阳，第五兵团联络部王乐亭、张萍两位部长热情接待了我，住大西门外之三元宫招待所。当天晚上，张萍部长对我说：“你的旧部欧阳性成，现任铜仁专区保安副司令（司令是专员杨代育，也是老朋友）。他们正在梵净山一带同解放军打仗，号称三万人。你能不能争取他起义？”我答：“能写信争取。”次日军管会副主任赵健民来招待所看我，我当面交信给赵。由解放军派人专送。 12月29日，我请赵健民副主任以解放军电台代我发电报给广西解放军转西隆张光玮，电文意思是劝张光玮将两个师带到贵州来整训。因为我到贵阳后，见到解放军干部平易近人，不以战胜者自居，对我像老朋友般推诚相见，我深受感动。张光玮个性强打仗勇敢，对下温良。我担心起义部队意见不统一，恐发生意外。故请赵健民副主任代发此电。因久无回信，我问赵何敌？赵说：“广西起义部队已同百色解放军联系好了，两边整训都是一样。” 后来（约三月间），我在都匀整训部队时，收到欧阳性成亲笔回信：“接你来信.喜出望外，你都不怕靠拢共产党，我还怕什么？我决心即日起义。”铜仁专员兼司令杨代育、副司令欧阳性成率部起义后，被送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 12月31日，赵健民副主任亲来招待所约我到小十字解放军礼堂，参加贵阳解放后第一个元旦节，由第一任责阳市长秦天真主持的盛大的联欢晚会。 1950年元旦宴会，苏振华、赵健民等首长请我参加作客。 （七）我率安龙指挥部直属部队及第二三四师在都匀政治整训 我在贵阳约住了半个月，于1950年元月中旬，赵健民副主任当面给我一个书面命令：“命万式炯率领起义部队，开赴都匀作政治整训。”赵并向我解释说：“第五兵团的印信，因杨勇司令员去成都打仗，已带到成都去了，所以借用贵阳军管会的公章。”赵仍旧派卫兵一个班送我回安龙。 1950年元月21日，我遵命由安龙率部开拔，指挥部、直属部队警卫连、通信连及第二三四师，由参谋长凌孟南及师长谢可澄率领，徒步行军直赴都匀。我乘汽车经过贵阳时，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已由成都回筑）、政委苏振华，在杨勇司令员住宅（今统战部)设宴招待我。宴后，第五兵团参谋长潘焱对我说：“今后有事，可直接找我。” 我到贵阳市人民政府向秦天真市长辞行，适有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徐健生也在座。略为叙谈，我即辞出，乘车赴都匀。 3月1日，以钟仁辉为首的30余人军事代表团到来点验，都匀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根培在操场点验。政委况玉纯热情接待了我们。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均驻于都匀城内，第二三四师驻郊区约七八里地之村落，各级军代表分别进驻，从事指导整训。 点验后，我接到第五兵团书面命令：“命万式炯任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钟仁辉、谢可澄任副主任委员。”得到相当于中将副兵团级的待遇。 1950年6月底，政治整训任务完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与解放军第十七军合编，当原机构撤销时，军事代表团主任钟仁辉，在干部会上宣读一份文件：“上级通知，万式炯到贵阳，待省人民政府成立任委员；谢可澄留都匀，任都匀军分区副司令员。” 6月26日，我遵照通知到贵阳。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热情接见了我，政治部秘书处处长薛光在座。王辉球主任对我说：“这次整训，你们成绩是比较好的，有的单位起义后整团整团地叛变，杀害不少军代表。你今后的工作，军代表已向你讲了。省人民政府成立任委员，你等通知。”又说：“他们住在招待所的二十几位团级干部要到重庆去学习，因贵州一时找不到许多位置安插。”又说：“你不是说要去医院检查身体吗？你去嘛。” 6月29日，张萍部长派汽车送我到图云关军区医院。7月5日，王乐亭部长到医院看我，并代表组织赠我银元30元零用。7月27日，张萍部长到医院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你到贵阳革大高研班学习，8月11日开学。” 贵阳革大是贵州培训土改工作人员的学校，约1000人，解彭年任教育长。其中附设一个高研班，专为等待去西南进军大人员而设，张萍部长任主任。 开学后一个星期天，张涛打电话约我去吃饭，说：“张萍部长委托我问你，'别人高高兴兴，你个人为什么不愉快。'”我答：“解放军讲话不兑现。原来两次告诉我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现在省政府已成立，报上却没有我的名字，不知何故，我想不通。”张涛说：“你不要错怪共产党。因为上次你路过兴仁到贵阳时，某人（统战部知道）当着我们面气愤愤地说：'万敬章（式炯号）前脚一走，后脚我就跟着打电报给解放军说：万式炯是假起义，此人很坏，不可靠，要谨防。’所以要你来学习交代问题。” 我回答：“这是造谣毁谤，真金不怕火来烧，我相信共产党英明，会搞个水落石出。” 9月底，革大高研班结束。10月1日，杨勇主席、陈曾固副主席在省府大礼堂（老省府）举行宴会，为我们赴重庆西南军大学习的人员饯行。  原省府大礼堂 临行，张萍部长送我上汽车时说：“你把所有的委任状带到西南去，帮助别人了解你。”1954年8月，我回到贵阳。1984年7月，落实政策，贵州省委安排我到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副主任，为行政侍遇十二级。 综上所述：我先在国民党服务22年，然后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转向革命道路。期间做了三件事：一是在广西旧州说服了张光玮180度转弯，将原来已经分散准备打游击的第四十六、第四十八两个师集中起义，我以副句令官的身分起了一定的作用；二是在贵州单独领导安龙指挥部直属部队警卫连、通信连及第二三四师起义；三是争取旧部铜仁专区保安司令欧阳性成率部起义。 （1985年11月1日)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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