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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入楼房初期，总做一个相同的梦，梦境里槐花盛开， 我和妻儿依然生活在城西的四合院，住了五年的南屋后窗飘来阵阵花香，一簇簇沉甸甸的槐树花压弯了枝头，听得见枝杈清脆的折断声。屋门敞着，穿开裆裤的儿子腰间挎着“宝剑”，耀武扬威地站在门口。 80年代初，我和妻子搬进这座二进四合院。和我们同时搬来的还有两对新人，里院东厢房一分为二分给他们，我们住外院南屋。 外院七间南房，门道西侧五间，东侧两间。通往里院是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垂花门两侧游廊看面墙上有造型不同的漏窗。里院宽绰疏朗，北房三正四耳，东西六间厢房。高大的北房前廊后厦，东耳房旁侧夹道通后院，后院有棵枣树。里外院子清一色花砖铺地，各屋地面也是不同图案的花砖。后来听西耳房王先生说，原先这里是晚清户部侍郎的府宅，北平沦陷后住过日军，“光复”后住过国军，建国后成为学校宿舍，“文革”期间挖防空洞在后院挖出过枪械。
王先生退休前教油画，常将绷在内框的亚麻布打上底胶在院子晾晒。欣赏过他的画作，风景画色相偏于正午暖白，喜欢橙色黄昏色调的我总感觉有些“过曝”。 西耳房是独立小院，花草繁茂很别致。王先生一儿一女早已成家，儿子一家三口与王先生同居二间耳房，女儿和赘婿以及几只猫住在后院自建的二间平房。 王先生的女儿弱不经风病怏怏的，她说她长年胃不好。她的入赘丈夫不知何处“当差”，总是身着整洁的中山装拎着公文包，谦恭得体。两人无子女，养了几只猫，猫只在后院玩耍，夜晚宿在一个专门的“书架”里，各有各的卧处。 东耳房校工郭师傅家没王先生家惬意，一道青灰影壁把住房和茅房隔开，小院面积大大缩水，且人来人往无私密可言。 郭师傅的老伴儿是旗人，从清朝到当今，中间隔着北洋、民国和日伪，但祖辈传下来的习惯不像江山易改。郭大妈清晨睁开双眼第一件事是在后院用劈柴烧汆做水沏一壶“香片”，煤炉子或液化气烧的水沏茶那是“没法儿喝的”。茶喝透了便靠在街门口看景，兜里揣着永远磕不完的瓜子。没见她做过饭，想必做饭时在后院我也看不到。
男女厕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隔断墙灯窝里的照明灯泡两边共用。每天清晨上厕所的接连不断，边出恭边问安边家长里短不顾及隔墙有耳，谁跑肚谁便秘在院子里不是秘密。我无论如何不习惯这种如厕方式，宁可走出几十米去相互陌生的胡同“公厕”，大多时忍着上班去城东的郊外。 和我同样不参加“五谷轮回”的是里院北屋谢家。谢老先生特级教师，和在北大教书的儿子以及儿媳、孙子同住，学校照顾老先生在北屋修了一个卫生间，而且是坐便。谢家不去“院厕”，与我还是有区别的。 搬进四合院不久，房管部门把好端端的二进垂花莲门和游廊拆了，盖起六间小北房与南屋相对，二进门成为一条甬道。房管部门一拆一建揭开自建帷幕，外院与我为邻的穆家首先扩充面积，接出一间“大屋”。 穆师傅也是校工，与穆太太生育三儿二女，加上两个儿媳妇，一大家子住在一处想必十分拥挤，出出进进经由我家窗前，像是皮影戏。 穆太太料理一家人生活起居不比上班轻松，一次她水管子旁蹲着洗菜，我看着堆如小山的蔬菜不知好歹地说“大妈您家做饭跟食堂是的”，我的话把她逗乐了，说：“可不就是食唐，全擎着呢”。 说是“远亲不如近邻”，我家与穆家“界壁儿”，放钥匙看门，临时照眼孩子都找穆家。一次2岁的儿子去穆家“串门”，把穆家闺女的化妆品抹了一脸，回家时跟小鬼儿是的吓妻子一跳，赶忙过去道歉，穆家闺女说“多大点儿事儿，孩子高兴就玩儿呗”。 穆太太热心，冬天张罗水管子回水，雨天招呼收衣物，晚上盯着关街门，每月督促查电表收电费，有了她的忙碌，院子里平静的生活添了几分有趣的喧闹。 穆师傅不过问家事，夏天穿着白色大裤衩，端一大把缸子茶水坐在当街槐阴下和熟人打招呼。据说穆师傅以前在院子里很“强势”，大概上了岁数性情改变，相邻几年虽然不如和穆太太熟稔，倒也相安无事。 穆家盖起“大屋”后，院子里自建房犹如雨后春笋，里院西屋男李老师的女儿和女婿在新盖的北房后身儿接出一间“新房”，贴上喜字，新女婿从此入赘李家。和我们同时搬来东屋的两家各自接出了小屋，我也利用穆家“大屋”的半堵墙盖起厨房，并给对面小北房未来的新户留有相等的自建空间。不久，一对新婚夫妻住进来并如我所料盖起厨房，两房之间成了狭窄的夹道。
新婚夫妇凡人不理与街坊四邻不相往来。那年冬天，男的慌慌张张闯进来，语无伦次地说他媳妇不行了，全没了往日的自命不凡。我赶紧随他去了对面，女的气若游丝，我说快送医院吧，八成中了煤气。后来，男的从医院回来，又拆烟囱又装风斗，说媳妇缓过来了。 外院门道东侧南屋的女李老师在职时教英语，退休后失去语境，大概是怕专业生疏了，佝偻着背在蜂窝煤炉子上做一日三餐时，窗台上的半导体播放的总是“许国璋”。 一次我蒸包子，她大呼小叫地惊讶我会使碱，我不以为然，这些生活的基本技能我十几岁时便已掌握。还有一次晚饭前她到我家窗前奇怪地问：“怎么每天听不到你家炒菜的'嗞啦’声？”妻子尚未作答，路过的穆太太接茬：“人家'嗞啦’的时候你还没下班呢”。
一年一度的后院打枣是最热闹不过的。打枣的日子，穆太太吆喝大家去捡枣，上树打枣的是身手敏捷的郭家小子和穆家小儿子。枣一阵阵像冰雹般落下来，小孩子们捂着脑袋尖叫着躲避，大人们欢笑着边捡边吃，尖形的枣，又脆又甜。捡的枣集中起来交给穆太太，由她分成若干份送到各家，不会因为谁家没参加捡枣而少分得一份。
80年代中，这年是我和妻子在城西的这座四合院生活的第五年，儿子三岁了。这年里王先生的女儿突然去世，说是多年来心脏病误当胃病耽搁了。女儿的离世打击了原本体弱的王先生，不久也辞世而去，谦恭得体的倒插门女婿从此离开“伤心之地”再没回来过。这年里穆家当医生的大小子和同样是医生的媳妇放弃专业带着孩子移民加拿大，去外国当公民了。这年里谢先生的儿子出国学术交流没带胰岛素，糖尿病发作害了眼睛，几次见到他都由他文静的媳妇搀扶着。这年，胡同墙上出现许多白色圆圈，中间写着“拆”字。 拆迁部门组织开会宣讲政策，邻里们出奇的安静，没有街头巷尾的热议，也没有相互攀比的争吵，那时候人们还懵懂单纯。 很快，院子里开始搬家，第一个搬走的是谢家，北房腾出来成了拆迁办公室。接着，院子里的人家陆续减少，每一户离开，大家都要相送，怅怅地看着汽车远去。 那年夏天槐树花开得格外旺盛，折断的树杈挂在南屋后窗上，地上落花如雪。一辆“佐川急便”碾着落花而去，我家也搬走了，去了这座大城的东边。
又到槐树花开，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竟然和三十年前的梦境一模一样：槐花盛开，我和妻儿依然生活在城西的四合院，住了五年的南屋后窗飘来阵阵花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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