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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影响:第一,新航路开辟并没有立即导致地中海航路的衰落。1509年葡萄牙在第乌附近海面打败阿拉伯人联合舰队,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虽然16世纪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是有限的,但在东方的活动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新航路虽然开辟了,但我们切莫以为,新大陆发现立即改变了世界主要交通路线,中东城市旋即衰落。事实上,在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远航后的一百年,地中海仍是活跃的国际交往中心。  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并没有因为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取得成功而立刻被人抛弃,变得穷困起来。相反,地中海致力于大西洋的建设,并且根据自己的面貌创造和派生出一个伊比利亚人的新世界。 直到1600年,地中海仍然拥有兴旺发达、灵活多变和充满活力的经济。16世纪初,葡萄牙人竭力垄断印度洋上的香料贸易,但他们“从来未能控制住马拉巴尔的所有胡椒”,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不断设法从印度尼西亚获得香料。 16世纪末开始,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已被打破。各国商人“双管齐下,既利用大西洋,也不忽视地中海。为了购买胡椒,他们或绕道好望角,或取道列万特”。  斯延斯加德认为,大约在1600年时,经好望角航线运往欧洲的胡椒是100万—200万磅,丁香、靛蓝、药品、肉豆栽花等共约35万至65万磅,而经商队运进地中海的胡椒有300万—400万磅,丁香等等共有70万—100万磅,另外还有生丝50万磅。这些数字说明地中海航线依然十分重要。航路畅通确保中东城市继续繁荣。 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为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最大城市。其城市人口的总数已经超过50万。17世纪中期,每天在伊斯坦布尔城内有250吨的面包被烤制,每月有18,000头牛被宰,每年有700,000只羊被杀。 这些商品中十分之一都被送往托普卡帕宫。新航路开辟后,老航线依旧保持其大部分交易,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在整个16世纪仍成功地与葡萄牙人进行竞争。直到17世纪印度洋上出现效率更高、经济上更强大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时,老资格的意大利中间人和阿拉伯中间人才被排挤掉,传统的中东路线才让位于外洋航线。  第二,中东城市在新航路开辟后仍保持繁荣,除原有航道继续发挥作用外,还必须看到奥斯曼帝国作用。首先,帝国统一并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对城市特别是国际贸易路线周边的城市影响颇大。 开罗作为奥斯曼帝国与东方国家贸易的中介,作为帝国国内贸易中心,其商业活动范围进一步延伸。开罗“是一个通道,是一个流通的中心,其分支经红海进入阿拉伯和印度,经尼罗河进入阿比西亚和中非,经地中海到欧洲和土耳其帝国”。 甚至到15世纪,欧洲人到达印度洋后也不能长时间地威胁开罗的商业地位。从东南亚和远东到欧洲的长距离贸易,与红海、波斯湾、波斯和印度地区的近距离贸易仍然控制在开罗和阿勒颇的手中。  总之中东阿拉伯大城市从奥斯曼帝国统一的环境中受益,受欧洲贸易侵蚀的程度有限。开罗巴扎的数量从玛科里兹时代的87个增加到奥斯曼时期的145个,商队旅馆增加了6倍。 其次,帝国统一促使朝拜兴盛,开罗每年常常云集3万—4万朝拜者。朝拜商队是贸易的媒介,其作用巨大而深远:这些商队把马格里布、黑非洲、巴尔干、安纳托利亚、近东等地的产品带到埃及、叙利亚、圣城进行交易。从圣城返回的路上,商队又带东方商品到帝国各地交易。  朝拜者经过阿勒颇、大马士革、或开罗,至少有三个月的旅行,必须购买所需的物资。“在朝圣期间,城市也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集市,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来自印度价值几百万镑的商品被销售。 另外咖啡、没药、熏香和其他产品也交易频繁”,“朝拜者这样有力地刺激了帝国内部的贸易,其重要性是给帝国最僻远省份的手工业者提供了发展机会,使更多的朝拜者云集在大马士革与开罗”。 与奥斯曼统一的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未出现一统天下的帝国,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控制海上贸易,因为这种控制需要武力做后盾。16世纪,由于土耳其西扩,哈布斯堡王朝为保卫自己在中欧、南欧的领地与土耳其人浴血奋战,而“法国和英国都忙于获取土耳其苏丹的特许。  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1528年与苏丹苏莱曼达成一项友好和商业条约,使法国在土耳其拥有特权,并开创了签约和治外法权的实践,伊丽莎白女王由于列万特公司的压力,向苏丹宫廷定期委派大使”。 1582年英国向土耳其派出大使哈博恩(Harbone),哈博恩向开罗、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阿尔及尔、的黎波里派出领事,英国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增长很快。  1584年英国与这里的贸易额估计为4.5万镑。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海军在地中海活跃,寻找西北通道的佛罗比歇就是在地中海锻炼出来的。 就伊比利亚国家本身而言,葡萄牙人从东方运来的香料及丝绸等商品,西班牙人从美洲运来的金银,均依赖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银行家控制的商业网和金融业,才得以在欧洲出售和流通,并使大西洋市场和东方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 伊比利亚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在开辟东方和美洲的市场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们自己的工业越来越不适应海外居民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只得在生产上越来越仰仗于西欧其他国家,换言之,它们没有能力使自己成为世界生产中心。  库利舍尔认为,西班牙的贸易垄断制度“早在16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崩溃”。腓力二世统治的16世纪下半叶“殖民地进口产品中的90%都来自西班牙以外的国家”。17世纪时“走私贸易形成独自的政治体系”。 最后,帝国内部商业与贸易在城市经济中地位显著。奥斯曼帝国统一,促使手工业和商业兴盛。纺织业在埃及、马格里布、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得到空前发展。商业繁荣使大城市经济增长显著。当然增长主要归因于帝国内部贸易的活跃。 18世纪末,埃及与东方的批发贸易占其贸易总数的36%,与帝国地中海周围各省的贸易占50%,与欧洲的贸易仅占15%。当西方的渗透加快时,真正的“外贸”在18世纪末仍处于边缘地位。  第三,前工业社会时期城市的生存、发展和农业经济息息相关。中东伊斯兰城市是由于当地发展需要而建立的。虽然中东城市与旧大陆有贸易联系,但其人口并不是依靠香料、珠宝或制造品生存,而是由当地的农业支撑。 城市的财富与其内部和周围农民购买奢侈品和商品的能力紧密相连。同时城市商人把乡村作为其市场,不仅大商人在农村有大量地产,而且众多的中小手工业者、商人在农村拥有土地,种植橄榄树、养殖山羊等。  到19世纪中叶,开罗一半以上的人口仍从事农业。由于城市具有政治管理权、司法权和完善商业、社会服务体系,所以城市与其周围广大的农村腹地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当然在这层关系中农村从属于城市。 游牧部落依靠城市为它提供商业贸易市场,它们牧养的骆驼、山羊和绵羊所提供的肉类和乳制品是城市居民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内陆农村仰仗城市为其提供保护、经济便利和社会服务。 凭借这些优势,城市控制农村的生产方式,决定农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并聚集剩余产品,由商人输送四面八方。  同时在19世纪前,由于中东城市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落后、瘟疫频繁,所以人口死亡率一般都大于人口出生率,城市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人口不断迁入的结果,特别是饥荒时期,“城市被迫不间断地招募新的人员,这是生物学上的需要。如果城市人口要增长,它不能只靠自己,这也是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商业网中,远程贸易是创造商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主要工具。远程贸易不容质疑的优点正是它允许实行集中,从而使它成为推动资金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动力。 远程贸易是创造商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主要工具。远程贸易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督,这给商人提供很多方便,使他们绕过市场而不受惩罚,他通过法律的或事实的垄断来消除竞争,拉开供求双方的距离,因而使进出口差价的比率完全取决于唯一了解长链两端市场情况的中间人。 为了能进入获高额利润的这些流通渠道,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拥有足够的资本,能在当地获得信贷,商情灵通,有客户往来,在沿途的战略要点有能参与秘密的合伙人。 远程贸易能够使用全球贸易语言,即便国际贸易在数量上不占主导地位(香料贸易甚至就其价值而言也不如欧洲的小麦贸易),它所代表的高效率和建设性的革新使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它是任何迅速“积累”的源泉,它指挥旧制度下的整个世界,货币不离它的左右,随时为它效力。国际贸易为各国经济指明方向。由于穆斯林帝国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其漠视,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战略位置时,他们未加制止。 结果,欧洲人能够在不遭受穆斯林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贸易路线的主人,而以往欧亚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掌控在穆斯林手里。 该事件影响深远,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不仅使欧洲人富裕,而且促使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并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生产发展、国家富足,愈发扩张;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世界经济而处于静止状态,并日益落后。中东城市随着现代商业网的发展,边缘化状态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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