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商隐当年以擅长骈体应用文著称，好几位可以自辟僚佐的大员（如桂管观察使郑亚、武宁军节度使卢宏正等）请他去担任秘书，另外又有若干官员请他写某一篇文章——那时官场里的应用文例用骈文（所谓“今体文”），社会上也普遍重视此种文字。李商隐对自己这些应用文字相当重视，曾先后自编过两本集子。
第一本自编文集《樊南四六》（亦称《樊南甲集》）是大中元年（847）十月他任职于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时编成的，其序言写于他奉派赴南郡（今湖北江陵）谒见荆南节度使郑肃的舟行途中。这篇序言告诉读者：李商隐坦陈自己原先是写古文（散文）的， 后来才专攻今体（骈文），从此往而不返，尽管弟弟很不赞成也置之不理。自己学写骈文的老师是令狐楚（太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使，封彭阳郡开国公）和崔戎（华州刺史），自己所师法的前代大师则是南朝的任昉、范云、徐陵和庾信。骈文应讲究对偶（“好对”）和用典（“切事”），更重要的是要写得生动，充满感情。从这里人们可以知道，李商隐的文稿是随身携带的，编集时曾有所改订。他的编辑工作完成于今湖南省境内，同时也流露出他此时踌躇满志，自视甚高。
他第二本自编骈文集《樊南四六乙》（亦称《樊南乙集》），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任职于东川节度使、梓州刺史柳仲郢幕府期间编成，其序言中列述自上次编辑《樊南四六》以来的经历。与上次很热心地自编《樊南四六》不同，这次是应一位爱好者杨本胜的请求而编，自己的积极性并不高。他说自己态度改变的原因是“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妻子王氏去世了，自己情绪低落，兴意阑珊，对于文章已无兴趣——这里没有提到而实际上大起作用的是，政局发生巨变，对前途已无信心。上次编集大约是有文即录的，这次却删掉一二百篇，其原因他没有说，估计也很可能同形势的变化有关。
不过，如果真是文章“非平生所尊尚”，那么这样的续集也就大可不必再编，应杨本胜之请编出来后也不必彻夜无眠。从字里行间看去，李商隐内心深处很矛盾。先前的豪情已丧失殆尽，只剩下感慨。
李商隐自编的这两部集子专收骈文，至于他的古文和辞赋则另行编集，所以《新唐书·艺文志》除著录他的骈体文甲乙二集凡四十卷之外，另有《赋》和《文》各一卷。可惜后来所有这些集子全都亡佚了。今天所能看到的李氏文集都是后人的辑佚注释本，计有三种：
一、《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清人朱鹤龄、徐炯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集整理出李文一百五十篇，由徐树穀、徐炯分任笺、注。此集有开创之功。
二、《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其文本基础是上述徐氏笺注本《文集》，清人冯浩重加删补订正，另作空前详备的注释，订正了二徐注本的许多误失。冯浩是著名的李商隐研究专家，他另有《玉谿生诗集笺注》和《玉谿生年谱》，他这三部书成了后来研究李商隐的重要基石。
三、《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由清人钱振伦从《全唐文》中辑出未见于《李义山文集笺注》和《樊南文集详注》的李商隐文二百零三篇，并与其弟振常分任笺、注。《全唐文》中的李文来自《永乐大典》，大抵是一般读者前所未见的，这两百多篇文章的单独结集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李商隐的了解。
将上述成果加以总结并大力向前推进的是近贤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合撰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凡五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部书的好处是将现存全部李商隐文（以骈文为主，也有少量的辞赋和散文）三百五十余篇一网打尽，详加校勘，予以编年（少量无法编年的列于编年文之后），并汇集多种旧注，重加订补，其间又充分吸收了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和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等较新的考证成果，成为集大成的重大成果。
刘、余二先生又先行出版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凡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初版本，2004年增订重排本）和《李商隐资料汇编》（凡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他们的这三部书代表了迄今李商隐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估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无可取代。（顾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