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是情报厅，负责军事情报收集。 郑介民工作国防部第二厅是参谋总部“一般参谋”中的一个组成部门，掌管战略情报。它是在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的基础上扩大改组成立的。厅长仍由原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充任。在国防部第二厅成立时，国防部保密局也成立了，郑介民对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自戴笠死后，军统局缩编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又指定郑介民接戴笠的班，郑一跃成了军统局的第一号人物。然而他却对保密局很冷淡，以忙于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为借口，尽可能避免插手保密局的工作事宜。之后不到半年时间，郑介民便卸掉保密局局长的兼职。而与此同时，郑介民对筹组国防部第二厅却是全力以赴。尽管1946年夏秋之交北平军调部的所谓调处工作十分紧张，但郑介民仍抽身赶回南京，亲自主持国防部第二厅的筹组工作。第二厅的业务执掌和重要的人事安排，都是厅长郑介民和来自政府军事委员封裔忠参谋长亲自作出决定的。  组织系统1946年6月，按照美版国防部第二厅体制，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成立时，采用两司制，其组织系统，概况如下表： 业务分工龚愚又名龚乐愚，贵州人。1929年5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交通兵科。他不但是何应钦的小同乡，而且是何的近亲。龚愚是经何应钦的保荐到军令部第二厅出任副厅长兼代厅长并全权主持厅务的。像他这样一个既非军统系，又非武官系的厅外人士，如果不是有何应钦这样的背景，是不可能这么快走上指挥整个情报厅工作的代厅长岗位的。由于他在第二厅内没有可靠的班底和处理情报的基础，仅三个月之后，就被刚从美国回来的武官系首领侯腾轻易挤下台去。 厅长，副厅长之下设厅长办公室，政策计划处和第一、第二两个司，其工作执掌分别叙述如下： 厅长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一人，专员若干人，办公室下设四个组，分掌厅本部人事、财务、总务和文书等事宜。 政策计划处：处长曹士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贺耀组的女婿。日本投降后曾任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 因为全厅有十几个处和很多附属机构，在工作上难免有互相矛盾和不协调，须由政策计划处进行协调以提高工作效率。 国防部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打共产党，因此担任反共情报的第二厅第三处的重要性显然比抗战时期的军令部第三处大大增加，郑介民认定杜逵不能胜任这个重要职务，所以另外找来非军统系的钮先民膺此重任。郑介民提升杜逵担任二司副局长，绝非出于对杜的信任，恰是对他另有看法。 第二厅成立后，很长时间拿不出中共方面的军事、政治情报。这一点，蒋介石无法理解。因为在北伐和抗战中容易得到的东西现在得到却如此困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二厅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这是亟需加以整顿的，由此加快了第二厅的改组。 改组的经过1946年9月，成立已4个月的国防部第二厅工作仍处于杂乱无章状态。厅长郑介民正驻在北平，一时难以回南京亲自主持工作。而坐镇南京的代理厅长龚愚早已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第二厅的整顿已势在必行。正在这时，原军令部第二厅剐厅长兼代厅长，后出任驻美大使馆武官的侯腾率其他几名武官从美国返南京述职。在第二厅内，除郑介民之外，侯腾是资历最深、对厅务最熟悉的一个人。因此，整顿第二厅的任务自然落在他身上。侯腾此番受命来第二厅整顿，还带有更大的个人企图，即准备在适当时机取代郑介民，把第二厅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此次整顿第二厅，身为厅长的郑介民始终没有从北平返回南京，并非他不能回来，而是他不愿回来参加整顿。第二厅的第一次整顿在人事安排方面，第一步是赶走了原代理厅长龚愚，侯腾取而代之；第二步是将一向对侯不满的军统分子如杜逵、魏大铭等排挤出厅。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 邱沈钧 撰稿 (1)1947年4月第二次改组的原因 第一次改组是蒋介石笼统地对国防部第二厅（军令部第二厅）整个工作不满，两司制被取消，是以形式上的变化为主。第二次改组是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重点加强电讯情报工作，着重于内容的改变。第一次改组并没有解决情报来源这个根本问题。自1946年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到1947年春，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损兵折将，损失了近100个旅的主力部队。从南京大本营到各个战场的指挥官，都将惨败的责任推给无法获知解放军的军事情报上，蒋介石也认为第二厅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差。在甚怒之下，急忙把郑介民从北平叫了回来申斥一番。1947年5月某天，蒋介石召见了搞密电码情报工作的五个头目，即郑介民、毛庆祥、魏大铭、王俊杰和肖坚白，对他们严加痛斥，问他们为什么拿不到解放军方面的军事情报。郑介民因长期在北平，因此讲不出原因所在。他主管的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和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已经归并到国防部第二厅去了。 魏大铭由于郑介民对他不信任，又受侯腾的排挤，最初是架空了的第一司副司长的闲职，后第一次改组则干脆当了个挂名专员，而王俊杰是第二厅一司四处处长，又是第一次改组后的技术研究室主任，是直接主管密电码工作的负责人。所以当蒋介石问到何以不能获得中共军事情报时，王俊杰首当其冲，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向蒋介石讲了三点原因：第一是抗战胜利后，不少有才华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自谋出路，离职他去，故此目前技术力量薄弱。这是主要原因；第二是待遇菲薄，原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有伙食津贴，如今一律按军职待遇，又没有破译技术奖金，不仅不能吸引原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再回来工作，连现职人员也不安心工作；第三，自从重庆搬回南京，至今几百号人仍挤在原关押日本战犯的破营房内，连办公室都没有，无法开展工作。 蒋介石听了汇报后，当即指示说：“对于原来有经验有技术的人员，你们认为需要的话，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机关工作，一律用我的命令调回来工作；凡是从事破译工作的技术人员，一律供给全日膳食。对特殊的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可以破例照顾，如买或租花园洋房，添置沙发，在生活上提供方便。做出成绩者可发给奖金，有特大成就者可上报由我发给特等奖励。把研译人员的办公室搬到我警卫部队楼房里来办公。”并当即责成办理，并要求一定把军事情报工作做好。后来，蒋介石警卫的营房确实让出了东首的半幢，计20余间，专门给技术研究室搞中密电码研究工作的第三科，作为办公室之用。第三科近百名技术人员一律供给三餐伙食。同时在山西路确已买下了洋房，添置了沙发，只是不知什么人在洋房里办公。 (2)改组经过 第一、电讯侦测和密电码研译必须合并在一个机构内集中管理。 第二、第七处陈祖舜和我等虽长期从事侦测工作，但只有片段或局部的经验，不了解全盘人机情况，难以适应当前的急需。技术研究室的王俊杰过去从未接触密码工作，面对解放军密电码，王的能力和技术势难胜任。基于以上见解，郑介民呈准蒋介石，亲自主持二厅的第二次改组。 (3)第二次改组后的组织和业务概况 第二次改组是基于蒋介石迫切需要加强电讯情报工作，以利于有效地截取解放军的情报。除撤销第七、第八两处外，主要是成立新的通讯总所和改组技术研究室。厅办公室和其他六个处无大变化。第八处的撤销，是由于一般日本战俘和日侨已遣返完毕，它的撤销与这次改组并无直接关系。改组中，首先撤销了第七处，第七处的业务就其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情报电讯和电讯情报。第七处撤销后，将情报电讯业务及其经办人员和通讯总台合并而组成通讯总所；又将电讯情报业务包括侦测、监督和监察工作及其经办人员移并到技术研究室。这样做，是想熔电讯、侦测和密电研译于一炉，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配合作用。第七处处长陈祖舜被调为第二厅专员的闲缺，不久离开第二厅。 第二次改组中，原第七处的电讯情报业务划归技术研究室之后，剩下的谍报通讯任务，包括谍报通讯的业务、人事、经费和器材等等，涉及面相当广。它与第二厅的第一、二、三、五各处，各绥靖公署和绥靖区的第二处，各野战兵团司令部的第二处，国防部的第一、第五两厅，联勤总部通讯署，以及国营无线电机制造厂等均有联系和业务往来，在许多场合均以厅的名义行事，非是厅长的电讯幕僚机构不可。出于需要，决定把原第七处的谍报通讯业务连同全部经办人员和通讯总台合并组成通讯总所。这个通讯总所既是一个执行通讯的单位，又具有相当于通讯处的职能，其编制比一般的处要大得多。 郑介民决定由我(原第七处副处长)和卢拯分别担任通讯总所正、副所长，负责筹组事宜。在筹组中，出于保密考虑，也为改善第二厅谍报电台人员的生活待遇，经多次与国防部第五厅研究洽商，同意第二厅的谍报通讯电台，一律用“组”的名称。 通讯总所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谍报通讯网，将厅属各地谍报组和各第二处搜集的情报，通过无线电讯传递到南京国防部第二厅本部。 情报贵在时效，故南京中央通讯组(即总台)与所有电台以直接通报联络为原则。所有五个直属通讯组(即支台)均处于全国军事政治中心，除了搜集本地情报外，主要任务是转报。这些直属通讯组属半公开性质，因人多，使用大功率机器也无法秘密隐蔽起来，无潜伏任务，一旦当地面临解放，台即撤走，亦无保密的必要。 各绥靖公署、绥区和各兵团司令部第二处，规定其支台与南京直接联络，分台则不与南京直通。凡第二处支台与南京通讯情况欠佳时，亦酌情由附近厅属通讯组转报。各绥靖公署、绥区、兵团第二处支台台长，多数均由通讯总所选派，通讯用电机以第二处自备为主，如有困难，则由通讯总所协助解决。 第二、派遣分组(即分台)，配合第二厅第二、三、五各处外派的谍报组工作。分台报务人员，一般以一台一人为原则，由中央通讯组抽调。中央通讯组所需增补的报务人员，则由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培训补充。 使用的小型收发报机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制造的CMS手提皮箱式收发报机；另一种是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上海无线电制造厂承制的小型收发报机。 蒋介石对解放区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以后，节节败退，新解放地域日益扩大，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凡人民解放力量所到之处，当地原有的第二厅谍报组和电台立即被破获。第二厅又需在新的待解放地区量新布置。因此通讯总所派出的电台即直属通讯分组的数量不断增加，有时出现人机供不应求，无法及时派遣的紧张局面。到1948年冬，由通讯总所新建和原有的第二厅谍报电台总数发展到130个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的边远些带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如前文已提到的40多个所谓国内谍报台和10多个边疆谍报台，共约60个已建谍报台以外，随着战局的变化，又往许多地区派遣了第二厅的谍报人员。 第三、临时交办的事项。1947年秋，蒋介石为解决国民革命军野战部队通讯的严重泄密问题，特令对国民革命军的通讯部队进行彻底整顿，该任务是交给通讯总部办理的。 第二次改组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电讯情报，将撤销后的第七处电讯情报业务归并到技术研究室，使电讯侦测与密电研译融为一体。在这方面，仅调整机构还不容易了解事变的实质，只有透过人事的调动才能了解这次改组的内情。 第二次改组把第七处处长陈祖舜和技术研究室主任王俊杰同时调离原职，实质是变相的免职。在第一次改组时，已被打入冷宫的挂名专员魏大铭再次出马，担任技术研究室主任，一手掌管技术研究室和第七处归并过来的业务。魏大铭是电讯侦测的行家，又曾主持过对日外交、陆军、空军、汪伪、杂牌军以及中共各个方面的密电研译工作，懂得密研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可以说，在蒋介石阵营内，魏是唯一一个熟悉整个侦译过程的全才。另一方面，他控制着大量侦译方面的技术人员，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侦测工具。因此，郑介民决定起用魏大铭，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此外还由于魏负责情报和电讯情报工作已有15年的历史，并有显著成绩，蒋介石对他也有深刻印象。 魏接任技术研究室后，要求全权处理技术研究室的人事和业务。首先，把谢朝彰和肖坚白两位副主任调走，并找来他所信得过的冉一鹤和林国人两人继任副主任，作为他的帮手。同时，他把担任过第二厅通讯总台台长、也是他的亲信和学生的于炽生从交通部找回，出任侦测总台(后改名为电讯总台)台长。他又将老友金戈调任技术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此外，他把所有他了解的绝大部分电讯侦收和测向人员重新加以调配，安置在较适当的位子上，使各人能发挥最大的才能。还把1940年前后曾在重庆中苏情报台工作，从苏联人那里学到技术，测向水平较高的一批已分散在各地的人，均从外地调集到南京电讯总台，以加强南京为中心的测向力量。第七处完成不了的中距离测向网，在魏大铭手中很快建立起来，并加派了一些流动的小型测向台，配合各地工作队工作。1947年，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前方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头头今天说在某地消灭了三野某纵队，明天说在某地歼灭了三野另一纵队，以向蒋介石邀功。在同一期间，国防部第二厅从测向机截获的三野各纵队司令部电台讯号，反而证明这些纵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其联络和通报却更加频繁。说明这些纵队不仅完整地存在着，而且在不断地寻找战机，以消灭国民革命军的有生力量。事实证明，国民革命军前方将领呈报的军情是骗人的谎言，只有第二厅一家测出了真情。后来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山东吃了很多败仗，从而证实了二厅测向情报的可靠性，蒋介石曾给予表扬。 在密码研译方面，魏大铭也尽可能设法加强力量。因为蒋介石已有指示，就用蒋介石的命令调回搞中文密码的元老黄季弼和研密有丰富经验的技术权威杨肆到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当顾问。魏还亲自出马，想办法找过其他一些有经验的研译人员回来。魏上台后，工作重点放在第三(中文)科，共集中了100余人，主要力量用来破译解放军的密电码。据说曾从前线截获到陈赓所部的几十份密电底稿，他们企图在破译解放军密电码情报上有所突破，并曾破译过少量的解放军密电情报，但价值不高。另一部分研译人员仍研译桂系、川康系和滇系等地方势力的密电码，问或有所破译。 技术研究室还从日本战俘中找出一些具有密码破译专长的人，单独组成一个秘密小组，在另外的洋房内办公，专门从事解放军密电码的研译工作。该秘密小组由钟逢甲主持。该组隶属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因是绝密机构，它与技术研究室其他研译单位相隔离，由魏大铭直接掌握，该组具体内情不易了解。国防部第二厅经过第二次改组后的技术研究室在魏大铭主持下，采取了不少措施，尽管在形式上工作有些起色，在测向和电讯情报上有些收获，但从整个情形看，对国民革命军的内战，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1947年11月中旬，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厅长职务交给副厅长侯腾接替。不过，以后凡有关第二厅的问题，蒋介石仍向郑介民询问并不断给其发指示，而很少直接指挥侯腾。 侯腾就任第二厅厅长职务后，把原第一处处长曾士征和第五处处长叶楠提升为副厅长作为他的左膀右臂，而原副厅长张炎元则离开了第二厅。 第二厅在郑介民任内，电讯情报工作经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大力整顿后，在侦收、测向和密码研译三方面的部署大致已定。侯腾接任后，就将注意力集中于加强以第三处为中心的国内(地面)情报工作。为了打开搜集地面情报的局面，在约一年的时间里，侯腾先后采取了下面一些措施。 1946年春，美国顾问为蒋介石拟定国防部体制时，对第二(情报)厅提出了必须组成G-2系统的建议，使国防部有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区，从军事指挥机关到野战部队的各级情报机构所组成的统一情报系统，以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第二厅成立的初始阶段，内部混乱一团，百事待举，无暇顾及。到1947年上半年，经过两次改组，内部勉强稳定下来；同时野战兵团司令部和各地区绥靖公署、绥靖区亦不断增设，第二厅G-2情报系统的建立，也就提到日程上来。自1947年下半年开始，迫于战事的发展，需要加强地面情报的搜索，更加快了G-2系统的步伐。到1948年初，这个以南京国防部第二厅为中枢的G-2系统已基本上建立起来。构成这一系统的有：各剿匪总司令部、各野战兵团司令部、绥靖公署、绥靖区的第二处，各军的参谋处第二课，以及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署。 G-2系统基本建立后，由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主持其事。而各剿总、兵团、绥靖公署、绥靖区的第二处是基本骨干。各第二处在组织上属所在“剿总”、兵团和绥靖单位的建制，但在业务方面则归国防部第二厅指挥和领导。各第二处处长的人选，除个别由所在单位主官物色任命外，一般均由第二厅推荐，这是为便于控制各第二处。各第二处又在自己的情报活动范围内，派遣谍报组织和谍报分台，组成它本身的谍报网。在第二处内设置中型的通讯支台一座，担负着上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通信总所中央通讯组，下与所属各谍报分台的通讯联系。支台台长人员一般由通讯总所调派。支、分台的器材和电讯材料的补给，原则上由各第二处自行负责办理，但实际情况，大多数需要通讯总所协助给予解决。各第二处处长经常到南京参加国防部第二厅召开的“第二处处长会议”，或个别处长向第二厅汇报工作。 所谓G-2系统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效果上并没有起过大的作用。因为G-2系统建立的目的是企图通过他的谍报网，更广泛、更有效地搜集解放军的情报，这一点办不到或很少收获，实际作用不大，说明G-2系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 (4)“组台一元化”到“独立台” 第二厅谍报组分布在全国各地，必须配备电台才能和南京厅本部保持联系。过去谍报组与电台之间历来采取临时结合的办法，工作上要互相配合，而组织上并无从属关系。各谍报组由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主管，经费由第三处核定后，由第二厅财务组发给，组的官佐考核也由第三处办理。配置在谍报组的电台，于编制上属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所主管，经费亦由通讯所发给，台的官佐考核也由总所办理。由于组台双方人员为人作风有异，利害也不全同，相处日久，发生矛盾，经常向各自的直属上级指责对方。尤其是当谍报组搜集不到中共军事情报，而又找不到根本原因时，这种组台不和的常见病就被当作情报来源枯竭的症结了。新上任厅长侯腾认为，谍报工作失败的原因是组台不能统一指挥，台长不服从组长的指挥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侯腾上任不久，就提出“组台一元化”的新措施。规定电台从属于谍报组工作之日起，即成为谍报组的一个组成部分，台长必须服从组长的靠导。为了保证组长有可靠的指挥权，将电台经费原由通讯总所所直接拨发改由第二厅财务组汇寄给谍报组长，谍报组台的全部经费都由组长来支配，对电台人员的考核，也改归谍报组长掌握。这样台长就不敢不听从组长的指挥，从而可以提高搜索情报工作的效率。岂知适得其反，这一新举措引起了电台人员普遍的不满，也给谍报组长带来了新的麻烦。关于电台电讯器材的补给，原是组长和台长共同负责会商解决，且主要由台长去办理。“组台一元化”以来，台长就把这类与经济有关的事项全部推给组长去处理，这对多数过去从不过问电台事务的组长来说，确实成为难题。“组台一元化”可以使组长拥有指挥权，但是台长俯首听从组长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组台一元化”实施的结果，不仅改善不了谍报组得不到情报的困难，还徒然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侯腾鉴于“组台一元化”的失败，又寄希望于“独立台”的建立。 关于设“独立台”的建议，是1948年冬初任副厅长的魏大铭提出的。所谓“独立台”，就是由电台单独工作，不与谍报组织发生关系，由电台台长兼负搜集情报之责，集组长和台长任务于一人。 (5)设置地区办事处 侯腾对第二厅谍报组工作的没有搞出成绩，又找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认为是谍报组派遣的数量太多，分布面广，厅本部鞭长莫及，指挥不便，督导困难。因而决定在各重要的战略中心如徐州、武汉、西安和重庆等地设置第二厅办事处，分区域管理各地的谍报组工作。有关谍报组台经费的发放、电台器材的补充、人员的考核等事项，均改由办事处就近处理。第二厅只与各地办事处联系，不再直接遥控各谍报组。1948年夏，先成立武汉办事处作为试点。试办两个月后发现，这个半公开的中间机构平时虽然可以给予各地谍报组一定的便利和帮助，但当办事处辖区内的谍报组所在地一旦解放，办事处即难继续与之联系，作用也就消失了。 （6)增设外勤组集中管理 国防部第二厅循军令部第二厅的旧例，凡该厅第三处外派的谍报组，从确定组长的人选、谍报组的组成、经费预算、出发事宜、业务指导和人事考核等均由第三处负责包办。侯腾担任厅长后，认为厅属各处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研判情报资料，如果兼管外勤单位，既分散时间精力，又不利于研判工作，也有碍于对外勤单位的统一管理。故于1948年秋，在第二厅厅本部增设一个外勤组，集中管理除技术研究室和通讯总所以外所有各个处的外勤单位。 1949年1月，第二厅又在外勤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第七处，扩大管理外勤工作的范围，将原技术研究室和通讯总所(后再次缩编为通讯总台)主管的外勤工作一并移由第七处管理。 (7)扩大情报训练 第二次改组以后，情报军官训练班的培训对象从过去只局限于培养谍报人员和谍报通讯人员，逐步发展到还要对谍报参谋、军电管理人员和保防干部的轮训；在培训内容上，从报务和机务方面的技术知识，增授了一般电讯保密和侦测知识，以防止谍报电台在通讯中泄漏秘密。1947年夏，还开办了两期“高级译电人员训练班”，学员是从各军事机关、部队、学校译电室负责人中抽调的，每期100人，以中上校为多，还有几名少将级的译电室负责人。该班除军训和政治课以外，还由专人讲授密电码常识、密电码研究法、电讯常识、军电管理规程、防谍保密等课目。 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班务由教务主任汪子清(侯腾的妻弟)实际负责。1948年冬，情报军官训练班扩大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学校，由厅长侯腾兼任校长，沈蕴存任教育长并主持校务。第二厅经过第二次改组，郑介民整顿电讯情报于前，侯腾竭力为地面情报打开出路于后，到1948年，已经建成了两网一系，这就是全国电讯侦译网和全国谍报网，以及从国防部第二厅起到各军参二课为止构成的所谓G-2系统。在电讯侦译方面，尚有一些收获，例如技术研究室在淮海战役前夕，通过侦收和测向，曾掌握了解放军二野司令部及主要纵队的驻地和移动情况。该项情报均以电话及时报告蒋介石。 (8)派系斗争 国防部第二厅的派系斗争，较过去更为错综复杂。这种错综复杂性，与以下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一是，因为国防部第二厅扩大了业务，相应地也增加了来自很多不同派系的人员。 二是，戴笠摔死后，军统系一时处于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些靠“戴老板”起家者，脱离军统就无法生存，仍去依附于毛人凤当家的保密局；凡自己另有出路或一贯慑于戴笠的威望，过去想脱离军统而脱离不了的人，现在则像树倒猢狲散那样自动斩断和军统的关系，有的想独树一帜自立门户，有的想保持固有的势力范围，有的见风使舵，找寻新的靠山，于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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