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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白色恐怖下追求真理， 写下了无数传奇的故事； 他在明媚阳光下埋头苦干， 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从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到新中国首都工会的领导人。 “九一八”后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抗战”期间军政大学讲授马列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实行了血腥镇压和疯狂的反攻倒算，革命一时转入低潮。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萧明等陕东区委的领导被迫转入渭南山区，继续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被害等原因，此时的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出现了派别，纠纷不断，中央决定着手重建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先后派王荷波、蔡和森、刘少奇等人前往顺直省委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不大。 1928年11月下旬，刘少奇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顺直党的工作情况。11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顺直省委的问题。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前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迅速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同年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里，按中央指示和周恩来预定的计划，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萧明受组织的派遣，化名萧鸣，也到天津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轮流主持，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周恩来从政治路线的高度，耐心说服教育，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萧明等所有与会者，如沐春风，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爱护，增强了团结起来，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会上，萧明、傅公茂（彭真）等被选为省委委员。1929年，萧明又被选为顺直省委军委委员。1930年后，他又兼任了北平市特委书记，华北特委组织部长。
1930年6月，在李立三“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指导下，萧明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人力车工人罢工以及打电车事件，由于不注意策略，以致斗争失败。 1931年春天，萧明又化名萧筱文，受命但任了中共华北特委（又称华北政治保卫局）组织部长，公开身份为北平朝阳大学教授、民国大学附中主任。 自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其“雄视中原”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完全击溃，成为了光杆司令。冯玉祥在极度的失落与痛苦中，曾一度隐居到晋西汾阳县的峪道河。此时的他，急需各界力量的支持，于是，表达出了愿与共产党联系的意愿。 这一年的5月，中央考虑萧明因曾在冯部担任过政治部副部长与冯玉祥部队有些交情的原因，组织上便派其与冯玉祥在北京的代表赵彦卿取得联系。不久，萧明以给冯玉祥讲政治、经济学为名，由赵彦卿陪同到汾阳峪道河山村会见了冯玉祥将军。之间通过交流，对抗日反蒋和国内时局统一了看法，双方并约定以后与冯部代表赵彦卿的会晤地点，交换了北方反蒋运动的信息等内容。
1931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中央特科”，因为顾顺章叛变等因素遭到破坏。于是决定，在北方组建“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地方组织。1931年6月20日，“上海中央特科”的领导人陈赓等从上海到了天津。 随行陈赓一起的有个叫陈养山的，他也是陈赓的“帐房先生”，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陈养山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陈赓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了解情况。那时的胡鄂公在李大钊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是“上海中央特科”的成员之一。他利用自己是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为我党做秘密情报工作。 当时，由于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在重新整顿组建中，天津已不具备建立特科条件，所以，陈赓决定将北方的特工组织建在北平市。 据资料记载，“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活动极为保密，主要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陈赓让胡鄂公迅速在北方帮助物色合适的组织人选。并提出了人选条件，即“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便成为胡鄂公第一个想到的。吴成方当时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华北特委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就这样，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工作。 吴成方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拜见了陈赓。并就组建北方特科工作与陈赓进行了研究。在谈到人选方面，吴成方极力推荐他的湖南老乡、当时任中共华北特委组织部长的萧明，陈赓表示同意。接着，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平着手组建工作。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一家名叫春秋书店里。萧明与吴成方进行了详细交谈研究。萧明欣然同意做吴成方的搭档，于是二人又找到了周怡（吴成方在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的同学，曾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 就这样，以吴成方、萧明和周怡为核心力量的北京特科成立了。秘密工作地点也就设在西单的这个名为“春秋书店”里。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在陈赓的指示下，萧明与吴成方、周怡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萧明先后动员曾与自己一起反对过王明的赵作霖（赵梅生）、王定南（王佐宾）等加入特科。萧明还把自己的妻子赵铃（赵师昭）以及刘继曾、冀丕扬、吴化之、朱其文、袁静等一起共过事的人争取过来，作为特科的工作关系。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为革命立下奇功。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志晚年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自传《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记载，在她失去与组织联系时，萧明和其夫人赵玲曾经帮助她把她的情况函告北方局，“北京特科”派来了“王大哥”，恢复她和任铁锋（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的党组织关系。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蒋介石却无视国内抗日热潮，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中央决定顺应民心，策划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冯玉祥极力主战，但苦于手中无兵，爱莫能助。冯玉祥的抗日主张既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他本人又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当时主政山东的韩复榘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铁甲车前往徐州，迎冯至泰山隐居。不久，冯玉祥的手枪团及一部分幕僚也从山西来到山东，与他同住一处。 随着形势的发展，“北京特科”决定促成冯玉祥出山，待时机成熟后，带头领导反蒋和抗日斗争。1932年夏秋，组织安排萧明参与动员冯玉祥离开泰山赴张家口，共组抗日同盟军大计。不久，冯玉祥又接到其旧部吉鸿昌之请决定出山。同年10月9日，冯玉祥到达张家口，开始了抗战的准备活动。冯玉祥令赵彦卿赶去北平通知萧明，火速派人前去协助他共同进行抗日组织活动。不久，中共华北特委派吴化之等也相继赶往与冯玉祥商谈。 1933年5月，已在晋南组织了抗日救国军任总指挥的方振武率部也到达张家口。在我党的积极协助下，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共同在张家口联名发出通电，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为总司令。 为进一步帮助冯玉祥策划抗日运动。党组织增派干部到张家口，成立了由“北京特科”领导的“特委”。张慕陶和吴化之到冯玉祥部协助工作，萧明也在那里主持领导“特委”的工作。为了宣传张家口的抗日活动，萧明亲自策划创办了《抗日阵线》报。不久，主持“北京特科”工作的吴成方在一次与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会见时，请求中央驻北方代表处能派干部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工作，饶漱石推荐了柯庆施。柯庆施到张家口后，组织了中共前线委员会，即“前委”，以“前委”取代了“特委”。 由于推行王明路线的“前委”，对冯玉祥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以建立红军、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实行土地革命为目标，把冯“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引自王光远：《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在张家口等地组织工人、士兵、学生公开反对冯玉祥；还指责支持抗日同盟军的中共张家口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机会主义者”（《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一书）。 “前委”成立后，又将萧明创办的《抗日阵线》更名为《老百姓报》，任命陈伯达为主编。 1933年6月20日，同盟军率军北进，连续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及黄旗营子等地，将日伪完全赶出了察哈尔省。但是，不久在日蒋的联合夹击下，“同盟军”最终归于失败。导致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在韩复榘的安排下再次抵达泰山。 “同盟军”的最终失败，“前委”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责任归咎到了“北京特科”身上。为此，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负责“北京特科”的领导人吴成方、萧明等前往上海说明情况。萧明等到达上海后指出“前委”的结论不实。 实际在萧明等到达上海不久，中共上海中央局已派姚蓬子接替了“北京特科”的领导工作。但是不久姚蓬子在去天津的路上被捕了。 1934年秋天来到了，“北京特科”的同志先后被调到上海中央局工作，“北京特科”改由李光伟负责。国民党为捣毁“北京特科”，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11月7日，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等20余人被捕。 萧明作为“北京特科”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从参与创立“北京特科”到被毁的几年时间里，他与北京特科全体成员为党的事业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1934年冬天，党组织派萧明到达上海，主要任务是联络西北军旧部，共同做抗日救亡工作。第二年春天，萧明又来到天津，到中共北方局负责联络工作，同时任河北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铁路工委书记。 1935年12月冯玉祥以蒋介石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离开泰山到南京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6年4月，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萧明由李连山（冯玉祥内弟、中共党员）陪同，到南京会见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萧明代表中共向冯玉祥表示：“中共对冯将军到南京来促成一致抗日的精神十分理解，要求冯将军继续以自己的影响，团结南京爱国人士一致抗日。”冯玉祥表示：“一定按照民国二十年在峪道河山村会谈的初衷，在抗日的旗帜下，坚决与中共保持朋友联系。” 1935年12月16日，宋哲元专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华北军事、政治的最高长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鼓励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军队参与抗战。这时，有大批共产党员以作战参谋的身份进入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萧明与张金吾（即张经武，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首任代表）都在二十九军秘书处工作过。 1937年5月，日军以演习为名，与潜伏在北平城内的特务里应外合，准备解除二十九军武装，进而侵占北平。萧明获悉这一阴谋后，立即联系上了二十九军参谋长张铁侠（地下党员），要张铁侠立即转告宋哲元，严加防范。宋哲元迅速控制北平的潜伏特务，日军的阴谋没能得逞。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退为守”的方针。萧明又向宋哲元提出了“以攻为守”的策略，趁敌人援军未到之前，狠狠打击北平附近的敌人。但是，宋哲元没有采纳，导致了北平失守。 193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抗大”的学员学习内容重点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以及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略和军事常识等。根据工作需要，这年年底，萧明被组织安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萧明较高的马列主义素养，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备受学生欢迎。 1939秋天，萧明离开了抗大任中央北方局教育委员会宣传委员，直到1940年秋。日本侵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1年开始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讨伐”。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敌情的变化，放手发动根据地民兵和群众参加到斗争中。在取得反“扫荡”作战胜利后，根据地军民经受了最艰苦的考验。1941年，根据生产自救活动和大生产运动需要，萧明前去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付局长兼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发阜平县北部煤矿，以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
1945年，日寇的投降，张家口解放。中共张家口市委及时发动群众，号召工人阶级发挥主人翁作用，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张家口而奋斗。这一年的９月中旬，时任冀察区总工会主任的萧明同志召开了张家口市27个企业及行业的32名工人的临时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张家口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与会代表一致推举萧明同志为筹委会主任。经过紧张地筹备，1945年12月21日至24日，张家口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大戏院（后改为工人俱乐部）隆重开幕。有正式代表122名，列席代表及来宾300余人。会上，萧明同志代表筹委会作了题为《解放三个月的张家口市工人运动》的工作报告，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总工会，并通过了组织章程。大会制定了市总工会目前纲领，确定了今后的任务。萧明在会上被选为市总工会主席。大会号召“全市工人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前进，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保卫工人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联合农民和各界民主人士，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抗战胜利后诞生的张家口市总工会在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然而，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萧明等市委领导被迫离开张家口，去周边地区坚持革命斗争。此后，萧明先后担任了营口地下市委书记，又兼任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长、敌工部长、中共华北局城工委委员等职，积极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平津、张家口等战役。 1948年12月13日，中央作出建立中共北平市委员会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第一次会议，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平市委员会组成，萧明被选为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市工委书记。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1月6日，中共北平市委在良乡召开准备进城接管工作的北平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彭真要求，进城后，每个区都必须花相当大的力量做工人工作。市委责成萧明具体主持北平市职工总会的筹建工作，从此萧明的工作再也没有离开工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新中国首都工会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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