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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这个朝代非常有趣，一方面，它出现了某些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的近现代特征，一方面，它又表现得弱不禁风，碰碰散架。 欣欣向荣的表层之下，其后六百年的隐忧，已经发端。 最糟糕的，裹足就是从它那时候起的。 其次，理学发端，肇始于宋。导致后面的八股文章，离了理学，或者说离了朱熹你就别干事别做人了。狭隘至此，令人一想到就狂怒。
理学另一个叫法更直观，它叫道学。 其倡始之初，即所谓恢复儒家之“道统”。 现在一提起道学先生，马上脑海里就会形成一个严肃、刻板、迂腐、顽固、甚而不近人情的形象。 真实情况也差不多。 虽然公认周敦颐是道学宗主，也就是道学打他这头开始的。 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凭空地里长出来、天上掉下来，它在明确被提出之前当然就有一条隐形的发展轨迹。 思想、行为上偏于迂腐的道学先生，理学之外很可以提出几个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多少都有些如此这般。【恩，年轻时都是庆历新政参予者，就说得他们年老时=。=当然部分人或许从没年轻过==】 就拿从没年轻过的司马光来说，何其迂腐，就看其《温公家范》，对于人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提出了匪夷所思之约束，浓墨重彩于男女之间的严格差别。 看了能气死的节奏=。= 更麻烦的是，这货认死理，根本没办法和他说理，因为他不会听。 【人是很复杂的，司马光这老头字里行间对女性充满了蔑视和警告，但他却即使无子，终身也只一妻。】 【可惜没有半点情趣，这个特点也传于天下。】 【例如他在坚拒纳妾之后，有人夸：哎真是司马相如卓文君翻版呀。知情人笑：可惜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 【又有一次，元宵节夫人想要出门看灯。司马光：家里也有灯，你看着罢咧。夫人：不止看灯，也可以看游人。司马光吹胡子：看人？难道我是鬼吗？——难为夫人和这古板老头过一生。】 道学就是这样的刻板，拿一成不变的思维、眼光来看人看事，强调其所谓“礼法”。 “失节”之意，原本指失去节操、气节的意思，多见于战争投降、改事二主等大事。 也是在这个时候，“失节”和女子改嫁，被道学家划上了等号。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出自程颐——周敦颐之后、朱熹之前的二程圣人——首次把贞操观念，嫁接到了守节失节与否。
我们理明白了这一层，回头再来看蔡邕。 蔡邕“改事二主”，投到了董卓帐下，失节了，后世并无多少指摘的舆论。 和所处时代有关。 东汉以后是跨度长达四百年的乱世。 乱世飘篷，人无定锥。谁跟了谁，谁从了谁，说到底，没那么重要。 写《后汉书》的范晔，就从东晋到了刘宋，最后死于谋逆的罪名。 与行动相一致，他还认为“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一个腐败的政权理所当然会被替代。他评价桓、灵主弱，皇甫嵩名高，皇甫却只蹈匹夫之信，而舍格天大业，太傻了。 可见彼时对于蔡邕的“事卓”也会相当宽容。 到了宋朝，那可不一样了。 宋朝的道学，虚伪，做作，那是从头部下来的。 范质本是北周宰相，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改做了北宋的宰相。 兢兢业业有功无过，结果赵光义评价：“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 瞧瞧，够不要脸的吧。 和理学挺臭味相投。 所以在宋朝理学能出头、道学先生抢占舆论高地，不是没理由的，最上头的头儿就这么道貌岸然啊。 即便如此，在此时也还没拿来大做文章。 到了南宋，事情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面临着一个极为艰难的选择。 何去何从？ 专一事主，抑或改事？ 做出选择，对，抑或错？ 理当一死乎？ 家国情怀大涨，有关范质的思考就多起来了。 南宋王应麟：“我朝太宗谓范质欠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南宋吕中：“太祖入京之时，王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故《名臣言行录》所以纪质而黜溥也。我太祖犹以为前朝宰相范质循规矩、重名器，持节无出质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则士君子进退岂可轻哉？”【恩恩，他错了，这锅不是太祖，是太宗的，俺不稀饭太宗，所以必须说明。XIXI。】 范质如此，遑论几百年前的蔡邕，古为今用，岂不更好拿来说事？ 冷嘲热讽，无须留情面。 徐钧诗云： 琴遇知音始可调，卓非善听亦徒劳。 早知应聘终罹祸，罪死何如节死高。 好，至少在这个时期，蔡邕的负面形象，大致已经确立了。 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表现的问题。
在南宋，还有另一种普遍的社会矛盾。 儒家或说礼法要求士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事实恰恰相反，男子们偶遇富贵，多数身行力践“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共”。 这种现象堪称自古以来，渊源流长。 《隋书·地理志》便曾记载：“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娶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 到了宋朝，科考打破门第，见异思迁、停妻再娶往上爬的情况就更加层出不穷了。 而对于该现象的警醒、反对、反抗，以至声讨，亦前所未有的尖锐和汹涌。 类似的声讨，当然是伴随着女性意识复苏的情形而起。 女性在宋朝相对比较自由。 这不又得夸一句宋朝，文明之光？ 即使它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乃至致命缺陷，但也别忘了，它是一个相对开放、能包容、社会经济也较为发达的时代。 所有种种的影响下，宋朝女性具备两个特点。 一是宋代女子读书识字普及率高，普遍文化比较高。 当时女性读书到了怎么样的程度呢？ 士人家庭且别说，看一则花絮。 枢密使夏竦陷害石介，指使婢女仿冒其笔迹，给富弼写了封信，说要废立皇帝。 牛哦，这也行的。 连婢女都能提笔就写，可见女性知识普及面之一斑。 文化这东西，一直掌握在男性手里，当女性也开始掌握的时候，男性至高的权力就摇摇欲坠了。 当遭遇不公时 ，她们就会发出声音，反击，声讨。 这种力量，不在于上层——上层女性属于既得利益者，她们更少有动力，也挺正常。 也就出了个李清照。十来岁便以诗词出名，而且立志把名字留下来；处处和男子争胜，不打到你哭不罢休。 【宋朝女性留下诗文的人数反而是比较少的，就有留下来也断章残篇，有的都很难对上号。】 【这和精英阶层女性，受到的束缚和荼害较深有关，出了很多自我魔怔人。——这值得写个大长篇，不展开了。】 还有一种情况。 在宋朝，女性工作的机会，相对多一些。 这种职务和公职无关，而是因经济发展，自发产生的社会性职业。 有哪些工作机会呢？当时之所谓“营生”，分成十等：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 看起来，无非侍婢之流，区别在于，这些并非终身制“奴隶”，多以契约、租赁的形式呈现。 举个例子，上述职业中，厨娘是最低一等，但高级的厨娘，只出入于极富贵之家。 《江行杂录》写到，某太守排宴，请一位厨娘。“其人年可二十余，有容艺，能书算”，要用四抬大轿接人，做菜只取精华——如羊头只取脸上一条肉，要价最低也是“三二百千”钱。 用不起，根本用不起！ 娱乐业发达，有以半果出镜的相扑手，也有说唱为业的女伶人。 色情业火爆。歌伎的工作范围很广，楼台舞榭，酒肆瓦舍，坐台陪宴，婚嫁导引，处处都有身影，当然从事色情的不在明面上公开就是了。 还可以通过契约形式租赁声乐伎人，约满若一方不愿，不得续租。 宗室子赵长卿，曾在《临江仙》词序中云，“元约三年。文卿不忍舍主，厥母不容与议，坚索之去。今失于一农夫，常常寄声，或片纸数字问讯。仙源有感，遂和其韵。” 【赵文卿挺痴情的，和文卿一起的三年，教她写苏字，唱苏词，过后仍然眷恋。】 【但他的痴情并不止对文卿一个。除了歌伎文卿，还有笙伎梦云，和他好到要“剪发齐眉修道”。】 【所以文卿舍他而就农夫——宗室子眼里的农夫，组建正常家庭，取得正大光明的地位，看来并没有错。】 SO，在宋朝，无论女子读书，抑或女子工作，和道学先生对女性的要求，看起来都相去甚远。 很正常，当理学并未得到官方落章之前，理你个鬼。 你说你的，宋朝的社会自己发展自己的。 一个挺诡异的矛盾就出现了： 上层女性温良俭让恭。太后自愿撤帘归权；贵族女子抢先裹脚；哪样不是自愿遵从了道学家们的规范？ 然而在民间，却渐渐有了女权意识复苏的迹象。 挺不可思议的对吧，发生在宋朝就对头了。宋朝本来就矛盾。 读了书，有了自己的思想；日益成为主要生产力，同时也可能成长为主要消费力。 因而，女性的诉求，声音就格外会壮一些。 此时，在南宋，民间娱乐大发展。 就比如，勾栏瓦舍看戏去。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城有“南瓦、中瓦、大瓦、蒲桥瓦。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这些歌榭舞台上演的文艺节目种类繁多，有说书的、讲史的、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玩木偶的、耍杂技的。 可以认为，这里头看戏的，消费娱乐的，女性的占比不会太少。 从当时的表现内容上可以判断。 两类戏特别有市场。 一类表现家国情怀。比如《泥马渡江》，最早见于辛弃疾的《南渡录》，赵构骑马逃跑，渡河南下，跑完一看，那马原来是泥塑的。 再有像《乐昌分镜》，即《破镜重圆》，这是国破家亡，寄托美好哀思。 还有一类，就没这么严肃了，但毫无疑问，受众者便是女性，专演给她们看的，那就是——声讨负心郎！ 除了《赵贞女蔡二郎》，还有《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 全部都是一登龙门便休妻，戏文之多，成套路了。 话本则较南戏展现了更为复杂的内容。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周胜仙爱上范二郎，父不允，自杀未死，前往樊楼寻找情人。范误以为鬼，失手打死了她。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郑意娘在战乱中宁死不屈，她的丈夫却贪生怕死。 虽然没像戏里那样，动不动扯个天雷下来打杀薄情郎，但对于男子的谴责鄙薄之意，还是很分明的。 连最起码的婚姻、礼节，也公然出声质疑。 《快嘴李翠莲记》新人拜堂，上头指唤不停，李翠莲不耐烦，唱道： “才向西来又向东，休将新妇便牵笼。转来转去无定相，恼得心头火气冲……红纸牌儿在当中，点着几对满堂红。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点盏随身灯？” 当然的，还有爱情戏，才子佳人，女性主动追求真爱，后世看到明朝的小言，大都不脱唐宋尾迹。 诸如此类，大量替女性说话、声张的内容涌现，不可能仅是巧合。 它体现出了，市井间对于女性（消费者）的自发迎合之态。
最早话本、戏文的创作人，大抵仍为男性，有点文化的江湖人。 他们一方面容易受到权威影响，对蔡伯喈评价不高。 一方面又要讨好女性观众——她们才是出钱的主。 上面说了，道学家另外还干了件事儿，他们把“失节”与女子贞操挂钩了。 臣子失节，好比女子改嫁。 既然臣子失节，好比女子改嫁，然则，男子见异思迁当然也是同一现象。 又骂了舆论上当被指责的软弱文人，又讨好了现实中的女性。 《赵贞女蔡二郎》就出炉了。 真是天才的发明啊。 且大受欢迎，自发流播于南北，红极一时，脍炙人口，戏剧形象超越历史形象深入人心的典型^^ 前面说了，宋朝女性知识普及度虽然很高，留下诗词篇章，却无法与普及度相提并论。 主要是上层女性不愿留下诗文，而平民女性写诗文，一来确实还有难度，二来，就算写了也难有发行渠道，这仍然属于精英阶层。 只有到了这时候，民间汹汹之意，通过戏文等更易表现、更易流传的形式，大声喊出。 可以想象，长此以往，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垄断性也终将被打破。 就好比可以想象，“长此以往”，女性职业的狭隘性也终将突破。 比如，进入公职。 往极端了说，南宋有过两个女孩参加童子试，并未女扮男装。 毕竟，宋朝属于市民阶级的宋朝嘛。一切都可想象。 然而，“长此以往”啊。
到了元朝，元杂剧知名度、作品完善程度、艺术渲染的高度都要胜过宋朝。 戏剧的内容也为之发生改变。 现实力度大大降低。 大量声讨男性的戏文，在元杂剧中都得到了精心的修饰和改变。 主要内容未大改，原先的谴责之意却肉眼可见降低了，多数的不原谅、不宽容，到了这个时候，都变成可原谅、可宽容。 百般无奈。回头是岸。 对于历史名人、历史上流传已久的戏文尤其如此。 《琵琶记》团圆了，《紫钗记》团圆了，《西厢记》团圆了，《汉宫秋》昭君要给汉元帝守节了，《墙头马上》（井底引银瓶）给少女安排了个荣耀出身以便好事成双了。 只有关汉卿这个“浪子班头”，除了《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比较鲜明，看上去有为艺人量身定做的成分。 有此改变，和元朝现实情况有关。 元朝近百年，科考长期停滞，总共只开了16回，进士1139人。——任何一个短命的宋朝皇帝期间都能比这多。【同时，在元代，理学上升为官方学术地位。明续之。】 显而易见，大量文人在此时失去了进身之阶，沦落底层。 文人不得志，变得可以同情了。 其次，文人执笔，夺走了原来民间艺人作为创作主力的地位。 他们自然是同情自己的，故，此时的戏目，哪怕性情、品行上有瑕疵的男主，很少再被作为被无情鞭挞唾弃的对象，一个个情有可原，“苦”尽甘来（重圆、二妻）。 爱情戏仍然很多，多为大团圆。 不过，元（也有明，因为思维定式了）热衷的爱情和唐宋前世很多差别。 且看《李娃传》到《绣襦记》变形记。 《李娃传》成文于唐，作者白行简，收载于宋《太平广记》。 郑与李娃的爱情第一次挫折，白行简所述，是李娃和李母共谋主动离开。郑落难后，两人重聚。李娃收留郑生固然是心生恻隐，但目标也很明确，到“专坟典之肆”购买应试书目，鼓励其“且令精熟，以俟百战。” 而到了明时的《绣襦记》，李娃第一次与郑分离，都是老鸨逐利忘义，重见后一味苦劝读书，并剔目明志。 冯梦龙相当看不上李娃的主动离去，“夫娃何义乎?方坠鞭流盼,惟恐生之不来。及夫下榻延欢,惟恐生之不固。乃至金尽局设,与姥朋奸,反帷恐生之不去。天下有义焉如此者哉！” 把李娃从“道德边缘”上抢救回来，令其“无辜”，变身“天使”，以至劝学一节，李娃从运筹帷幄的主帅，变成了红袖添香的附庸。 李娃从唐宋至明，以自己为主，到以情郎为主的嬗变，从精明有心计的花魁，褪变为贞烈双全的佳人，无疑，是自于追随男性趣味做出的调整。 【以唐人传奇为例，主要是唐文本多由《太平广记》记录完整，而宋南戏、话本大多收在《永乐大典》，么得了-。-其实从中也可窥见，宋本大多还是市井文化，结集发行较为稀有，否则不至流佚得如此彻底，这也是艺术种类处于萌芽状态的特征之一了。】 写到历史戏，对于书生、文人的正面歌颂便更加成为主流了。 ——讲到这，上篇解剖过的《彩楼记》突然由不可解变得可解了，这戏不在乎吸收了几分吕蒙正真事或神韵，真正在乎的，是吕蒙正鲤鱼跳龙门，赤贫到位极人臣的发达，巨眼英豪、贤妻良母，无非戏之底色，蛋糕上喜闻乐见的一颗粉樱桃。 很显然，女性在唐宋逐渐复苏自我意识，到元明又一次褪变为追随男性的消费对象。 文章写复杂了，说得是蔡伯喈，也部分讨论了随着社会面的变化，某类戏剧的成因及其发展变迁。 6000字啊诚意十足啊童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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