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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铿  这些问题我过去也多次谈过。但是，我对他们的有些观点我却很难接受。 我重点谈谈我对林毅夫和樊刚先生部分观点的看法。  首先，我完全不赞同林毅夫先生“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故意误导中国”的观点。 第二，我也不赞同樊刚先生关于“政策靶向”不对和“下阶段城市群的发展是支撑中国经发展的重要引擎”的观点。 1、消费与投资和生产的关系 我们应该明确，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和最大利润。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目的的论述，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好像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追求GDP，人们戏称为“鸡的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当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以后，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当代经济”的状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如何满足人们生存的需求，消费也不仅仅是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平𧗾、不充分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和生产主要是围绕消费进行的，只有满足消费的投资才是有效的。 林毅夫先生认为，“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是不𢤦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这顶大帽子实在太大，我们有点戴不起。 我认为，一国经济（为了方便分析，先舍弃外贸）规模是居民消费规模决定企业投资规模。再考虑外贸和基础设施条件，一国的生产规模是（内需+净出口）规模决定（企业投资+原材进口）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规模是依据生产、生活的未来需要和国家财力决定的。我们不能本末倒置。 由此可见，居民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或者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是鼓不鼓励的问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或经济规律。林先生不应该不懂，即使您坚持发展经济是为了追求利润或剩余价值，客观上也还是需要有居民消费。没有居民消费，实现不了产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2、供给和需求是相辅相成关系供给、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需求不足不一定是供给过剩。反过来，供给过剩也不一定是需求不足。这里不仅有结构性问题，还有购买力水平问题。  樊刚先生说：“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严重的需求不足”，这一点我完全赞同。需要强调的是“现在是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由于三年疫情的影响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化，许多企业破产、外迁，或者开工不足。引起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加上金融市场不活跃，一部分中产阶层收入也在下降。政策的“靶向”不但要针对需求侧，例如对失业的困难群体发放生活救济等；同时也要针对供给侧采取措施，对困难企业进行救助。 樊刚先生说：“如果你的政策靶向还是打向供给，给企业加点贷款、减点利息、减点税，如果还是在这个方向做文章，仍然是增加供给。但是，供给出来的东西谁买”？ 我觉得樊刚先生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樊先生不会不知道“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拯救那些产品有市场、能增加较多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这绝对不是政策靶向有问题。这与7.24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必须找准“发力方向”，“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精神完全一致。 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还需要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1）要在“供给创造需求”方面发力。大力发展产品有市场，能增加就业岗位的产业。2）要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科技创新，必须集中精力攻克高科技难题，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实现。 3、下一阶段应该着重解决发展不平𧗽、不充分问题 我们已经确定在2030年，初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2050年，完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围绕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展开。 解决不平𧗾问题，既要缩小城乡差距，又要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 ，还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既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又要提高居民收入水。 现代化建设，的确需要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但是，不应该一味强调发展大城市和发展城市群。因此，我不赞成樊刚先生提出的：“下一阶段城市群的发展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的提法。也不赞他关于“人口迁移”的观点。我们正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可能还要学习纽约、伦敦等城市疏解人口的经验，学习日本“将工业、服务业引向农村”的经验。 我一直主张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四亿农民工离乡背井、形成老人、儿童留守农村的经验教训。 中国老百姓希望安居乐业，大多数人不希望离乡背井。希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2023.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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