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红楼梦》最初以80回抄本的形式流传，大都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标题，以及大量署名脂砚斋的评语。学术界称之为脂评本系统的抄本，简称“脂本”。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加上后40回合成120回，后40回文字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学术界将这一系统的120回本称为“程本”。大多数学者把《红楼梦》现存的众多版本分为“脂本”和“程本”两个版本系统。“脂本”系统现存13种抄本，彼此之间各有联系。“程本”系统现存程甲本和程乙本。[2][3][4][5][6][7][8][9] 《红楼梦》版本[2][3][4][5][6][7][8][9]
今存抄本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根据异文可以确定，己卯本和庚辰本、戚序本和蒙府本、梦觉本和程本、舒序本和列藏本分别据同一祖本传抄。但同时存在配抄现象，即一个抄本的内容来自好几个底本，梦稿本、舒序本、列藏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是配抄本。[10] 各种抄本都有其独特之处。甲戌本保存了僧道与石头对话以及“凡例”，底本无拼凑现象，正文很少修改，保存批语最多，质量很高。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是脂砚斋“四阅”评本，但存在删改之处。蒙府本特有834条不见于早期脂砚斋评本的评语。其余各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删节、篡改、拼凑现象。[4]]俞平伯认为，从文字差异来看，程本的文学价值更高，戚序本的书写趣味较为低级。[11] 清末，随着铅石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红楼梦》铅石印本。现存七十余种铅石印本，可划分为《增评补图石头记》系统（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与《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系统（王希廉、姚燮和张新之合评本）和蝶芗仙史评订本系统三个版本系统。铅石印本的研究价值很高，清代姚燮、张新之和蝶芗仙史等的《红楼梦》评点，主要或仅见于《红楼梦》铅石印本。[12] 现代出版了不少《红楼梦》的整理、校点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80回本有三种。一是由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首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2月出版，是首部以脂本为底本集本汇校的新校本。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南图本）》。[13][14][15][16][17][18] 120回本有四种。一是由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注释，以程乙本为底本的120回整理本，于195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二是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启功注释的120回《红楼梦》整理本，附有120回校字记，以“曹雪芹小像”及改琦的《红楼梦图咏》作为插图，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第二版增加了何其芳《论〈红楼梦〉》一文作为序言。三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以庚辰本（前80回）和程甲本（后40回）为底本，并以十余个早期版本为参校本，1982年出版，又历经1996年和2008年两版修订。四是由张俊、沈治钧评批，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批校注红楼梦》。[13][14][15][16][17][18] 书名书中共提到《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五个书名。《石头记》出自甲戌本卷首《凡例》“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可能是《红楼梦》的原名。《情僧录》出自第一回空空道人重看了一遍《石头记》之后，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风月宝鉴》出自第一回“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第二十回出现了一面刻有“风月宝鉴”四个字的镜子。《金陵十二钗》出自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见到的大柜子，柜子上贴了“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等封条。《红楼梦》出自第五回警幻仙姑给宝玉看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曲的原稿，甲戌本卷首《凡例》明确提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意思是《红楼梦》是通用的大书名，起总括作用。[1][19][8] 甲戌本第一回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等语，所以曹雪芹一开始使用的书名是《石头记》。到了1784年梦觉主人本才正式题名《红楼梦》，此后《红楼梦》这一书名基本上取代了《石头记》的名称。[19][8]  成书背景作者与时代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通行本《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为曹雪芹。也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根据他人旧稿改写而成的，旧稿的作者即为《红楼梦》中提到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石兄”。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关于曹雪芹的生年，多数学者倾向于定为1715年，也有学者认为是1719年或1724年，卒年主要有1763年、1764年两说。曹雪芹的祖籍，多数学者认为是辽阳（今辽宁辽阳），也有丰润（今河北丰润）的说法。[2][20] 《红楼梦》后40回，多数人认为是高鹗续作。高鹗（1758年-约1815年），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别署红楼外史，祖籍沈阳三台子（今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下辖街道）。也有学者认为高鹗修改、补写了部分残存原稿，而非完全续写。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作者署名已改为“（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1][2][21] 曹雪芹所处的18世纪初期到中期，既是清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盛世时期，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缓慢转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因素取得了一定发展，出现了一批较大的商业城市，城市居民的数量快速增长，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信息也传播到中国。这些时代特色都在《红楼梦》中有所体现，荣宁二府是康乾时期贵族世家的典型代表，以贾府为中心，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历史画面都在小说中展开，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也在小说中反映。[2][22][23] 以上经济方面的变化亦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正统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反正统、非正统的思想也逐渐扩张，新觉醒的一代主张肯定自我意识的存在价值，要求婚姻自主、平等自由。《红楼梦》中贾宝玉不愿走八股取士的人生道路，他对个性的坚持与传统思想格格不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也是社会转型期新旧婚姻观念冲突的体现。[2][22][23][24] 取材曹雪芹的家世对他创作《红楼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2][3] 鲜花着锦的富贵生活经历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素材。曹雪芹年少时在南京生活，经历过一段繁华的贵族生活。他的曾祖曹玺因征战有功，成为顺治的亲信侍臣。曹玺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玺之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少年时是康熙皇帝的伴读。康熙皇帝继位后，任命曹玺为江宁织造，此后曹寅及其子曹颙、曹頫也担任了这一要职，曹寅还兼任过两淮巡盐御史，曹家成为当时江南的百年望族。[2][3] 家族中文学艺术的熏陶又使得曹雪芹具有良好的学养。曹玺好学，曹寅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兼藏书家。曹家多次接待康熙皇帝下江南，耗资巨大，为弥补亏空触犯法律。雍正皇帝继位后，曹家开始失势，雍正五年（1727年）曹家获罪被抄家。[2][3] 由豪华转瞬衰败的巨大落差，使曹雪芹尝遍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为曹雪芹呕心沥血创作《红楼梦》提供了条件。曹雪芹十三四岁时随家人迁回北京。回京后当过学堂杂差，境遇潦倒。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艰难，但他依旧坚持写作和修订《红楼梦》。[2][3], 内容情节程本《红楼梦》全书120回，可分为五个部分。[3] 序幕第一部分为第一回至第五回，是全书的序幕。作书缘起是女娲补天、石头下凡、绛珠还泪的神话故事。主要人物的会面始于林黛玉进贾府。贾母担心黛玉幼年丧母，无人照顾，派人将黛玉接进贾府，宝玉、黛玉二人一见如故。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钗”图册和“红楼梦”原稿，听了“红楼梦”曲，则暗示了众多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1][3] 开端第二部分为第六回至第十八回，故事全面展开，重点写了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亲两大事件。秦可卿病逝，丧礼极尽奢华。借主持秦可卿丧事之机，王熙凤开始协理宁国府，并在为秦可卿送葬铁槛寺时，收受贿赂，拆散了张金哥与赵公子的姻缘，使得张金哥与赵公子双双殉情而死。贾元春被选为妃，贾府达到全盛时期，专门为元妃省亲修建了大观园，并请来妙玉入住栊翠庵修行。元宵节元妃回府省亲，赐名大观园各处，命众兄弟姐妹题诗庆贺。贾宝玉年岁渐长，在外和秦钟、蒋玉菡交好，在家则与黛玉、宝钗、湘云等姐妹们和袭人、晴雯等丫鬟亲昵。[1][3] 发展第三部分为第十九回至第五十四回，继续写贾府生活的同时揭露繁华表象下暗藏的问题和矛盾，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故事也集中展开。[1][3] 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记》，同葬落花，宝玉将自己比作张生，将黛玉比作崔莺莺，二人感情逐渐加深。元妃回宫后怕大观园冷落闲置，命宝玉和众姐妹入住大观园。贾环故意烫伤宝玉被骂，赵姨娘心中不服，找道婆作法谋害宝玉和王熙凤。经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救治，宝玉、凤姐痊愈。黛玉夜访宝玉，晴雯未听出黛玉声音，将黛玉拒之门外。黛玉伤心不已，次日独自葬花，作《葬花吟》伤感自己的身世，宝玉听到，连忙倾诉衷肠，二人和好。湘云到贾府来看宝玉，黛玉不放心，担心湘云和宝玉的一对金麒麟引来“金玉良缘”。感伤之下，宝玉和黛玉表露心声，终于确定了彼此的心意。[1][3] 转折第四部分为第五十五回至第七十八回，写贾府转向衰败，主人内斗、仆人遭难。[1][3] 凤姐小产，王夫人命探春协助李纨理家。探春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省去不必要的开支，让仆人们承包大观园的田地、花木等以盈利，得到众人肯定。贾琏想要偷娶尤二姐，王熙凤煽动府中其他人羞辱讥讽尤二姐，使得尤二姐痛苦不堪，绝望自尽。[1][3] 虽然探春试图整顿贾府，但未能阻止上上下下的矛盾爆发。傻大姐捡到绣春囊，王夫人命王熙凤和王善保家的（陪房）抄检大观园。晴雯大怒，顶撞王善保家的；探春保护自己的丫鬟，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耳光；惜春冷漠地将被查出问题的丫鬟赶走；最后查出是迎春的丫头司棋和宁国府家奴潘又安私通，丢失了绣春囊。受王善保家的挑唆，王夫人认为晴雯是“狐媚子”，将晴雯逐出大观园，晴雯病逝。[1][3] 结局第五部分为第七十九回至第一百二十回，是全书的结局。[1][3] 宝玉丢失通灵宝玉，变得糊里糊涂。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决定以金配玉，让宝玉娶宝钗以“冲喜”。贾母又因黛玉而为难，王熙凤想出用宝钗暗代黛玉的掉包计。黛玉得知宝玉和宝钗即将成婚的消息，万念俱灰，生命垂危，将从前的诗稿投入火中焚尽，含恨去世。宝玉以为娶的人是黛玉，掀开盖头才发现是宝钗，大惊昏倒，醒后更加糊涂了。[1][3] 元妃病逝，贾府因触怒皇上被查抄，彻底败落。贾母去世，王熙凤病重，刘姥姥前来看望。王熙凤无限感慨，将女儿巧姐托付给刘姥姥。凤姐病逝后，巧姐被设计卖给别人换钱，刘姥姥把巧姐带到庄上藏了起来，巧姐幸免于难。贾政命宝玉和贾兰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后却不见宝玉。贾政在渡口岸边看到宝玉向他下拜，随即一僧一道携宝玉离去，原来宝玉已经出家。最后贾家又遇皇恩，得以复兴。[1][3] 人物角色主要角色贾宝玉《红楼梦》的男主角贾宝玉是贾府的继承人，贾政与王夫人之子。他前世为神瑛侍者，因出生时口衔通灵宝玉，被取名为宝玉，人称“宝二爷”。贾宝玉家世显赫，备受宠爱，无拘无束，薛宝钗称他为“富贵闲人”。贾宝玉是一个带有意象化特点的人物，作者以肯定的态度展示贾宝玉不合时宜的行为与内心世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感触。他性格叛逆，厌读圣贤之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想法和行为时常与众不同，表现了作者对科举及社会制度的深刻批判。他不在乎等级观念，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以男性身份对女性进行文化忏悔。他抵触封建道德和世俗规范，对人生有超凡脱俗的追求。他在感情上追求心灵契合，引林黛玉为知己。《红楼梦》避开了宏大的历史题材与才子佳人的套路，将贾宝玉塑造为具有新型人格、体现新式审美的形象。[1][2][3][25] 林黛玉林黛玉是林如海与贾敏之女，宝玉的姑表妹。林黛玉早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到贾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称为“草木之人”。她敏感多疑，又任情率性，孤高自许，因此有时显得不通人情世故，但这正是她自然的“草木之性”的流露。林黛玉是一个文人化的形象，《红楼梦》充分展现了林黛玉的诗才和诗学观念，她的诗风流别致，抒发性灵，真挚动人，是她高洁品格的反映。《红楼梦》对林黛玉的描写突出其神韵，她的形象时虚时实，似真似幻，超越具体时空，具有清虚之美，同时她的“小性儿”又使得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林黛玉集诗人的才华、感伤的气质、矛盾的性格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悲剧精神的投射。[1][2][3][26] 薛宝钗与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主角是薛宝钗。薛宝钗是薛姨妈之女，宝玉的姨表姐。她宽厚豁达，善于处事，律己甚严，自觉地用“礼”约束自己。她对自己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红楼梦》在塑造薛宝钗时，极少描写她的心理，着重于她外在的行为语言。因此小说中她的情感态度以及性格和价值观的成长变化非常模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完美的楷模，身为少女却鲜有少女气。薛宝钗才貌双全，谙熟俗世各种法则，符合时代规范和伦理要求，却遇到了将爱情和婚姻视为一体的情痴贾宝玉，给她的婚姻造成了悲剧。薛宝钗是中国古代信奉封建道德的传统淑女的典范，她的悲剧也具有代表意义。[1][2][3][27] 金陵十二钗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名列“金陵十二钗”，除她们之外，还有一些女性角色属于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1][2][3] 金陵十二钗[1][2][3]
人物关系主题思想反对封建《红楼梦》体现了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反叛，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作为封建特权阶级，贾府靠剥夺下层人民聚敛财富，随意操纵权力制造罪恶。众多主子们享乐纵欲，表面以封建礼教维持着大家庭的和谐，暗中勾心斗角，使得贾府不断被腐蚀，最终导致这个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和乖张行为包含着他对封建势力的厌恶、对封建道德的蔑视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2][3] 悲剧世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用叔本华的悲剧观念对《红楼梦》作出诠释，认为欲念是悲剧的根源，而《红楼梦》就是一部表现男女情欲的“悲剧”作品。它的价值在于不仅描写了人生的痛苦，还指出了“出世”这一解脱的途径，即摆脱欲念。《红楼梦》展示了爱情、家族、人生的三重悲剧。第一重悲剧是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以及大观园理想世界的毁灭。第二重悲剧是贾、王、史、薛等大家族的没落。第三重悲剧是贾宝玉的人生悲剧，贾宝玉的痛苦不仅是个性压抑、家庭破败，更是感到人生有限、天地无情的绝望。[2][28] 影射政治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作者具有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借《红楼梦》寄寓故国之思。《红楼梦》最表面一层的思想是谈论家族和妇德，进一层的思想是言情，再进一层才是作者影射政治的本意。蔡元培将康熙末年一批士大夫的人生经历进行同构比对，提出贾宝玉影射的是康熙帝原来的太子胤礽，林黛玉影射的是诗人朱彝尊，史湘云影射的是陈其年，妙玉影射的是姜西溟，薛宝钗影射的是高士奇。而袭人劝宝玉以后不许吃人嘴上胭脂和爱红的毛病、曹雪芹所居为悼红轩，是哀吊明朝。因为红即朱，朱是明朝皇帝的姓。[29][30][31] 此外，还有《红楼梦》是影射纳兰成德家事的说法，认为贾宝玉指明珠之子纳兰成德，十二金钗为纳兰家的门客。也有《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和董鄂妃故事的说法。[32] 作者自叙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通过考证曹家相关的历史材料，断定《红楼梦》是作者自述，从《红楼梦》自序和曹雪芹生平事迹，推断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目的。一是感叹身世，书中对贾宝玉明贬实褒，蕴含着曹雪芹怀才不遇的悲愤。二是忏悔情孽，宝玉出家不仅是由于黛玉之死，还由于往日欢情都已逝去，穷愁孤苦，而曹雪芹晚年也是穷愁潦倒。三是为十二钗作本传，要把自己念念不忘的女子们记录下来。[33] 其它学说关于《红楼梦》的主题，除了以上的人生悲剧说、影射政治说、作者自传说三种观点外，1949年之前，学界还提出了言情说，言情而兼婚姻、家庭、社会说，反封建礼教说，阶级关系说，新人性论，灵肉冲突说等观点；1949年之后又有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说，市民说，农民说，爱情悲剧说，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说，理想世界幻灭说以及三重复合主题说（贵族家庭、尘世人生、生命之美的三重挽歌）等诸多观点。[34][35] 艺术特色人物塑造《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有四百八十多个，其中有不少形象鲜明的人物，作者对人物群像的塑造非常成功。《红楼梦》在刻画人物时，注重出场描写给人的第一印象，在重大事件中集中表现人物性格，通过对比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或场面中的言行突出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还通过人物居所等侧面描写反映人物性格。《红楼梦》打破了小说人物类型化、性格简单化的写法，人各一面，真实鲜活。一些主要人物性格有着多个侧面，如王熙凤时而温良、时而狠毒，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红楼梦》的人物之间还形成映照补充，如黛玉和宝钗相互对照、探春和赵姨娘互相诠释。[2][3] 网状结构《红楼梦》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联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摆脱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围绕青埂峰展开的神话世界、以大观园为中心的理想世界、从贾府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现实世界构成了一个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组织起了《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和事件。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为中心人物，其他的人物则组成了三人生活的环境。环境的描写，以王熙凤这一各种关系的交点为枢纽，向四周扩散。同时，《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写法，赋予了每一个情节多方面的意义，使得情节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红楼梦》中的大小事件错综结合，大事件发生前往往已经累积了许多小矛盾，使得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不乏波澜起伏。各个事件因果连环，使得整部小说条理清晰，首尾连贯，浑然一体。[2][36] 个性化的语言《红楼梦》的叙述语言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接近口语、通俗浅显、生动传神。风景描写富有诗的意境和韵味；肖像描写文字雅洁而底蕴丰厚，透露出人物的个性气质；心理描写细腻真切、层次丰富；事件描写客观冷静、含蓄平淡。人物语言具有显著的个性化特征，人物的身份地位、个性特征、阅历教养都能够准确形象地表现出来。比如林黛玉的语言灵巧尖刻，薛宝钗的语言端庄圆融，贾宝玉的语言温和奇特。书中人物的诗词歌赋作品都符合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世经历，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比如咏白海棠诗，李纨评价薛宝钗诗“含蓄浑厚”，林黛玉诗“风流别致”，其实都是作者模仿她们的口吻代拟写出的，用以塑造人物性格。[2][37] 叙事节奏《红楼梦》在80回中向读者展现了贾府这个大家族十五年的生活，相比于用120回篇幅讲述了111年故事的《三国演义》和用100回篇幅讲述了67年故事的《水浒传》，《红楼梦》的叙事密度很大，叙事节奏也很缓慢，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十分少见。而《红楼梦》故事时间的具体分布是很不均衡的。第一回就写了五年间的事情，而具有总纲性质的前五回的故事时间跨度为八年。这样，后面长达75回的篇幅仅讲述了七年间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红楼梦》前80回的叙事节奏呈现先快后慢，逐渐舒缓的发展态势。如此舒缓的叙事节奏十分接近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时间的感觉和体验，尽管《红楼梦》中的宴饮、聚会、谈话等场面都是作者虚构的，却给读者极强的真实感。[38] 谶应思维《红楼梦》体现了丰富的谶应文化。谶应是指使用一种模糊的语言（或符号、或图像）预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而且这些预示的事一定会得到应验。整部《红楼梦》的叙事是在一个大谶应框架下进行的，叙述中以各种谶应方式透露人物命运和情节。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听到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和见到的许多配有诗词的画册，即是用图谶、诗谶、曲谶的形式，暗示了金陵十二钗的悲惨命运、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以及贾家等大家族衰落的趋势。第十三回秦可卿离世时托梦给王熙凤，道出贾府的危机，是用梦谶的形式预示了荣宁两府的未来结局。第九十四回怡红院中海棠花不按时节气候开花，通灵宝玉也随后丢失，贾宝玉疯癫，是用物谶预示凶兆。《红楼梦》运用谶应文化，达到了虚幻与真实合一，宿命与神秘交融，诗意与幻灭会通的美学效果。[39][40] 命名特点《红楼梦》的命名方式极具特色，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首先，小说大量采用了谐音命名法，人名暗隐具有特殊含义的字，如甄士隐、贾雨村谐音真事隐、假语存，暗指《红楼梦》的创作意图；甄英莲谐音真应怜，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谐音“原应叹息”，隐喻她们的悲剧命运；单聘仁谐音善骗人，甄费谐音真废，在命名中寄寓褒贬。此外，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多直接取自诗词或从诗词中提炼，如宝玉取自“此乡多宝玉”（岑参《送张子尉南海》），宝钗取自“宝钗无日不生尘”（李商隐《残花》），黛玉、颦儿源于“愁黛颦成月浅”（晏几道《西江月》）等描写美人眉毛的诗词。人物的住处如稻香村、潇湘馆、衡芜苑等也都取自诗词。[41][42][43] 作品影响中国文学《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是作者提炼、概括生活经历并进行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作为一部人情小说，它突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上承唐传奇、《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下启狭邪小说，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有创造性的发展。[2][22][44] 许多作家在创作中借鉴了《红楼梦》的主题、人物、风格、模式。有模仿《红楼梦》意象和构思的，如清代小说《镜花缘》；有借鉴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物形象，以表达反对礼教思想的，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有模仿贾宝玉、林黛玉爱情表现方式的，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有发挥《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45]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红楼梦》在主流文化中经典地位的确立。20世纪50年代，在整理出版传统文化经典的过程中，《红楼梦》取代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大奇书”中《金瓶梅》的地位，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并称为“四大名著”。[46] 2005 年，为纪念《红楼梦》香港浸会大学创办了“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每年评选出一名作家，奖励三十万元港币。[47] 对外传播《红楼梦》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影响。《红楼梦》最早传播到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1793年《红楼梦》传入日本，被称为“中国的《源氏物语》”，日本人对《红楼梦》的阅读、翻译和研究持续至今，日语是东方语言中《红楼梦》译本最多的语言。十九世纪前后，《红楼梦》传入韩国，韩国的乐善斋译本是全世界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亚洲还有蒙古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等语言的译本。《红楼梦》也传播到欧美，译本中数量最多的是英译本。还有德文、荷兰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几十种语言的摘译本、节译本和全译本，各个国家的学者也出版了许多相关论著。[2][48] 学术研究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日益兴盛，形成了“红学”这种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脂砚斋的评点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是红学史的学术起点。晚清士大夫研读《红楼梦》成为风气，产生了“红学”之名。“红学”起初是戏称，后来逐步转化为学术概念。[2][49] 按时代划分，可分为旧红学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到1921年以前）、新红学时期（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出版到1954年）和现代红学时期（1954年批判胡适《红楼梦》研究至今）；按学术流派划分，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五四”运动以前，“红学”研究主要运用评点、序跋、杂著及个别专论的形式，讨论的问题集中于《红楼梦》“本事”的探索，兼及思想和艺术的评论。“五四”运动以后，猜谜索隐的研究方法遭到批驳，学者们使用考据的方法，勾勒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梳理《红楼梦》的版本，取得了很大成就。20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引用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开新红学之先声。至20世纪20年代，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颉刚《红楼梦辨序》开创了新红学，倡导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21世纪的红学研究囊括红学史研究、《红楼梦》阅读、评点、接受与传播研究、作者家世生平交游研究、《红楼梦》文本与文化研究、版本出版、艺术改编、译介研究等方面，学术成果层出不穷。[2][3][49][50][51] 《红楼梦》在国际学术界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海外红学在方法与观点方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红学，主要特点是运用人类学、叙事学、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西方文学理论，采取文学与统计学、心理学等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阐释《红楼梦》的文本内涵与意义。比如珍尼·诺爱尔（Jeanne Knoerle）《红楼梦评介》、卢先·米勒（Lucien Miller）《〈红楼梦〉中小说的面具：神话，模仿和人物》和浦安迪（Andrew Plaks）《〈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等，运用新批评解读《红楼梦》。欧美的华裔学者兼顾中国文化与西方理论，代表著作有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国藩《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等。[52][53][49] 随着网络的兴起，出现了网络红学，即互联网上以网站、论坛、博客、微信群、公众号等形式所呈现出来的《红楼梦》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参与网络红学活动的人员基本为业余爱好者，大多没有达到专业水准，仅出于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热爱进行研究。因此影响也基本局限于网络，独立于现实生活中的专业红学研究。网络红学对《红楼梦》及红学的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在文献、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少问题，很少有优秀的研究成果。[54] 作品评价整体评价许多文人学者对《红楼梦》持肯定态度。清代张新之借《周易》评点《红楼梦》，认为它宣传儒家性理之学；同时认为它对前代文学有所继承，叙事上“取法《战国策》《史记》、三苏文”，“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55]脂砚斋《红楼梦旨义》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情”，作者本意是为记述旧日所识的闺中女子，不得不写之处才涉及朝廷。[5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评价：“《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28]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还是其次的事。”[57]弗朗茨·库恩在德译本《红楼梦》的译后记中评价：《红楼梦》具有“作为不可估价的人种史宝库的价值，显露了不可捉摸的中国面貌及其固有的优缺点，在纵横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生活中的巨大片段……十分严肃认真的探讨了与中国青年男女直接有关的几乎一切问题，类似一部中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58] 学界对《红楼梦》也有批评。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局限于爱情和家族，例如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概观》；有学者提出《红楼梦》结构不够精密，比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59] 后40回的评价问题程伟元和高鹗补全《红楼梦》后40回有功有过。一方面，程高本以木活字的形式将传抄的80回本固定下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原作遭到删削和篡改，印刷的方式又使《红楼梦》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普及。程高的补充使得《红楼梦》结构完整，后40回基本符合前80回矛盾发展的倾向，这是后40回能够同前80回一起流传的基本原因。后40回继承了前80回的语言风格，继承了前80回的叛逆思想和现实主义的笔触，保持了前80回衰亡、败落的悲剧氛围。书中的重要人物在后40回保持了他们性格的一贯性，而且有了合理的发展。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则是后40回的重要贡献，深深吸引了广大读者。除此之外，后40回也有一些生动精彩的情节描写。[2][5][60] 另一方面，后40回在思想、艺术等许多方面不及前80回。前80回带有比较鲜明的反正统思想，程高安排的“大团圆”结局违背了原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判，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此外一些人物的结局与判词、谶语等有较大差异，例如探春的画册和判词暗示她远嫁海隅，一去不返，第119回中探春却随夫家返回京城，甚至出落得更好了；后40回的艺术描写也不如前80回优秀，如前80回描写林黛玉时，基本不具体刻画衣饰和面貌，重在突出林黛玉的飘逸空灵之美，到后40回则坐实描写，详细描述林黛玉的袄裙、簪花等，相比前80回的文字，稍显拘谨和呆板，破坏了人物的艺术美。[2][5][60][61][62] 衍生作品续书《红楼梦》刊行后，出现了一大批续书，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秦子忱的《续红楼梦》、陈少海的《红楼复梦》等。《红楼梦》的续书数量多、类型广。第一种类型的续书是接程本而续的作品，大部分接续第120回，也有一些自第98回截续。第二种类型的续书是对《红楼梦》原著进行深度改写或对其续书进行增删、汇编的作品。第三种类型的续书是类似中短篇小说的作品。第四种类型的续书是借用《红楼梦》人名形成另外故事体系的同人小说。第五种类型的续书是对原著某一方面进行拓展的外传类作品。第六种类型的续书是根据脂评线索联想补充情节的补佚类作品。第七种类型的续书是根据传闻中的80回后曹雪芹佚稿进行改编的“旧时真本”。此外，还有一些仅存书目的续书作品。《红楼梦》的续书在内容上多是将原书的爱情悲剧改编为大团圆结局，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也都不高，但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楼梦》的影响之大。[2][63] 戏剧清代以《红楼梦》为题材改编的戏曲有二十多种，形式囊括传奇、杂剧、折子戏。民国时期，京剧以及越剧等地方戏种的红楼梦戏多达百余种，欧阳予倩、梅兰芳、荀慧生等著名京剧演员都曾演出红楼戏。当代，越剧《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和演出非常成功，徐进改编的越剧《红楼梦》不仅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还在越南、朝鲜、日本等国演出。民国前后出现了根据《红楼梦》改编的话剧，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舞剧，但影响力不及戏曲。[2][45] 绘画《红楼梦》相关绘画始于清代小说刊行时所附的绣像和插图，后来拓展到绘画的多个领域。清代的文人画家改琦创作了仕女图《红楼梦图咏》《红楼梦临本》等，人物众多，神韵备至，艺术成就很高。清代的民间画工孙温、孙允谟创作的《绘全本红楼梦》存图230幅，分成24册，用笔工细，内容宏富。北京故宫长春宫体元殿廊内现存18幅《红楼梦》壁画，极具皇家气派。从清末开始，有关《红楼梦》的年画也在民间广泛流传。20世纪以后，王叔晖、刘旦宅、戴敦邦等著名画家皆创作了《红楼梦》题材的作品，其中戴敦邦的《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多达240幅。[64] 影视《红楼梦》最早的影像资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24年民新影片公司首次摄制关于《红楼梦》的戏曲纪录片《黛玉葬花》，1927年复旦影片公司摄制的故事片《红楼梦》和孔雀影片公司摄制的故事片《红楼梦》则是最早根据《红楼梦》拍摄的故事片。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改编自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对结局进行了原创，播出后，引发观看热潮，对推动《红楼梦》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2010年由韩三平任总制片人、李少红任总导演的50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改编自120回本的《红楼梦》，台词和旁白基本引用自原著，追求雅化和写意化的美学风格。[2][45][65] 音乐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王立平为87版《红楼梦》电视剧创作的音乐在1994年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整套作品包括一首《序曲》和12首插曲，其中插曲的歌词取自小说中的曲、词、诗、令。具有代表性的《枉凝眉》《葬花吟》等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极具感染力，广为传唱。王立平创作的套曲还被改编为《“追梦红楼”组曲》、轻音乐《情系红楼梦》、琴歌《琴梦红楼》、京剧《京韵红楼梦》、小提琴协奏曲等。[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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