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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覽《莊子·馬蹄》，感覺本篇就是反對外力改變物性與人性的宣言書，亦是一篇人性與物性迴歸自然本色的倡議書。站在馬的角度來說，“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這些便是馬的真性。然而有伯樂出現，聲稱他善治馬，由是便“ 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縶，編之以皂棧”，這樣一來，馬因而死去者到了十分之二三。接著，為了馴馬，採取“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等暴力手段，由是馬因而死去過半了。若深究此事，伯樂的所謂治馬，無非就是以外在的暴力去改變馬的真性，從而使之符合伯樂的理想要求。若推而廣之，這種以外在暴力去改變物性者謂之治某物，而以外力改變人性者則謂之教育。 莊子由此推而廣之演繹開去，則陶匠之治埴，木匠之治木，亦復如伯樂之治馬，無非是以外力去改變物性而已。作為陶埴與木材的本性，難道就以“中規矩鉤繩哉”作為它們標凖嗎？若再推廣論之，採取某些手段改變人性，從而賦予人們禮儀道德之教育，無疑也是在摧殘人的本性，使之符合聖人所謂的標凖。無怪乎《莊子》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胠篋》），只緣聖人的這些教育在規範人們行為的同時，也在教人作偽。所謂禮儀道德，無非是粉飾外貌的遮羞布，不少貌似聖人者外表堂堂，骨子裏卻男盜女娼，乃至幹盡見不得人的勾當。 與此同時，莊子也提出了未改變物性與人性的社會之概貌，那便是“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莊子稱這樣的社會爲“至德之世”，那時的人們“其行填填，其視顛顛”，雖然沒有蹊隧與舟梁等基礎設施，然萬物群生，禽獸成群，草木遂長，呈現了一派龐樸興盛之貌。那時的禽獸也不怕人，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均處在和諧的關係之中，只緣人之慾望不曾開啓。及乎聖人治世，則禮儀道德文爲相繼生焉，由是五綵亂而六律肴混矣。 可見無論是馴馬，抑或是陶器製作木器，更遑論教育人之禮儀道德，均以戕殘物性與人性的手段來實現。這樣一來，物性被改變得適合人得目的，而人性也被改變得符合統治者的要求，但物與人均已失去其真性，展現在外者皆是偽訛之性。時至今日，社會已經進入高度文明的時代，要迴歸龐樸的時代顯然是不現實的。然而，我們在改造物性與人性的同時，是否可以考慮保留其某些真性，從而維繫萬物之良性運轉。另外人類在拼命追求進步的同時，是否也可以考慮保留某些樸質，以維繫人類的正常繁衍。尤其是當今興盛發展的人工智能，說不定當人工智能高度發展的同時，也將毀滅人類自身。 《莊子·秋水》載莊子垂釣於濮水，楚王派使者請莊子去做官，莊子對使者說了這些話：“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使者說：“寧生而曳尾涂中。”莊子斷然說：“滾吧！吾將曳尾於塗中。”姑以這則寓言收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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