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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约微了解昆明近代史的同仁，或许了解民国年间云南著名的“白药双胞案”。本文作者曾泽生先生，就是双胞案纷争的当事人之一：曾氏云南白药的创立者。云南民国史上有两位曾泽生，其一为著名的60、50军军长曾泽生中将；其二即制药世家出身之会泽曾泽生。 曾氏白药在上世纪30、40年代，曾名噪一时。其药房开遍大江南北，甚至行销南洋，规模较之百宝丹曲氏，所超甚巨。民国年间诸多军政人物包括蒋中正在内，也多有匾额题辞赠送。曾氏在取得民国卫生署批文之后，也一度与当时名医韩奇逢多有合作，长期在《新华日报》等报章刊登广告，并在中国重庆、武汉、上海、广州等地，设置代理机构，一时颇有盛名。抗战中，曾氏白药也曾捐赠5万瓶产品，助力前线滇军抗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氏白药也责无旁贷，在峥嵘时代，作为中国民族制药企业的一分子，大力捐赠。这些情况均有当时的报章记录。
有关曾氏白药的历史渊源，是我一年多来一直在关注的主题。这里面故事非常多。透过当事人60前留下的大量第一人称珍贵记录，我得以拨开历史迷雾，逐渐了解这一当年海埂公园真正主人，如何开创了民国年间著名的“曾氏白药”的历史秘辛，以及民国史上云南有名的“白药双胞案”之来龙去脉。可以说很多细节，颠覆我对白药史的惯有认知。 曾氏当年在昆明产业甚多。现在大家去昆明海埂公园写有“海埂公园”字样的大石碑背后，有一幢二层楼房，乃当年曾家私家经营海埂时留下的历史建筑，也是目前西山区认定的保护文物（墙上挂有保护铭牌）。1949年以前，海埂公园所在的区域为一沼泽浅滩中的高地，类同岛屿”，大部为曾泽生家族私人拥有，曾泽生置此产业后，倾心经营，并为之取名“望云岛”，取“望云思亲”之意，名称源于在望云岛可常常眺望西山顶端飘渺的云雾，而云雾深处面朝昆明盆地方向，葬着曾泽生的父母双亲，海埂因而得名望云岛。如今沧海桑田，“岛屿”已成陆地，四周也起楼立屋，成熙熙攘攘的闹处，而这段往事，也逐渐不为当下人所知。 曾氏乃会泽名门世家，其家族与同出会泽的唐继尧家族、卢氏家族均有姻亲关系。曾泽生本人拥有良好学养，1960年代，其根据亲身经历，写就万余言《云南白药史》，本意在陈述家族制药渊源，但其中不乏大量与曲焕章家族有关的往事，凡此种种，虽为一家之言，但因其特殊当事人身份，完全是一份珍贵的文史资料，值得后人研究。是为编者按。
（曾泽生手稿） 以下为正文（全文15000字，本文为全网首次发布，发表已获曾泽生直系后人曾国浩先生授权）： 云南白药史 曾泽生 前言 我写在这云南白药史之前，首先有几点声明。特别的提出来。下面说明。 （一）以前报纸登载及现在一般人传说，“云南白药”的历史大多不实，因为云南白药的历史混淆不清，所以在近年来在“云南白药”的本身上也就萌生了些重要问题，对于云南白药的信誉也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正是党领导着全民跃进，必须搞好生产。必须搞好一切事件的时候。我从解放十余年以来受到党的不少教育、培养。并受到了党不少的关怀照顾。内心中常感着无一愚之得来报答党的厚恩。在这云南白药历史混淆之际。“云南白药”产生问题的时间，我是“云南白药”幕内极有关系的人。对于“云南白药”确实是身临其境，知道的确实比较清楚。在这时候确实是义不容辞的，不能不写，更是不能不根据着。有事实，有证据，一点不虚伪，踏踏实实地写将出来，献给党同人民考核。搞清“云南白药”的历史。搞好“云南白药”的问题。 （二）我现在写“云南白药”历史的观点，就不是在旧社会时的观点。把个人利害关系看得太重，就不是以前争市场，夺名利，说人家短，夸自己的长，不管真假的乱说，硬是照着上项所说的。根据着有事实，有证据写出来。但是照这样的实写，还是不免说到别人的长短，也不免会说到自己的长短。惹人訾议，惹人厌恨的，不过我只知道是要写事实，是要对党同人民忠实，就不管訾议不訾议，怨言不怨言。此外我写这“云南白药”历史。除了献给党同人民得知，党同人民考核之外。并无其他请求，更无其他愿望。 （三）我这次所写“云南白药”的历史，如还有不明瞭的情况如果来问到我，我当即将我知道的尽量答复。并可指提有关重要的证据来证明事实，供核实。不容虚伪。如果有指出我说明的事实不实，能证实不虚。我愿负全责，低头认错。并愿接受批评立时改正。 （四）我除了写这“云南白药”历史之外，接着还写白药操作的规程来献给我们厂领导掌握着生产。保持白药的质量，增强白药的效率。此外还想继续不断依次的接着再写白药的效能。何以能治多种病症的中医药原理，及今后我对白药怎样研究进步。怎样才能达到白药实践进步的方法来贡献给党同人民的考验采集以供医学界之同究。 云南白药历史 现在我写这份史料，首先将“云南白药”内容简单扼要的，概括提前介绍一下。然后就顺序依次的，根据历史的事实写出来，以便阅着容易辨认。 “云南白药”现在是有前后两种不同的药，一种是在前的，是我开“公生药房”的时候。原始创造的“云南白药”的药。一种是后来“曲焕章”的“百宝丹”改称“云南白药”的药。但是“云南白药”的名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怎样的产生？在这点也应当说明，才能知道这事的根底。擦“云南白药”的名称，实在是我们“公生药房”创造出来的，事实是我在公元1936年时，报经伪中央卫生署核准注册，受领有成字四三三号的许可证的药名名称，才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从这时候的“公生药房”就使用这个名称，一直用到公元1956年的上半年没有变动。事实上，在公元1936年至公元1956年的上半年，在这20年当中，中国各地及外国各埠，广泛推销的“云南白药”，完全是“公生药房”的药。到公元1956年下半年起的云南白药，就是昆明市制药厂使用“曲焕章百宝丹”的处方生产出品。这时才改名为“云南白药”的名称，也就是现在昆明市制药厂的“云南白药”了。至于“公生药房”以前的“云南白药”在这年并入联合制药厂后，因昆明市制药厂的“百宝丹”改称“云南白药”也就奉卫生局的指示改成“白药精”以前“公生药房”的“云南白药”就是现在联合制药厂出品的“白药精”。这就是前后的两种“云南白药”大概不同的情况。下面接着写明这两种白药的历史事实。 现在就写“曲焕章百宝丹”-“云南白药”的历史，“曲焕章”的“百宝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的“百宝丹”是在什么时候拿在市场上正式推销？是怎样的打开销路？他后来死在哪一年？死亡那一个地方？他的“百宝丹”的处方传与他的夫人，同他的儿子没有?这些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我只有就我所知的所记得的事实分别来说，其有不详不尽的地方，希望在向各方面切实的了解。 （一）“曲焕章百宝丹”是不是曲本人自己创制的？我记得在公元1930年前后，那些年间，“曲焕章”时常在报纸上发表宣传，说他的“百丹宝”是受他人的传授。后在公元1956年时，又见云南日报登载“缪兰英”的说话，说到“百宝丹”的处方“曲焕章百宝丹”是受个旧县的姚某所传。由这些材料考察下来“曲焕章百宝丹”处方完全是受传而来。实非自创，也毫无疑问了。 （二）“曲焕章百宝丹”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推销的？据我知道是在1925年才开始拿来正式营业推销的。因为“曲焕章”是哪时的江川浪广埧的人。他在公元1919年以前，他是流浪在江川通海一带之间，他因为那时跟绿林英雄“吴学显”相好，曲帮吴运送枪弹。被驻防这一带的军队13团一营的赖营长拿获，拿了关押着要去法办，后经它人请托在昆明的军官杜宗琦，谭宗源等，替他说情，得以释放出来。随后“吴学显”受到了唐继尧政府的招安来到昆明，“曲焕章”也就哪时才来到昆明。到了公元1922年，唐继尧返滇二次执掌滇政坚政府时，“吴学显”对“唐继尧”立了大功，升为军长。随同唐继虞经贵州到广西出征，兵败广西回滇。原道返回时，行至贵州安龙县，被黔军67旅旅长“马明亮”率兵埋伏在距安龙县城十余里外的马边田地方，山溢险境截击，将“吴学显”的右腿骨打断，侥幸逃脱回滇医治，那时云南的医院只有法国医院，惠滇医院，陆军医院。三个医院的院长同医生对于治疗“吴学显”这只被打断的右腿均主张钜去，并说“若不钜恐会产生危险”。“曲焕章”本来同“吴学显”旧日有深交。由“曲”同“吴”说不要乱钜。钜了就成残废。我保证将你的断腿接起。将你这只腿医好。结果“吴”听“曲”的话，由“曲”医治。果然不久“曲”将“吴”的断腿接好，伤腿医愈能行能走。哪时“曲”的药有特效，显著奇功，鼓噪得远近皆知，就那时的几个院长和中外西医也就不能不为事实折服。从此“曲”就将这药制来销售，后办理公文，将药名定为“百宝丹”送请警察厅注册，领照营业。其实正是公元1925年也就是“曲焕章百宝丹”正式开始营业推销的头一年，他的药既然是领照注册是“百宝丹”的名字，所以他的药的仿单，包装及瓶子，均使用“百宝丹”的医品名称。自始至终只是应用百宝丹的药名，从未用过“白药”之名称。自从他的“百宝丹”正式营业之后，凡是滇军都肯买了，带到外省应用，在外省的滇军，也肯来购买。互相传扬，逐渐推及到一般市场及邻近省份（如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省）均一时传遍，云湧风从。对内除了滇军未到较远的地方省份（如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山西，东北各省也有推广）但对外“百宝丹”推广过程当中，未印有外文说明，外国人不明应用，致销售亦罕。当时“百宝丹”销量遂成一时之盛。总计“曲焕章百宝丹”的历史，由他正式开业那年起到公元1956年止，虽不是五六年云南日报所登“谬兰英”夸大的六十余年的历史，但也有三十一年的悠久历史。也获得相当的成就，也实是云南特产的国药。 （三）“曲焕章”是死在哪一年及哪一个地方？我记得“曲焕章”是死在公元1938年的夏季。是死在四川省重庆机房街的中华制药厂内。因为我是在公元1937年的11月到重庆设立封号。那时就已有“中华制药厂”，“中华制药厂”是谁开设的？就是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中央委员会兼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集股所成立开设的，我到重庆之后，“焦易堂”就派他中华制药厂的冯主任同着他的薛秘书来找我谈，随后又来约我到“焦”的公馆里去坐。接着“焦”请我吃饭。后面又谈过几次，不外是说要我将“白药”处方贡献给当时民国政府制造。那时我就对“焦”说：“现在政府又不重视中医中药，我所见前些日子有人曾说卫生当局有废除中医中药的提议，怎么会还要我们的贡献处方?”。焦说：“在前不久的时候也果有提出废除中医中药的提议，但是我发动一些中医出来力争，我又竭力主张，早将这个议案打消了。现在在抗战时期，前线正在需要这药，政府对“云南白药”还是重视的，希望你不要太自私自利，希望你有点爱国表现，将这处方贡献出来，给政府大量制造供给前线抗战的应用。”我听“焦”说这些我对这事确实有些疑惑，如果政府真正对“白药”重视，我哪会有不爱国的热忱。我当然要将“白药”处方贡献出来，但是我又要见政府真有对“白药”重视的表现，真的能够制造，我才贡献处方。焦又说：“你要怎样的表现，才是重视?”我答：1.“必须政府指定制造“白药”的基金。2.筹建“白药”的专厂。3.我个人绝不希望报酬，要求待遇，只要得参与筹备，实现药厂成立，事不落空，我便立即将处方献出。”焦说：“你将处方献出来，交由中华制药厂制造就是交给政府制造。明明有个中华制药厂摆着，还要去成立什么药厂。你如将处方献出，政府对你不消说，当然对你是有最优的待遇。”我说：“中华制药厂虽然是你焦院长创办的，但是是私人集股办的厂，就是将“白药”处方贡献出来，由中华制药厂制造，实于公众对“云南白药”的重视与不重视是无关。”焦遂带怒说：“像你这样狡猾，只是讲东讲西，东拉西扯，完全不明道理，不懂人情，不识抬举，你不要不听话，我要写信到云南去叫“曲焕章”来，以后你就不要懊悔。”我便说：“曲焕章的百宝丹很好的，你就喊他来商量，最好！”说罢我便站起身来走了。接着“焦”也就真写信到昆明喊“曲焕章”到重庆。 那时的“曲焕章”因他家死了一个使女，名叫小云凤是通海县陈进士家后人，小云凤的父亲陈某，认为小云凤死的冤枉，不肯罢休，就在那时的昆明地方法院检察厅告“曲焕章”、那时的司法机关，对此案也未做判决，一直拖着，“曲”一时不能了清，解除麻烦。又在抗日紧张的时候，“曲”对于慈善公益事件，多不肯捐献。导致引起一些人的不满。那时有些人同机关团体提议，要其对于抗日捐献一架飞机，这些事“曲”都无法应对，无法逃躲。避免一切麻烦的好机会，就毫不耽搁的来到重庆。“焦易堂”就迎他住在机房街中华制药厂内。在“曲”到重庆的第4天“焦易堂”的薛秘书到我药房坐谈。说“曲焕章”前4天到重庆了，你知不知道？又歇了两天，薛秘书又来找我，手里拿着一本单子，眼睛看着问我：“铜锤草是什么药?披麻草是什么药？神仙活命草是什么药？医治什么病？这些药都是草药吗？”我说：“草药的名目较多，各人叫的名称也不相同，各地叫的名也是各不相同，你这些药名是从哪里传来的。”“薛”说：“是曲焕章说出来的。”我说：“曲焕章已经将百宝丹处方贡献出来了?这些药是不是就是百宝丹处方中的药剂?”薛说：“曲焕章的百宝丹处方，他还没有答应贡献出来。”我看他也是有些吱吱呜呜，我便说道：“既然是曲焕章说的，你还是详细去问问他。”又歇了几天，“薛”又到我处问我：“可知道现在你们在重庆的云南同乡，那个存有老的云土？”我说：“我向来不懂，对云土也没吹过，就是纸烟都没有吸过，怎么会知道哪里有云土。况且这些是违法之事，就是认得也不敢管，你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薛说：“不是我要，是因曲焕章到重庆，气候太热，有些受不住，便给他现在吹着新烟，已拉烟痢，要是替曲找点，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又过了几天，冯主任向我说：“曲焕章在昨天已病死在我们中华制药厂里，焦院长为这事情，拿着不好办，心情颇觉不畅。”接着又见云南带到重庆的国民日报，也登载着“曲焕章”死的事故。约计“曲焕章”到重庆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就这样的死在重庆。这就是我在重庆亲闻亲见的铁事，比较其他相传的真是确实，我想“曲焕章”的死因，虽然薛秘书等，说他是吹新烟拉烟痢，同受到了重庆气候的过热，与其他自身的复杂问题。云南对他的迫捐飞机，到了重庆“焦易堂”要他献出“百宝丹”的处方，留着不让他走，那时的处境要回云南就免不了一些麻烦，进退两难。以上原因，生病生災，遂在短短的时间，以世长辞。 （四）“曲焕章的百宝丹”方剂。是不是真的传授给他的妇人同他的儿子？我记得从他营业开始后，一直到现在他死的前好些年，他在报纸上，常常声明，说他的“百宝丹”历来未传授过任何人，并声明，虽家人父子，也未传过。我想他登过这报，现在年龄在50左右的人都会见过，为什么“曲焕章”在那时会常常这样登报声明呢？因为他有两个妇人。原配妇人，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曲万增”，一个叫“曲万信”。二房妻子就是“缪兰英”。后来“曲焕章”宠爱“缪兰英”不管原配夫人和原配的儿子，时间记不清了，原配妇人到昆与“曲”争论，时逢金碧路建盖房屋将要竣工，原配不管“曲”允许不允许，遂强行搬入。随后“曲”污蔑说原配放火烧房，又运动当时的法院，将原配判处徒刑，那时“曲万增”不敢同他的父亲争论，也不敢乱动。唯有“曲万信”就不管“曲焕章”如何对他防止，如何对他的严禁，他自己制造“百宝丹”售卖。所以“曲焕章”不断的登报声明说：“家人父子都未传过。”就是对付“曲万信”防止他造“百宝丹”。“曲焕章”死后“缪兰英”就继承着“曲焕章大药房”并说：“百丹宝受他丈夫曲焕章在城隍庙拜神赌过咒传的。”随后“曲万增”也成立“曲焕章父子药房”制售“百宝丹”说是受他父亲“曲焕章”的真传，那时“百宝丹”就产生了分岐。就有两种不同的“百宝丹”。但谁受真传是他们内部的事，到公元1956年，“缪兰英”的“百宝丹”献归昆明市制药厂制造，由昆明市制药厂改名“缪兰英百宝丹”为云南白药。而“曲万增”的“百宝丹”并入昆明市公私合营的联合制药厂制造“百宝丹”。 这时卫生厅药政科的“骆主任”曾问过我说：“你看缪兰英献给市制药厂的百宝丹如何?”我说：“照云南日报，登缪兰英的谈话，他说是受曲焕章的传授，好像是不错。”但“骆主任”说:“照现在他们的产品来说确实有差，是不是他未得曲焕章的传授，或是得了真传，不肯将真的拿来贡献，是拿假方欺骗。”“骆主任”那时深以我这话不然，并说当时在做“百宝丹”。当即我又将我几点不同的看法陈述：1,“缪兰英”同“曲万增”都说是“曲焕章”传的方，都是“百宝丹”。“缪”的处方是n剂，“曲万增”的处方是s剂，两方对比，一个n剂，一个s剂，谁是真的？2,现在出的“百宝丹”，年龄稍长，用过“百宝丹”的人很多，须多多访问，不难明晰，现存有老“百宝丹”者也尚有人，无妨来对比，就能立见真相。3,现在的时代是唯物辩证的时代，贵在实践，要革命化，科学化，一切不实际的唯心理论都不要，至于迷信欺骗，绝不容许。如云南日报登载“缪兰英”所谈授传“百宝丹”那些言辞，说鬼说神，完全是旧社会时借迷信，行使欺骗的一种手段，一听便知道，他这一套是假话，也可推论，他献的“百宝丹”处方也是虚假的，假处方。就不当轻信，她这欺骗的话，更不应该深信不疑，应当在这些地方首先略略注意一下。我对这事的看法是这样的，对不对，正不正确，我不一定坚持说，说出来的仅供参考。对事不对人，我并不是对“缪兰英”有什么不满，只恐怕市制药厂，用这不真实的“百宝丹”处方，延长制造下去，会影响到“百宝丹”的效率，影响到“百宝丹”数十年的优越成绩，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影响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市制药厂制造“百宝丹”的工作及经济，所以我就我知道的，见到的，不避一切怨恨，也不敢替他包庇，恳恳切切的说出来。如果她知道“百宝丹”的真实处方，也希望他确实的，坦白的，分明的，也好请政府设法挽救保持“百宝丹”的效率。保持着“百宝丹”的优越成绩，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百宝丹”的制造，维持着市制药厂的经济，不至影响受到损失。也就是我的愿望，也即是我对党同人民的一点诚意了，我写“曲焕章百宝丹”的历史。到此暂告一段落。云南公生大药房的白药史” 我这“公生药房白药精”的“云南白药”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是在什么时候才在市场上开始推销的？是什么时候名叫“白药精”？什么时候叫“云南白药”的？是怎样推广开的？有些什么经过？有些什么成绩？为什么得到中外广大群众的赞许到了今天，还能保持不差，我便根据有一些事实写出来，分述如次。 （一）我的白药处方，完全是由我个人，就医学、药学的真理，萌发创造出来的，当我在创造这处方时，初次试制，未达到尽善尽美。试制之后，又经过好多日子的试验，又经过了好多日子的研讨，才决定了这个处方，才得到了这个成果，才算一手，萌发创造，成了“白药精”的“云南白药”，但是我为什么会萌发创造这白药呢?也必须详细讲明，从原因说起来，因为我的原籍是江西南昌丰城县。我家在前清是两支人，一支，就是由我的祖父曾新明到云南会泽，后在（丱山）个旧办铅锌矿厂。另一支，是由我的五叔祖曾新藩的前一辈，就到贵州的贵阳，开设“致和堂”中药铺，规模颇为宏大，生意兴旺。我的父亲，他是云南前清时，甲午科的举人。他的医学颇精，他在前清光绪中末间，先后在云南，贵州，湖南，北京等处任职，确是很显著的名医。至于我五叔祖家，不仅对医学书籍，储藏丰富，膏丹丸散的各样古方，同者治法无所不备，我这五叔祖也是前清时，贵阳的廪生，他的医药学也是很好的。我在8岁时就跟父母到贵阳，住在五叔祖家。一直到20岁时，才由贵阳转回云南。我自幼好学医药学，在我父亲未离开时，就常向我的父亲询问，在我父亲到各省任职后，就常向我五叔祖学习。我在贵阳时不仅学了些古方医学药。贵州的草药，我学的好些，在12岁时就创制有“仙桃治伤膏”、“大力拔脓生肌散”等药，试之甚效，因此也就引起了创造的兴趣。到了辛亥革命，我才从贵阳回转云南，那时对滇南本草就注意研讨，对滇产的草药，便留心采访，不仅认识了好些土产药，而且还由我发现有滇南本草未载的药，一般挖药的人不认识药剂，经我指示，教了一、二挖药的人，才得採获前来。我“云南白药”处方中，就曾有这样的一剂药。至于我创制的“云南白药”的处方，就是回滇后，即渐次的研讨，在哪时的思想中，就想制出一种“平衡寒热，调节水火，贯通百脉”能治多种病症之药，随在公元1913年试制，直到公元1916年，经过了三年的考验，才获得这处方，治定之成果。 （二）我发明这白药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在市面上推销?记得在公元1931年才在市面上推销的，为什么在公元1916年就创制成功的药，延至到公元1931年，延期了15年才拿了出来推销呢?因为我那时，就读云南法政学校，思想很坏，完全是以做官为荣，并看不起工商界，所以也就不会想到这药拿来营业，也不过拿来自用及送给一些亲友试用的意思，也送给外籍人士，用来临床试验，及表示些好感而已。我在这些年当中，曾涉身政途，当过几次小职员，任过两次厘金委员，后来感觉政途污浊，并在唐继尧执政的末年，又与“唐”不协，遂决心退出政途改世工商，不久唐继尧逝世，“龙云”执掌滇政，我更与“龙云”不洽，于公元1931年间开设“云南公生大药房”将前创制的处方制药推销，此即当时迟于推销的实际情况了，至于我开设“公生药房”时因资金尚觉不够，哪时有一个好友名叫“黄公度”（广东罗定人）出资，新滇币2000元入股，共同经营。直到公元1948年，“黄公度”撤股，到广州市成立广州“公生药房”经营推销“云南曾泽生氏白药”及“白药精”。公元1956年广州公私合营后，并入了广州“马白良制药厂”。此即我们“公生大药房”成立分营之时况也，合并叙明。当我们“公生药房”在开始营业，所有资本总计不过国币9500元，除了一切筹备之外，对于各地宣传推销抵垫，在经济的周转很不灵活，因此一切从简，所以那时我们雇佣人员很少，关于对外的一切事务及各埠来往的文件，全是由我个人担负，对内的制药，也不免要我工作，不过还得我的爱人“曾卢泽若”尽力的帮助，至于一切包装及内部管理工作，全都由我的爱人“卢泽若”担任。记得赶交外埠来购买大批白药时，她率领着儿子“曾炳华”，儿媳“金芬华”等连夜不睡的工作，追溯起我们创造这白药，终能供献给广大群众，我同着“卢泽若”及一些子女，也经过了不少的劳作。故于公元1960年，我的爱人“卢泽若”逝世后，我常忘不了他对我这些劳苦，创造的帮助。因此我先后曾作有对她的悼亡吟诗二十五章，其中有一章，全是为了追想她，对帮助创制白药的辛勤事迹而作。这章诗的内容词句是：忆昔发明白药精，累卿卅载共经营。岂期昼夜无偷息，半世辛勤莫可名。由这章诗看来，也就可想见，他助我创造白药的一些劳作情况了。 （三）“公生药房”，药品名称曾用过“白药精”、“云南白药”，曾在前段略微写过，但还不尽不详，今后再复写事实，查我“公生药房”在公元1931年成立时，就首先将我们的药以“白药精”的名称报请，哪时的“云南省警察局”并交“卫生所化验”，随经批准注册，领照开业，由此时就称为“白药精”。一直到了公元1936年，我们的营业日異月新。各省推销甚宽，那时各地的政府，卫生机构贪污盛行，见我们营业甚好，多来借词，勒索，都说我们的药，只有在云南注册，并未经中央卫生署许可，只能在云南销售，行动被干涉限制，从中作梗。因此为了免除各地的麻烦。才向那时的“中央卫生署”，仍沿用“白药精”名，呈请注册发照。但在批驳及批词中有谓，该药房以xxx等药剂制成之药，命名“白药精”顾名思义，甚属不符，不准等字批复。当时我们不服，曾几次具文据理顶覄，竭力辩论，争持均不获理，那是无法搞通。到了后来，只有写信给我们，汉口分销的经理“柏庚斋”到南京去运动专办这事，到了运动成熟，打通关键时，才经“中央卫生署”的主办人，当面谈说：“答是答应准你们了，但是不能再用（白药精）的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是专於提出指驳，不准的名称，如果原用这个名批准就对政府的威信有损。并对办公文的人，也有妨碍。现在就由我们指示，将你们的药名改为：（云南曾泽生氏白药），於你们原名似无大相差，於你们的营业，想来也无影响。”后面又经几次洽谈，我也只好同意。随即也就经“中央卫生署”颁发执照用（云南曾泽生氏白药）这名，指定批准，并予注册，受给成字四三三号许可证，“云南白药”的名，才正式的由这时开始产生。“公生药房”的仿单，外壳才由这时起一律改为“云南白药”，一直到公元1956年的上半年，均无变动。自公元1956年，经卫生局指示。昆明市制药厂用“缪兰英”捐献“曲焕章大药房的百宝丹”处方，生产出的药改称“云南白药”。“曲焕章父子大药房”的大儿子“曲万增的百宝丹”并入昆明市联合制药厂生产出品“百宝丹”。 而“公生大药房”也并入昆明市联合制药厂，所生产的“云南白药”改称“白药精”。总计“公生药房”的白药处方，所制的药，在公元1931年至公元1936年，这5年是称“白药精”。又于公元1936年至公元1956年上半年，这20年是称“云南白药”。公元1956年下半年到现在，又改称“白药精”。至于“公生药房”前面领“民国中央卫生署”所发成字（四三三号）许可证后，又经卫生署在公元1948年时换发过一次执照。此上述许可证。解放后呈缴昆明市卫生局有案。解放后“公生药房”在公元1952年7月中，亦经昆明市卫生局，发有“云南白药”的许可证，足资可验。当在公元1956年卫生局发表，昆明市制药厂所制“百宝单”改称为“云南白药”，昆明市联合制药厂所制“云南白药”改称“白药精”。这时我曾向卫生局“袁科长”和工商局“雷同志”建议说过现在“百宝丹”、“云南白药”以归公制造，属于全民所有，就不是以前资本主义时候，个人经营，那还分辨“曲焕章”和我“曾泽生”。不管“百宝丹”改称“云南白药”，还是“云南白药”改称“白药精”我皆毫无争论，毫无意见。不过“百宝丹”处方与我“云南白药”的处方，多有不同。治症亦多有不同。一般用户亦多有些识别，就恐怕这下更改名称后会因一些不同情况之下，引起群众的疑议。影响到“白药”的声誊。影响到昆明市制药厂，在出品推销及财经停滞或损耗，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处方的药剂和“曲”处方的药剂，略有相同，但大部分不同。至于治病，虽然都是治疗创伤，有些不同，但因处方中的药剂多，不相同，故对治其他各症，也存在很大差异。即如。我的药能治咳嗽。处方中便有治咳嗽的药剂，有能治妇科的血症，处方中便有治血之药剂，我的药凡例举能兼治各种症，就有治各症之药理。至谓有不同的效率。在事实上也真有不同效率的表现。即如我公元1953年在汉口遇见。闻一多的哥哥“文黎清”，他说：“他内人的手患风湿麻木，服过（百宝丹）未愈，后服（云南白药）好了。”又在这年，汉口遇见汗口岳飞街诊所的“吴所长”，“吴”是女性西医，他同我说：“在前几年抗战的时候，他在重庆患子宫瘤的病，是吃（云南白药）吃好的。”至于说用户的识别也还发生过一些事实，即如在公元1934年，“曲焕章”还在时，在河南开封就发生过，买的药是“云南白药”，卖出的是“百宝丹”因而退货，发生纠纷，闹到警察局的事实。如公元1956年，上海老西门斜方路四O一弄的“费延玲”曾来信说：“他是想要购买（公生药房）出品的“（曾泽生氏白药），不是（曲焕章）的（百宝丹）。”可想用惯那时“公生药房”的“云南白药”的人就会辨识。那时的“云南白药”与“百宝丹”的不同。何况在目前“百宝丹”的处方，不真效，力亦差，遂然改称“云南白药”更使广大人民难以辨识，越不相信。我想“云南白药”同“百宝丹”各是各的处方，各有各的治症，各有各的效用，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成绩，我的建议，最好还是各称各的原始注册历史名称，免得因一些不同情况发生问题，使这两种药互相有影响。况且“曲焕章百宝丹”确实是云南特产，驰名的国药，也确实有30多年的历史， 比“公生药房”的“云南白药”历史还先11年，长着11年就是“公生药房”，取得“云南白药”名称时间算起。如果要按“白药精”取得名称时间算，我们晚“百宝丹”六年。“百宝丹”悠长历史，美好驰名的名称，如今改称“云南白药”，以时间定名称，却有不妥。但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牺牲我为小，建设为大。（四）“公生药房”的“云南白药”是怎样的推销市场？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的？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就把它清清楚楚的写明介绍出来，查“公生云南白药”的推销力量完全是凭药的效率于治病的主治之外，并有兼治各症之特效，由事实的表现，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许，获得了广大群众的颂扬，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传播，所以在短短的时期内也就不知不觉的将销路打开，这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云南白药”的名称尚未产生，用着“白药精”的名称时，在公元1931年“公生药房”开幕未满一年的时候，销路已推开，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上海，广东，广西等省，这些等处均有分销代售，其他省份也有直接来购买售卖的，日复一日的逐次推广，越销销路越开，国内的各省无处没有售卖，代销国外如：菲律宾，新加坡，香港，越南，希腊，挪威，瑞典。俱有已销到，均有信来联系购买，推销，总计先后接到的信，千封，万封，虽未全存，后来还留着几封，在公元1956年的时候，曾留有几封在卫生厅。至于白药治症的特效事实，虽未经全邮记得，但也还记得一些，今略举几份，分别列举下以资考证：1,在公元1931年，我们“公生药房”开幕后，有个广东佛山县人“冼燕穆”来向我们买了些“白药”到个旧、蒙自等地行医，据他说：“那次行在古山的矿区就遇到时疫，大作各家矿工均感患疫症，上吐下泻，死了好些砂丁，后来经他拿白药治疗，服一个好一个，救活治好的人不下千数，那时个旧，蒙自各处的厂户对这事远近相传，几至无户不知，无人不晓，就引起了各矿区、各厂户的争购应用。”2,那时在本市卖缐街，即今的华山西路开古董铺的“杨禄”他有三岁大的儿子患了惊风，经过了“惠滇医院”的治疗，仍然不好，他的病情已进入了沉重昏迷、不省人事的状态，他认为是绝对医不好了，那时他来找我，我就拿白药给他孩子吃白药，一下小孩的风也就不扯了，同时神志也清醒过来了，接着又买了一瓶白药回去给他的孩子，接着吃了两次，孩子也就完全好妥了，因此他还送给了我一个葫芦形同治瓷的老瓶。3,“若利玛洋行”的一个青年人，患了胃病，曾经久治不愈，那时有英国人“郭仙岩”拿白药给他吃，初时他很不相信，不敢服吃，后“郭仙岩”一再同他说这药确有特效，服后发生什么问题他负责。结果他还是吃了，也将他的胃病治好，后来常向我们药房购买百瓶，千瓶带到希腊去销。4,成都。耶稣教士英国人，他还懂得医学，他曾用过些白药，见过此特效，因此他很相信，在那时他要回国。曾向我们成都分销处买了5000瓶带去。5,本市“徐培善”的脚腿在他当排长时剿匪受伤打断。在“惠滇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要将那只伤腿钜去，要他的堂兄弟“徐培基”签字。他堂兄不签字，他本人也不愿钜那只伤腿，结果出院另医。我赠了他一两装的一瓶白药，药还未吃完，他的断腿完全接好了，照常的能行走。6,本市大树营农村的张文贵咳嗽吃了白药治好。7,蒜村的李王氏患严重血崩病，也是吃白药吃好的。8,海口李旺的夫人生产后，包衣一直未下，吃白药后，包衣自行脱落，保着安全无恙。9,前地方厅的厅长“黄迠平”的婶母黄刘氏同昆阳王贡爷家大儿子媳妇，皆是结婚后10多年月事不调，从未生育，随后得吃白药，月经也就调和，接着都生了孩子。10,贵州。甕安县王履乾来信说：“他的喉咙疼痛，越医越重，就有人教他吃白药，果然一吃就好了，因此他才来信感谢。”11,贵州铜仁县的张有琴来函说：“他有个两岁的男孩有疝气，每每一哭，肚大下坠，服用白药随后就好了。”如像前项所说“闻黎清”夫人的风湿病、汉口岳飞街吴所长的子宫瘤等事件都是白药疗效的成绩。今天在说说“公生药房白药”治疗被烧伤一段特效事实，“公生药房”天津的经理“刘刚”在抗日战争时，汉口已沦陷，他到汉口代替汉口“公生药房”的经理，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天津的“公生药房”。据他在公元1953年在天津亲口对我说：“汉口沦陷在日本人手里时，那几年他都在汉口，有几次美机到汉口，投有燃烧弹，有好些被烧伤的病人，满身焦烂，经他拿给白药与被烧伤的人服吃，曾治好了好几十个人。”他还说：“白药服后见状，即是小便一通，逐渐转好，几天之后被烧焦的皮肉就会脱落，接着就会生长出新的肌肉来。这个时期“公生药房”的白药，的确是在汉口各地一时被传遍传送的特效药，不仅汉口，好些省份都争着要买“公生云南白药。”此外各省各地治疗之各种病症的事迹太多了，各省各地来的购药商，求代购的也很多，一下也就说不清，写不尽，列举上述，就可推想一般能明白事理，证明这事就是“云南曾泽生氏白药”了，也不再多说了。（五）“曾泽生氏云南白药”在创造推销进行中有些什么不同经历和有着些什么不同的遭遇?查“公生药房”的“云南白药”上面不是说过，开幕不久即已推销开，到了公元1934年的上半年，“曲焕章”见我们的销路，日渐推广，在哪时就有一些人传说“白药精”的效力比“百宝丹”还强，因此“曲焕章”便心怀嫉妒，登报说：“现在有造“白药”的药是假药，“百宝丹”才是真药。”明明是针对着破坏“白药精”的信誉，那时我们便提出理由说：“他做的（百宝丹）和我做的（白药精），各有各的注册名称，况且（百宝丹）在先注册，而且他的药名同我的药名一字都不相同，为什么他说白药是假的。”因此我就根据这个理由提出来，向那时的地方检察厅告诉他，破坏我的创造经营，请求判处他的罪行。那时地方检察厅，叫他请保候，案那时的“曲焕章”唯恐受到刑事处分，就强辩说：“他的（百宝单）俗名也叫（白药）。因此才说伪造的白药是假药。”尽管他是这样辩解，但他的执照上及他的仿单上自来的宣传画上均未出现白药等字样同俗名（白药）的根据来，在法理上均站不住，那时他卖“百宝丹”已经10多年了，发了大财，手中有钱，遂不惜重金贿买，当时的当兵军官，同着好些大官僚势力来对付这事，并将他们的一些姓名顶着他们的官衔，抬了出来登在报纸上证明“曲换章”的“百宝丹”俗名就是白药，那些抬着官衔出来证明的有。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周钟嶽，云南省务委员谬嘉铭，云南省务委员胡英，某旅长龚顺壁，某旅长鲁道源，某旅长龙雨苍，前教育总长王九龄，省政府付官长陈自新，宪兵司令官杨如轩，并还有些先前有各当时在职的好些官僚人名。就不再一一的叙述了，当时他们这些人站出来，这样做的时候，我便不服这恶势力的压迫，还有龚顺壁那一旅的有几个军官，受龚顺壁的指使，向我们凶狠的，无理的叫嚣，我也不恐惧他们。我便一面据理登报驳覆他们，一面写信给那三个省务委员问他们大致说：“国家掌权在法纪工商的保障，就凭注册，我们小民，但知守理守法，你们是全省最高机关，最高委员，不知道是不是凭着你们最高委员的头衔证明，就将法规推翻注册，改变。请你们将这道理答复。使我明白，如果道理真是这样，小民呋不敢違抝，愿将这白药注册名称让与“曲焕章”称谓。”这信写了出去，有三天不见这三个省务委员答复，我就这稿膳写了一篇送在国民日报登了出来，那就惹怒了代理过督军的省务委员胡英，便叫一个副官带着七八个马弁，背着手枪来到我护国路的“公生药房”寻我吵闹，肆口乱骂。始终我未屈服畏惧，日日照常登报，那时几位省务委员才请李修家出来调解这事，将他们列着头衔所登的报推说是“曲焕章”登的，由他们勒令曲停登，要我将登载报纸上，写给他们那封信的信稿，停止不登。我那时接受了李修家的调解。双方均即停止登报，才对那三个省务委员三个大旅长同那些大官僚的纠纷勉强解决。至于我们在检察厅的正案，因那时检察厅李成烈，受了贿赂，也就未依法处理，只是劝说：“曲焕章”的药，既是注册“百宝丹”以后就称“百宝丹”不要再说“白药”，“曾泽生”的“白药”既然注册“白药精”就称“白药精”，也不能提“百宝丹”的话，由此我同“曲焕章”官司便告停止，也就不了了之了。 接着在第3项所写的，在公元1936年我们的药向中央卫生署请求注册登记受到阻碍，后来办好了改称“云南白药”的经过，又接着就是写在前段“曲焕章”的“百宝丹”历史中顺带写过，在公元1937年及公元1938年，这两年“焦易堂”利诱威胁着要我献“云南白药”处方的经过，再接着到公元1938年下年，我由四川回到昆明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接到重庆分行来信说：“在重庆分行发生了怪事，现有卫生署的职员拿着公文到我们药房来说，我们白药精未经许可，要将药房查封，即时勒令我们停业。”我们不服，随将那时中央卫署的许可证证件及云南省公安局发的“白药精”执照的照片拿出来验证。那个来人说：“你们生意这样，我们穷得不得了，难道不应酬下，你们虽有执照，我们还是可以叫你们停下来复行化验的。”那时有位贺专员。也在药房里从中调处、也劝我们应酬一下，结果给了那位卫生署来人国币60元，也就勉强将这事了结。我刚刚知道这事之后，接着昆明的卫生处也来通知叫停止营业，我当时只将中央卫生暑给的许可证及云南给的执照拿到卫生处去验，那个云南卫生处的科长（现记不清人名了），他看了我们的许可证和执照后，他便说：“我管你有执照还是没执照，我们是奉行命令，命令叫我们对你们停封，停封就是让你们停封，错了有卫生处负责，我们是不管。”随后他便请“杜宗琦”来同我说：“他要结婚正差钱用，要向我借用2000元的老滇票。”那时的旧滇票对国币是10抵1，我本不愿意接受他的压迫，贪污，剥削，因杜宗琦再三的劝说：“不要用这点小数，影响你如火如荼的营业。”为了怕影响当时营业及避免麻烦，也就给了他200元的国币了事。上述这些情况是我们“公生药房”被压迫、摧残、剥削一些困难的实事，也就是当时时代的一个缩影。我的“云南白药”和“曲焕章百宝丹”的历史情况已分别详细写明。（六）今再将从公元1956年的下半年起。昆明市公私合营联合制药厂用我“云南白药”处方改称“白药精”。昆明市制药厂用“曲焕章”的“百宝丹”处方改称“云南白药”生产出品的药载至现止，这段历史合并写清。查联合制药厂出品的“白药精”至始至今。已有28年，并未发生任何问题，获得各省各地广大人民的认识争购，推销甚属顺利，目前只要到售卖着“白药精”的各药店去了解一下，便知道真实情况了。至于昆明市制药厂用“百宝丹”处方生产出品改称“云南白药”的药，就不免发生了一些严重问题。即如公元1962年9月17日，市政协召开白药座谈会，当日市制药厂制造白药的“王技师”在会上报告说：“他们向（谬兰英）学做（曲焕章百宝丹）处方这药是非常仔细的，慎重的。不料今天做好了，发出去的药，各处都反应来说，现在的（云南白药）功效不及以前，甚至还有将前售出去的药退回的省份，以此说明。与在会同人研究讨论这个方剂。”在这时的事实表现，好像与我在公元1956年先后两次在卫生厅反映卫生局所谈的话，对照下来是不相差的。后面于公元1963年6月14日，又在卫生局召开白药座谈会，大会同人研究，将原用处方改去另行公订处方，仍由市制药厂生产销售，标贴仍用“云南白药”名称，有加注即前“曲焕章”、“百宝丹”等字，我相信这次公订的处方一定是比原来的处方有效，我深愿就此，一次性将这事搞好，不再发生枝节。不过这次公订的处方，仍以原始“云南白药”大相径庭，就不知对于兼治各种病症有那些不同之处，各地的广大人民还有没有反映，也须再看看，如果有反映，我们还要酌情的建议，将此时搞到极妥当的地步，我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是绝对可能的。我写到这点，我就想到我们国家自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解放以来，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百废待兴，不论轻重工业及各项生产无一而不突飞猛进。即如医药一项令，西医学习中医，我之“白药精”，曲之“百宝丹”亦蒙重视，更教中外风从， 虽曲之“百宝丹”献方，初步工作略欠圆满，但仍于重视不断的进行改革自会期於尽美，比之旧社会反动贪污腐化政府对于我国之轻重工业及一切生产创造不仅不加重视扶持，动以贪污不遂，即任意摧残诚如前项所说，我们“白药”是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均有受摧残的，可能不但是我们受到摧残，普遍的也同样是受到摧残，新旧社会对比起来，不啻天渊之别。那是旧社会的国家真是糟到极点，那时的人民真是痛苦达到极顶点，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成功，来解放全中国更不知要烂到什么地步。我在前些年就将这事看清，便将所知道的“云南白药”历史事实及真相写出来，献给党同人民以供史料的考核。 公元1964年歳次甲辰秋七月九日撰稿人 会泽 曾泽生 写于昆明市民生街107号 庽庐 时年七十有四 付：公生药房公元1931年开幕时题联 则一：公卿何为韩康价，生过却同范相医 则二：至公无私一肩能担天下任 回生有术万类同乐杏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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