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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艺理论界正肩负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并以自身的理论资源、话语方式，不断尝试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构建。但客观地讲，这种构建不能仅停留于呼吁层面、口号层面和感情层面，而要进入务实、理性、接地的研究。同时，这种理论构建又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深耕和学者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境界格局。赵宪章教授主编的八卷十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以下称《关系史》）和以此为母本的《中国文学图像简史》（以下称《简史》）便是这方面的成功探索，必将引发不凡的学术冲力和学界更深的思考。《简史》既是首部阐释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的通识著作，又是一本令广大社科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受益匪浅的别开生面的教材。如果说《关系史》是“体大而虑周”的学术类专著，那么“辞约而旨丰”则是作为新教材或参考书的《简史》的诗学追求。
《简史》既是对8 卷本《关系史》核心内容的凝练，更以大学教材的体例，凸显了“文学图像”，并增补书像艺术，同时将时间轴延伸至民国时期。这样的编排既较好地延续了《关系史》的学术厚度和专业水准，又巧妙地弥补了“许多读者由于各方面原因难以通读全书”的缺憾。全书一方面重视揭橥文学与图像背后一般的符号特性和艺术审美规律，如每一章的第二节均以“图像概观”的形式介绍了这一时期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概貌；另一方面又紧密贴近文学艺术现场，注重在文学图像的典范之作中游弋和驰骋，让读者对文学图像的艺术魅力近距离地感同身受，如每一章的后几节均浓墨重彩地对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文学图像作品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像《诗经》图、《楚辞》图、《山海经》图、《洛神赋图》、《西厢记》图、《红楼梦》绘本等，书中均有大篇幅呈现，甚至《关系史》中未提及的书像艺术作品（如第三章第四节“唐代书像与颜真卿”）也都有所论及。因而，全书较好地解决了“博”与“专”之间的张力关系，既集成了《关系史》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又凸显了文艺类教材的通识性和普及性，“学生们会在寓教于乐中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初识中国审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别具一格。”（《简史》后记） 《简史》涉及的领域是文学图像。尽管中国文学和与其相关的图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真正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并进行系统梳理、深度阐发和学理化研究，也就是十余年的事情。赵宪章教授是国内这一学术领域的“领航者”。《简史》的前沿性大致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在文学图像的大跨度演进（从先秦直至民国时期）中，把握文学图像及其特征，以及图像与文学文本（语言艺术）之间的关系，展现了图像与艺术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勾连与融通；二是以文学图像为对象，尝试建构颇具中国特色的“语图比较符号学”，无疑是对传统符号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三是《简史》着重回答的是“文学理论面对传媒时代，从文学自身的境况出发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为伴随着“图像转向”，图像已经逐渐成为表意工具，“图像对语言的替代与僭越不但不会止步，而且会呈现出一往无前的强势，并且会愈演愈烈，看不见终结”（《简史》绪论）。从这几方面来看，《简史》的前沿性是不言而喻的。诚然，《简史》的交叉性亦十分突出。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中往往蕴含着大学问和真问题。赵宪章教授的编者感受最为直观：“对于文学专业而言，语言艺术一旦延伸到图像艺术，学习者的视野会变得开阔而悠远，可由此体验到艺术之间的相关性、共通性”，“对于艺术专业而言，图像一旦与文学相关联，其人文背景会变得更加厚实、深远，技巧分析可以被人文精神进一步激活”。文学与图像的共生共在，改变了文学与图像既有的存在样态，也改变了文艺理论的研究视域和传统路径，同时也给当代读者带来了令样的审美趣味。在异常强调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培养复合创新型人才的今天，《简史》的出版问世，无疑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引领性。 “史论结合”是《简史》的显著特色。就“史”（“历时性”）来看，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文学图像”几乎都有涉及。著名文学史家阿英曾说，自配有插图的程伟元本《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一百七十年间，美术家们的不断精心创造，无疑构成了另一种名著接受史。如果说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较为纯粹的语言文学史，传统的中国美术史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图像艺术史，那么《简史》则体现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美术史的兼容，既涉足语言，又关乎图像，而且是二者的交融与互文。我们可以想象，对于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抑或普通的文艺爱好者来说，手里捧着《简史》，该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享受，正所谓“索象于图，索理于书”（郑樵《通志略·图谱略第一》），完全可以体味到语言与图像的共在和“两美合并，二妙兼全”（王韬：《〈镜花缘〉图像序》）的审美兴味。《简史》的历时性特征还体现在对“母题”的提炼上。“母题”既体现出时代表征，更体现出历史演进，从而把不同时期的文学图像有机地勾连在了一起。如先秦两汉文学图像中，“西王母、伏羲女娲、湘君湘夫人、黄帝问道广成子等神话传说成了后世图像的母题”；魏晋南北朝时期，诗赋类中的《洛神赋》《归去来兮辞》《木兰诗》，散文类中的《桃花源记（并诗）》《世说新语》《兰亭集序》等，都是重要的图像母题。历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些“图像母题”，无疑使全书具有了历史纵深感和时代延续感。至于《简史》的体系性特征，指的是主编团队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杰出贡献。学术界谈体系，夸夸其谈喊口号容易，但真正去践行且拿出行之有效的举措很难且为数并不多。就学科体系来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该何去何从，仅仅满足于中国古代既有的理论成果而停滞不前吗？显然不行！仅仅站在西方文论宠杂的理论体系面前，唯其马首是瞻吗？更不行！《简史》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学科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资源，必须立足于文艺发展的当代性问题，必须具备足够的对话视野与世界眼光，以此为基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简史》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学术体系的意义就在于，要从艺术范式、基本概念、核心理论、方法论原则、艺术作品支撑等多个维度，全面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积累，不可能产出全新的学术体系。而《简史》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话语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支撑下，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包括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的提出，也包括理论观点的提出和相应的表达方式运用，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根基、艺术传统和学术自信。如果把《简史》与《关系史》对照研读，其“体大虑周”的体系性则更加突出，对文艺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自信提升意义更加凸显。 无论就“文学图像”的研究视域，还是环环相扣的学理演绎，抑或教材编写的最初立意，《简史》《关系史》都较好地彰显了原创性特征。或许，《关系史》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就是最好的明证。与《关系史》相比，《简史》新增了“书像艺术”，这是一个最具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因为书中真正直面艺术界时常提到的“书画同源”问题，并从学理演绎和作品分析两个层面厘清了“书画同源”的本源，“引入中国书法，为看待图文关系拓展了新的维度，也展示出中国文学图像在世界文学图像之林中的特殊性。”《简史》一方面注重延续和呈现《关系史》中的原创性价值，另一方面更加突出普及性，因为其面向的读者群是本科生、研究生和普通的文艺爱好者。《简史》就是要通过这部缩减版的《关系史》，让更多的文学图像爱好者“入乎其中”，感受中国文学与图像的符号趣味和艺术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不断增强艺术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回想着这些年赵宪章教授涉足此领域的“创业”历程：这里充满了“独上高楼”的孤独寂寞，充满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坎坷荆棘甚至质疑嫉妒，充满了学术研究进入拐点难以突破重围而踯躅不前的困惑焦虑，也始终充满着“板凳坐得十年冷”学术定力和“衣带渐宽终不悔”坚毅执着。赵宪章教授曾把自己形容为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的理论建设的“施工队员”，并认为作为真正的学者“须脚踏实地、精雕细刻，并要忍受长期的默默无闻”（《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诚然，这里也有发现学术“新大陆”的暗自狂喜，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灵感突现，有结集出版、交口称赞的收获喜悦。我想这不正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生境界吗？王国维所言及的人生做学问的三大境界，无一例外地在文学图像论的学术研究进程中得到了又一次验证。某种意义上讲，论及《简史》的出版价值，可能不止是深藏其中的字面价值、知识价值、学术价值，更有包孕其间的精神价值，既包括真做学问、做真学问的方法价值，又包括敢于走不寻常路、敢于碰硬骨头的拓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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