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1日，酉阳县邬家坡泡桐树下。
几个国民党士兵，正抬着一张木椅，骂骂咧咧向这里走来。
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送货”，而是要将木椅上被五花大绑的男人“就地处决”。
荒山野岭道路不平，昏迷中的男人很快就被颠簸醒了。
双手被捆，就连脚上也戴着沉重的镣铐，这让他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即使如此狼狈，面对敌人黑漆漆的枪口，男人还是拼尽最后一丝力量，呐喊出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
他的宁死不屈，惹怒了敌人。几声枪响后，男人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确认男人没有呼吸后，国民党士兵掸了掸身上的土，扬长而去。
借着天光的掩护，他们本以为这场行动神不知鬼不觉。
但让国民党士兵没想到的是，不远处的草丛中，一个老农正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尽收眼底……
不过，由于世道混乱，老农并没有将此事说出去，直到1982年，老农才把这件事上报。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他有着什么传奇经历？
由重庆老农发现的烈士遗骸
为什么明明是在四川秀山被捕的共产党，遗骸却出现在了重庆酉阳县？
1982年，酉阳县的文物专家，正对着一具戴着脚铐的遗骸苦苦思索着。
几天前，负责文物收集整理的政府工作人员，领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敲开自己办公室的大门，称可能发现了抗战时期的烈士遗骸。
听到这一消息后，文物专家立马跟随前者脚步，踏上了前往龙潭镇鹅塘村的汽车。
在路上，老农向他们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称自己名叫杨先富，是土生土长的酉阳县人。
“如果不是政府号召大家收集老文物，我可能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杨先富表示，四十八年前的晚冬，他正和往常一样，天刚朦朦亮时就起了床，准备去不远处的邬家坡挑点水，回来干农活。
可还没走到水塘边，他就被一连串的怒吼惊得停在了原地。
由于正值战乱年代，天下不太平，害怕遇到土匪的杨先富，一边找寻能遮蔽身形的草丛，一边拼命寻找声音的发源。
很快，泡桐树下的几个人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通过观察几个人的神态动作，杨先富明白，自己应该是遇到了国民党“行刑”：木椅上的人穿着常服，看不出来是土匪还是共产党。
但血迹斑斑的衣服，暴露出他曾受过重刑的事实。
×
在国民党调整武器的间隙，杨先富注意到，木椅上的那个人，似乎挣扎了几下，可无奈身上的束缚太紧，他只得放弃。
紧接着，还没等杨先富反应过来，那个人便开始高声喊叫，这让国民党士兵肉眼可见地暴躁了起来。
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注意力不集中，杨先富并没有听清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只能隐隐约约分辨出“万岁”之类的字眼。
邬家坡位置偏僻，突兀地喊叫打破了寂静，感觉计划暴露的国民党很快恼羞成怒了起来，不由分说举起了手枪，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
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杨先富，自然也被吓得不轻。
趁着国民党收拾现场的功夫，杨先富悄悄离开了邬家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去。
由于害怕被“清算”，回到家中的杨先富，决定将这段经历压在心底，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
抗战胜利后，终于迎来自由生活的他，也渐渐忘却了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邬家坡的“奇遇”也随之忘得七七八八。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有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政府人员上门，询问他们是否有挖出过什么状似文物的东西，杨先富才又想起了这段“奇遇”。
“我看着他们把人埋下去的嘛，肯定会对埋和挖这类的词语比较敏感。”
正说话间，几人便来到了邬家坡。
在杨先富的指引下，确认过大致埋藏地点的文物专家，便与一同前来的几个同事忙活了起来。
根据杨先富的描述，专家判断，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国民党是在被激怒后匆匆离去的，那他们的埋尸深度应该并不深，比较好挖掘。
果然，没一会儿，就有工作人员一声惊呼，停下了挖掘的动作。
跟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一具遗骸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几十年的岁月沉淀，让这具遗骸的辨认难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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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躯体的胫骨处，已经锈蚀的镣铐触目惊心地被钉死在脚踝部位的骨头里。
“照这个情况来看，当时被绑在这里的应该是个共产党。”
走进这具骸骨，文物专家细致观察了其周遭的情况，并对镣铐进行了称重：0.65公斤。
这个数值出来，在场的人都深吸了一口气。
按照老农的描述，这位共产党在“行刑”之前就已身着血衣，想必是受了不少折磨，再加上这幅沉重的镣铐，可想而知他临死前的痛苦之大。
将现场整理完毕后，文物专家向上级请示了意见，决定先将这具遗体带回研究所，等身份查明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这个遗骸究竟是谁？
他又有着什么样的革命经历？
在大量翻阅革命时期酉阳县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后，文物专家将注意力放到了黔东独立师这一支部队上。
1934年7月，湘、黔、川三省被敌人火力压制。
为了保护革命果实，尽早钳制住敌人，我党决定留下一支部队与敌人抗争，余下大部队东进，进一步谋求生机。
黔东独立师，就是几支部队整合后，留守在湘、黔、川三地的唯一部队。
虽然出身精锐部队，但经过几次运动之后，黔东独立师的总人数也不过几百人。
以这样的队伍体量，在面对准备充分的敌人，甚至是蠢蠢欲动的地方反动武装时，难免会陷入敌众我寡的战斗劣势中。
1934年11月，在地方民兵团的配合下，黔东独立师决定向梵净山方向突围，扭转缺粮少弹、伤员过量的负面局势。
但由于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攻击，黔东独立师的转移行动宣告失败，队伍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文物专家认为，杨先富发现的那具遗骸，很有可能就是在战斗中，不幸被国民党捉获的落单战士。
为了能进一步查明这个落单战士的职位姓名，文物专家还与四川秀山的相关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有用信息。
“1934年就义？脚上还戴着镣铐？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王光泽师长？”
将电话打到四川秀山后，原本没抱什么希望的文物专家，意外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消息……
二、失踪48年的红军师长
1982年，得知失踪48年的战友终于有消息的段苏权，一时间高兴不已。
作为曾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共产党战士，能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都是段苏权及其战友的最大心愿。
只是事与愿违，大大小小的战役过后，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段苏权自己挺到了最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部分幸存的共产党战士，都在工作之余挤出一些时间，试图找到战争年代被迫与自己分开的战友们，段苏权也不例外。
早在革命胜利后，段苏权就曾专程前往四川秀山，试图从乡亲的口中，打听出战友王光泽的下落。
但让他失望的是，战乱年代，群众大多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如今留在乐山的，并不知道王光泽是何许人也。
无奈之下，段苏权只能将找寻计划搁置下来。
最后一次从秀山失望而归时，看出段苏权心事的政府工作人员向他表示，一定会尽最大能力，帮他留意着消息。
本以为这一等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但不曾想，没过几天，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在电话中，工作人员表示，重庆酉阳县那边，发现疑似当年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的相关骸骨。
因为段苏权当年同属黔东独立师，工作人员希望他可以抽空来一趟乐山，既可以配合他们的调查工作，也能顺便找到有关王光泽的一丝线索。
“没有问题，等我协调完工作以后，就去乐山。”
几乎没有犹豫，段苏权立即表示，一定会全力支持工作人员的调查。
得益于他的讲述，有关黔东独立师的抗战故事，也再一次在工作人员面前重新鲜活了起来……
与工作人员的判断大致相同，1934年，正是段苏权所在的黔东独立师，在湘、黔、川进行艰苦对战的关键时期。
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同时开创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原任红六军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段苏权，被紧急调至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担任师政委一职。
而王光泽，正是黔东独立师的师长。
在段苏权心目中，这个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投身军营的战友，无论是战斗勇气还是对战能力，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虽然在此之前两人并不相识，但接连不断的应战生涯，还是让段苏权与王光泽迅速地熟络了起来。
段苏权向工作人员介绍，师长王光泽出身于穷苦人家，但并不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依托同族私塾老师的照拂，王光泽了解了当前的政治局势，爱国的情绪愈加高涨。
北伐战争开始后，因为不愿意看到国人深陷于国破家亡的悲惨泥沼中，王光泽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的抗战生涯。
很快，由于自身能力出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王光泽，一路从警卫员做到了连长、营长、团长。
1934年，王光泽负责的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 18 师 5 3 团，奉命开始西征。
同年10月24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对战后，王光泽率领53团进入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但让当时沉浸在顺利会师喜悦中的众人没有想到的是，敌人的疯狂猛扑，竟会来得如此快。
为了迷惑从湘、黔、川各路的敌军，顺利完成突围任务，接上级组织命令，会师后的红六、红三军，迅速找到一条拆分队伍的可靠方案。
经过研究，合并后的两支军队，主力部分维持不变，继续向东突围；伤病士兵和红六军团的部分干部，重新组合成黔东独立师，留下原地钳制敌军。
而独立师的团长和政委，仍由红六军团的团长王光泽与政委段苏权接任。
从接下任务的那一刻起，王光泽与段苏权就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无比艰难危险的道路。
与主力部队分开后，黔东独立师便游走在湘、黔、川三地，多次与周遭的敌人发生激战。
在王光泽的领导下，黔东独立师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让敌人错误认为红军主力部队仍留在原地，为大部队的成功转移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先决条件。
但与之同时，完成任务后的他们，也陷入了敌人重重围剿的危险境地。
1934年11月6日，黔东独立师在谯家铺与敌人相遇，随即展开激战。
在独立师战士们的英勇奋战下，敌人的一个团部的兵力被全数歼灭。
虽然大大挫伤了敌人嚣张气焰，但这场激战，也同样让独立师损伤惨重。
王光泽发现，经此一战后，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武器弹药彻底告急，粮食也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所剩无几。
再加上队内急需救治的伤重战士，如果想保留独立团战斗力量，适时突围是唯一的选择。
1934年11月16 日，黔东独立师突破重重阻力，来到四川秀山县之兰桥。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应战，这支队伍已经疲惫不堪。但凶神恶煞的敌人，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们。
还没等在秀山县站稳脚跟，地主武装何良成部便又向独立师发起冲击，王光泽与段苏权不得不勉力应战。
但因为敌众我寡、体力不支，战斗中，段苏权的踝子骨被打穿，身负重伤。
段苏权的负伤，激起了战士们的愤怒情绪。
为了保护失去行走能力的段苏权，独立师一鼓作气，以超乎寻常的战斗勇气打赢了这场劣势战，向秀山雅江方向行进。
前方是敌人设下的重重埋伏，后方是顺着段苏权血迹穷追不舍的敌军，独立师瞬间陷入了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处境中。
“就这么办吧，师长，你快带部队走吧！”
当即，段苏权便向王光泽提议：留下自己就地养伤，部队照常择机突围。
在那个深陷于白色恐怖的年代，群众被国民党军阀和地方武装力量折腾地苦不堪言，根本没有余力与胆量收治红军。
一开始，对于段苏权的提议，王光泽是断然不肯接受的；
但随着几天的连续应战，身边的战士们接连战死，他才含泪点头，同意了段苏权的请求。
就这样，在将段苏权安置在秀山雅江境内的丰田村后，王光泽便率领部下，头也不回的继续前行。
“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你安心在这里养伤，等我们过来接应你”。
临行前，王光泽向段苏权承诺，一定会回来将他接回部队。
但让两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不愿拖累老乡，还没等伤完全养好，跛着一条腿的段苏权便向老乡告别，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
等到休养好了身体，听闻红军恰巧经过的段苏权，便重新回归了组织，继续奔走在抗战的一线，直到革命最终胜利。
无数个不眠夜，段苏权总会想起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王光泽。
革命胜利后，王光泽整个人就如同失踪了一般，即使段苏权苦苦打听，也未曾得到过有关他的半点消息。
一直以来，段苏权都认为，王光泽只是去了更远的部队战斗，并没有牺牲。
直到看到那具戴着镣铐的遗骸，段苏权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战友，很有可能早已牺牲了。
“这具遗骸，究竟是不是王光泽的？”
跟工作人员讲述完黔东独立师的事迹之后，看到文物专家点了点头的段苏权，忍不住开口询问。
似乎是看穿了段苏权的慌乱，一旁的文物专家拍了拍段苏权的肩膀，确认了他的猜想。
紧接着，文物专家又慢慢开口，为段苏权补上了他掉队之后，黔东独立团所经历的战斗历史……
三、疑云揭开 烈士终入土
“一开始，我并不确定徘徊在四川乐山地区的王光泽，为什么会出现在重庆酉阳。”
文物专家表示，段苏权关于黔东独立师的介绍，补全了自己心中最后一丝对遗骸所属人的疑惑。
根据酉阳县的史料记载，1934年11月28日，在化妆成当地农民前往湖南花垣县的路上，因口音问题，王光泽被敌军拦下，带到乡公所进一步盘查。
在这里，小有盛名的王光泽，被当地民团认出，连夜押送至川
军田冠伍部接受审问。
截获红军师长的喜悦，让田冠伍喜出望外。
一开始，田冠伍还试图从王光泽嘴里盘问出些什么，好让他向上级邀功。
但眼见酷刑之下的王光泽仍不妥协松口，田冠伍渐渐失去了耐心，不仅命令手下将镣铐深深刺入王光泽脚步，还变本加厉，对前者更加残暴。
1934年12月21日，在接到蒋介石 “讯明就地处决”的指令后，气急败坏的田冠伍吩咐部下，将王光泽带往邬家坡处决。
借着天色的掩护，田冠伍本以为这次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却被不远处的农民杨先富尽数看在了眼中。
“我的战友，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牺牲的！”
听完了文物专家的解释，段苏权一时间泣不成声。
他怎么也不愿意接受，年仅31岁的王光泽，牺牲的时候竟然如此壮烈。
“如果没有王光泽烈士，恐怕那一段革命的历史将会被改写，如今他的遗骸终于找到，也算是不如意中的圆满了！”
考虑到段苏权年事已高，一旁的工作人员连忙表示：如今烈士失踪之谜告破，遗骸可以入土，也算是对战友的一个交代。
在工作人员的安慰下，段苏权的悲痛情绪才渐渐好转。
一段时间后，经过组织商定，王光泽烈士的遗骸被安放在了酉阳龙潭镇烈士陵园内。
而那副重达0.65公斤，深深刺入王光泽骨缝中的镣铐，也被陈列在酉阳县历史博物馆妥善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