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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出现在北宋后期，是由于司马光感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对其进行校正。尽管《资治通鉴》没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没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华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倾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这一刺激使原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普世价值'大师朱熹强力推出强调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学》，此后，《资治通鉴》以及《大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和经世致用、杜绝空论的精神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 明末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带兵打仗，主张'知行合一'，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时期'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都是宋明时期'器''理'之争的继续，但结果却与宋明时期正好相反，问题意识而不是普世原则成了毛泽东中国学术研究的主线。 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知识要经过经验的过滤，是《资治通鉴》贯穿始终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崛起时有培根的试验哲学，美国崛起时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近现代迅速崛起的精神原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讲实事求是，只讲'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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