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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国际知名科学家纷纷倡议，希望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纪念国际地球物理年，显示人类进军太空的勇气和科技实力。 1955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布了美国发射人造卫星的“先锋计划”。而另一个大国苏联，则于1956年悄悄启动了“月亮一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计划。 这些新的争夺外层空间的态势，引起了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的注意。1957年春，他提出了人类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可能性和技术实现途径。他是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第一位中国人。 当苏联“月亮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赵九章坐不住了，他和钱骥等科学家商量，上书科学院和国务院，要求尽快开展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试制工作。 1958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家们热血沸腾。在赵九章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它的名称也显示了科学家早日将卫星送上天的雄心：“581”小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中科院数十个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与空间环境研究。 作为“581”小组的常务副组长，赵九章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一方面在全国各科技单位选调学术带头人组建新的研究机构，一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创办遥测、遥感、大气物理和空间物理等全新的专业，并亲自讲授空间物理学。他还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创立了以空间物理研究为目的的磁暴组。撰写了中国第一本《高空物理学》专著。 1959年，磁暴组成立不久，赵九章又在地球物理所筹建了等离子体模拟实验室。为了开拓我国空间物理研究事业，他亲自举办一个讨论班，既当老师又当学生。作为老师，他一方面生。作为老师，他一方面为年轻人讲授宇宙电动力学；另一方面他又虚心听取青年学者等离子体的报告。 1958年秋，赵九章率领中国大气物理科学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希望能学习到先进的航天技术。但是，中国大气物理科学代表团在苏联长达两个月的参观、访问很不顺利。中国科学家受到种种限制和刁难。苏联方面只让他们参观一些附属设备或模型，有关卫星、火箭实体均难以目睹，而且还处处受到监视、监听。这使赵九章异常气愤，在回国的途中暗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为了祖国的卫星我将献出自己的一切。”  回国后，赵九章心情沉重地将访苏考察工作报告上交中国科学院党组。在报告中，他提出了我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从此，赵九章在开展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事业中，始终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理想之中。 当时，国外不仅卫星的研究和制造、探测技术绝对保密，而且探测的数据、资料等应用成果也是保密的。中国开展卫星研制工作，只能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赵九章在重重困难面前却十分自信：
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要求研制卫星要继续进行，但步骤可以放慢一些。赵九章及时调整部署，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在气象火箭研制方面，逐步开展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不久，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其箭头、舱内的仪器设备，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同时，赵九章他们还完成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的研制项目。  1960年代初，在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日子里，中国科学院根据我国的科技水平，提出我国空间探测事业要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思路。赵九章调整了卫星研制事业的任务和人员安排。他实事求是地提出“以火箭探空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九章提出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指导方针。 1960年9月1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成功地发射了T7型火箭。与此同时，在卫星总体及各分系统、空间探测器和空间环境试验技术等方面的预研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 在赵九章和同志们的辛勤工作下，中国科学院空间物理研究的“四条腿”——理论研究、地面观测、空间探测和模拟实验，已综合配套，相互促进，共同牵引着中国空间科技攀登新高峰。 1964年，历经坎坷的中国空间技术获得重大突破。6月29日、7月9日和7月11日，中国在西北酒泉导弹基地连续成功地发射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64年10月下旬，赵九章和方俊、钱骥等几位科学家应邀去酒泉发射基地参观“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并在基地座谈了运载工具的发展前景和卫星发射工具的可能性问题。此行，使赵九章心花怒放，他感到研制和发射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飞天事业已指日可待。。 1964年岁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赵九章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他听完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十分激动，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次日上午便当面交给敬爱的周总理。 赵九章在这份《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陈述了自己对发射人造卫星的一些看法和建议，认为：1.发射卫星和发射洲际导弹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2.人造卫星是直接用于国防或服务于国防的；3.人造卫星的工作规模和尖端科学及工业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特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1965年1月6日，赵九章立即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建议立即启动我国研制卫星的系统工程。 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副院长裴丽生见此报告后，很是激动，当天便批转给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请其尽快审阅处理。竺可桢阅完报告，当即在报告上欣然批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 于是，张劲夫、裴丽生、竺可桢召集有关专家对赵九章和吕强的建议书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建议报告，正式呈送中央。 1965年3月，国防科委召开研制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赵九章在会上强调：适时开展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对我国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具有历史意义，应该筹划安排，正式启动卫星研制工程。同年4月10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又召集张劲夫、张震寰、钱学森、赵九章、钱骥等，对卫星的规划方案问题进行讨论。赵九章在会上作了卫星方案设想的发言。4月29日，国防科委根据各方的讨论意见，形成一个报告，正式上报中央。 中央接到报告后，罗瑞卿受周恩来委托，邀集有关专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国防科委的报告切实可行。5月，此报告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并责成国防科具体组织协调。 从此，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在赵九章的组织协调下，全面展开了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5年4月的一个深夜，在赵九章的家中，数学家关肇直、渠柏新和物理学家潘厚任与赵九章彻夜长谈，共同谋划研制工作。赵九章整个夜晚的情绪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对大家说：“我去年年底写信给周总理，说明我国着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在导弹研制过程中，把导弹打靶试验和卫星发射结合起来，可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赵九章翻了翻手中的小本，继续说道：“现在周总理已发出指示，要我们提出设想规划。我们从1958年开始，就一直在作准备，日日夜夜都在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现在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但是，试想一下，一颗几米尺度的卫星送上轨道后，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它，那它就像几公里外的一只苍蝇，如何去控制?因此，要发射卫星，首先要把卫星运行规律、轨道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踪站的布设等，搞得一清二楚。科学院理当将此任务承担起来，先走一步。希望关所长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尽快落实此事。” 1965年5月31日，中科院新技术局正式宣布成立卫星本体组、“581”组、轨道组、生物组和地面设备组，并要求在6月10日前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 于是，赵九章和钱骥配合院领导负责全面组织工作，钱骥还亲自带领18位业务骨干定期会商。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只用了10天时间，便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此方案归纳为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形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以及卫星分系统组成表。 当时，中央专委会对第它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提出了技术要求：比美苏第一颗卫星先进，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担任院长。从此，他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使我国航天事业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然而，赵九章却未能亲眼看到中华科技之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的历史时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赵九章也惨遭迫害。 1967年，“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被扫地出门。往日很少逛大街的赵九章，天天被押到大街上游行示众，头上带着高高的尖帽子，脖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的大牌子。更让人不安的还是家庭关系和海外留学的历史。不久，赵九章的头上多了一顶要命的“特务”帽子！ 于是，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涉及到卫星的信息，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1968年伊始，寒冷的西北风裹着沙尘在北京肆虐。赵九章被押到郊区进行劳动改造。20多斤重的胸牌用铁丝挂在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造反派”常常故意把他推进水沟，又立即命他爬上来，可刚上来又被推下去…在批斗大会上，赵九章被打得遍体鳞伤；牢笼般的房间里贴满了血淋淋的大字报。 每当夜幕降临，这位唯物主义的科学巨人却在暗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恐惧感，无法入睡。在难熬的漫漫长夜里，他开始感受到生命中无法排解、无法超越的迷惘和痛苦。 不久，一个令赵九章心惊胆战的噩耗传来：我国杰出的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所长被“造反派”打死。几天里，他头发像霜染的一样白，苍老的皱纹爬满面颊。惟一能陪伴他那孤独而迷惑的心灵的，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地球仪，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也是抄家时惟一没有被“没收”的“洋玩艺”。万般苦恼和恐惧时，只要用手指拨动地球仪，他便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在痛苦中，赵九章把最后的期待寄托在国庆节上。他清楚地记得：从新中国诞生起，每年国庆节前夕，自己都会收到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束，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之夜。这次在国庆的前一周，赵九章就盼望能像过去一样接到那张印有国徽的请束，可他一直等到国庆节之夜降临，也没见着请柬的影子。 他哪里晓得，那封苦苦期待的请束在国庆的前三天，便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被“造反派”扣压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1968年10月10日深夜，秋风萧瑟，树叶纷纷飘落。赵九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静静躺在床上，伴着泪水吞下数十片安眠药。就这样，赵九章于无声处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便离开了人世。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院士常喜欢吟诵的诗句。不幸的是，他的命运偏偏如同这首诗一样：他的遗体，不知在哪火化；在萧瑟的寒风中，他的骨灰不知飘向何方。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在浩瀚太空奏响。  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当年的3月16日，在八宝山举行了赵九章安葬仪式。赵九章连尸骨都无存，更不用说骨灰了，也只得以空骨灰盒落葬。 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新行星，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赵九章星”。 1997年，赵九章铜像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落成。 赵九章被迫害致死后，一位与他素不相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罗福山被选派到“专案组”参加调查取证工作。罗福山来自贫困的农村，朴实忠厚，热爱党，崇敬毛主席，由于坚信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因此到中科院工作不久，就被评为学毛著的积极分子。他参加这项工作时，坚信“专案组”批斗致死的赵九章是死有余辜的罪犯，积极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一丝不苟。 可是调查到的第一手材料越多，他就越感到赵九章是位非常爱国的好人。最后对他产生强烈的敬爱之情，下定决心，要为他恢复名誉。从1995年起，罗福山拜访了许多著名老院士，他们众口一致赞誉赵九章是难得的爱国的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均在“为赵九章院士树立铜像倡议书”上签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局于1997年3月29日作出批示，同意为赵九章立铜像。同年，赵九章铜像由雕塑家程永贤创作，清华大学铸造教研室铸造完成。 参考资料：（1）柏万良《壮士不还，寒风萧萧》《创造奇迹的人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九章铜像的来历》（摘自《传记文学》2004.4虞昊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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