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我在沪滨爱尔眼科医院治疗，因效果不佳，张主任建议我去香港诊治。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建议而已。怎么可能呢？远赴香港？且不说当时的香港新冠疫情如何凶险，就是没有疫情，对于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中年女人来说，独自赴港看病也是千难万难的。我并没把这个建议当回事，它在我心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决定先去北京同仁医院碰碰运气，或许那里有新的诊断和先进的治疗方案。于是网上预约了专家号，恰好是张主任推荐的一位教授。暑假伊始，我便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在同仁医院老院区，候诊大厅设施非常陈旧，且空间狭小。 正值暑热，侯诊的人密不透风，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疫情原因，要求隔位就座，不让坐的椅子都贴上了胶带。可那有什么用呢？站着的人摩肩接踵，根本保证不了安全距离。就这样在楼道里拥挤着，诊室门口叫号的电子屏幕也坏了，大家在等里面的护士出来叫名字。好在约定的事情，早晚得有个结果，终于轮到了我。是个女教授，她先听了我的叙述，又简单翻看了我的病历，接着用仪器检查。之后她站起身，缓缓说道：“左眼视网膜视盘血管瘤，位置特殊，周围视神经密布，你这病十次八次也难以治好，甚至有几例在治疗的过程中就失明了。你自己想想，治还是不治？”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抬头看着她，她的脸上写满了北京人的优越。我一时思维混乱，不知如何是好，嗫嚅道：“那……那我回我们当地治，行不行？”她一脸鄙夷地说：“他们敢给你治吗？”我被噎得无话可说，顿了顿，又忍不住问道：“那如果不管它呢？”“先观察观察也行。”她干脆地说，语气有些不耐烦，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她在等我自动离开以便接见下一个患者。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我当然不想放弃，这可是网上誉为“贵宾级待遇”的特需门诊，诊费三百。我又问了她几个问题，她神情有些不屑，但仍然不失礼节地回答了我。后面排队的患者家属也发出一声轻笑，似乎在嘲讽我的愚钝，人家大夫说得还不够清楚吗？你这病，没法治！我失望地站起身，把位置让给了下一个患者。
走出诊室，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幸而周围的人都是来看病的，各有各的心事，你是快乐还是悲伤，他们无暇顾及。待情绪稳定，我突然想到沪滨张主任的建议，何不去香港试试，采用那里的光动力治疗？据说那种技术不伤视力，但国内没有。于是打电话与家人商议，孩子爸爸说实在没办法就去香港，总不能让眼睛失明吧。
就这样，万般无奈之下我迈出了赴港治疗的第一步。
首先得咨询一个明白人，怎么去香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之前，有同事建议可由深圳过关香港，我问了一个经常出国的同学，他否定了这个路线，他说直飞香港是最便捷的。具体从哪里直飞，可询问民航。他帮我设计了赴港流程，先办理港澳通行证，再联系香港的医院了解相关疫情政策，最后预定飞机票。我说香港那么远，人生地不熟，我很怵。他说都是中国人，怕什么！我说疫情那么严重，我担心传染上新冠。他说只要接种了3针疫苗，且做好防护，一般没问题，万一染上，也是轻症，吃点药甚至不吃药就好了，普通感冒一样，不要紧张。听他一说，我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不少，赴港治疗好像一下子变得简单了。
在他的指导下，我一项一项去办理。那天上午，我到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厅去办理港澳通行证。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我赴港的原因，说我这种情况得和上级领导请示，因为之前，他们从未办理过。接下来，是一系列的电话请示，时间很长，我耐心等待。最后终于有了结果，说是需要交一份书面材料，或是香港希玛眼科医院的预约凭证，或是内陆医院建议赴港治疗的诊断证明，并且加盖医院公章。因为香港希玛医院在内陆没有网上预约服务，只有电话预约，所以前者不能提供；沪滨爱尔眼科医院的诊断证明倒是可以，我马上和我的主治医生取得联系，请他们出具一份诊断证明并加盖公章。下午，沪滨爱尔眼科医院的诊断证明发过来了，我到打印部彩印出来并交到公安局，工作人员说帮我办个加急的，大约三天就能取证，有效期三个月。
三天后，我拿到了港澳通行证。接着，打电话给民航，预定了7月18号的机票，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飞香港。然后是预定隔离酒店，民航给帮忙但是无法订到。我只好求助于网络，搜寻到好几个代办机构提供这种服务，打电话联系，对方言之凿凿，保证绝不骗人，可是我却始终不敢相信。就在这时，我最好的朋友从淄博打电话给我，帮我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我这个朋友，是个十足的女汉子，一副侠义心肠，她听说我看病而家人无法陪同的情况后，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二话没说就要和我远赴当时还是疫情重灾区的香港。鉴于我俩的交情，我没有和她客气，我需要有人来帮我。可是，淄博的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厅却拒绝了她，因为按照当时的疫情政策，对每一位出境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陪朋友看病虽然合情但不合理。我这个朋友很执着地一次次往公安局跑，编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也能拿到港澳通行证。可是，最终，还是失败了。除了她，再没有人能陪我远赴香港，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荒凉。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一切都是天意，很多事无法强求。我下定决心，我要一个人去香港，不要陪同，所有的事情都要独自面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要硬着头皮去克服它，天无绝人之路。继续说定隔离酒店的事。我这个具有骑士精神的朋友告诉我，她在去打印部打印赴港所需材料的时候，随口说起我去香港看病的事，老板王丽说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在香港和深圳之间跑来跑去，如果有困难可以找他，并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在淄博的朋友。这简直是雪中送碳啊！马上，我和深圳的李万坚老弟取得了联系，请他帮我预定香港的隔离酒店。万坚老弟说由于香港疫情非常严重，他们一家早已经从香港搬回深圳了，不过他可以给我推荐一位香港本地的朋友帮我办理，在香港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就这样，我有缘结识了邱永欣老师。在微信上和邱老师交流时，我发现他为人谦和，学养深厚，说话出口成章，感觉遇到了一位高人，很是惊喜。后来，万坚老弟告诉我，他和邱老师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他很佩服他的人品和学识。邱老师心地善良，他不但经常资助贫困儿童，还时常饲喂甚至收养流浪猫狗，碰到清洁工阿姨推垃圾车很吃力，他也会搭一把手。邱老师是当年香港的高考状元。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湾清华大学，毕业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回归香港当老师。他教过中学语文和历史，后来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过中医。因为他的英文特别好，现在，他从事的是国际货运的外贸运输。邱老师爱读书，万坚老弟说他的家里都是各种中文文献和历史书籍。他当年做老师时，才学超人，迷倒了一大批学生甚至同事们。这完全看得出来，每次与邱老师交流，看到他用繁体字写的半文言半白话的句子，我往往被他深刻的思想和斐然的文采所折服，从而产生一种置身民国初期的错觉，而他就是一位熟识国学经典的老先生。更让人感动的是，当我对他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时，他却说，有能力帮到别人，是上天赐予的福气。 就这样，邱老师帮我订到了位于荃湾的悦品酒店，当时做隔离酒店之用。但因暑期大量的留学生回国并在香港中转，七八月份的已经爆满，无奈之下订到了9月1号，我的机票也随之改签。按照当时的疫情政策，从内陆赴港的人员到香港后需要隔离7天，7天后无感染可自由活动。到了8月上旬，又改成了“3+4”政策，即酒店强制检疫3天再加4日的医学监测。监测期间，可住普通酒店，并且扩大了活动范围，只是不能去医院。听到这个消息，邱老师向我祝贺，说我有4天自由时间可以转转玩玩了，想看书的话，悦品酒店对面就是三联书局。我却战战兢兢，不想接受人家的好意，说自由行对我而言没什么意义，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酒店里吧，传染上新冠可就麻烦了。是的，去香港之前我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看病，看完病一刻也不停留，争取第一时间回家。时间在心神不宁中悄然而逝，终于到了8月31号。同事们都在奔赴学校迎接新的学期，我却坐着开往北京的出租车，孤零零一个人准备飞越大半个中国，远去香港治疗，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到了北京，为防止当地的核酸检测不予承认，我又做了一个，以为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没想到第二天，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却出了岔子。因为是第一次一个人搭乘飞机，心中不免紧张，所以我不到8点便赶到了首都国际机场，那时离飞机起飞还有4个多小时呢。我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到了直飞香港的侯机区，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在一大堆去香港的人群里等着。距离办理登机手续的时间还早，我便与排在我后面的一位大约60来岁的老者搭话，他送80多岁的老母亲去美国，在香港中转。在我们说话期间，他的母亲一直默默地站在行李箱旁，手扶着箱子，身体有节奏地微微晃动着，一刻也不停，似乎在冥想。站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到办理登机的时间，我累得腿疼，便把行李箱放倒当座位坐。我建议老太太的儿子，让他母亲也可以像我一样坐一坐，毕竟80多岁的人了，经不得辛苦。没想到老太太异常坚强，硬是不肯坐，这让我很是敬佩，独自赴港的惶恐不觉间便消散了。她60多岁的儿子听说我去香港是为治疗眼睛，很真诚地双手合十为我祝福：“愿上帝保佑你！”听得我满眼的雾水。登机手续终于开始办理了。告别老者和他的母亲，我迫不及待地站到柜台前，把证件交上，可是，工作人员却告诉我，我的核酸检测报告在国务院客户端查不到，因此不能登机。我瞬间懵了，明明在家乡和北京社区都做了核酸，为什么不予承认？答复是只有国务院指定的核酸检测机构才算数。老天爷呀，之前谁会告诉我这个！早知道，昨天就该到机场先打听一下。这该死的疫情！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去机场现做一个付费的快速核酸，大约4个小时会出结果。工作人员把我的登机时间改到了下午4点45分，飞机起飞前1个小时停止办理登机手续，也就是说在下午3点45分之前出不来核酸结果，我只能第二天中午再飞去香港了，这真是一件让人恼心的事。于是我十万火急地一路小跑，一路打问，迅速赶到机场核酸检测点，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完成了一系列手机操作和核酸采样。接下来是漫长而辛苦的等待，从下午2点以后，我每隔十分钟左右瞅一眼手机，看结果出来了没有。老天保佑，3点半结果总算出来了，阴性。还有15分钟的登机办理时间，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一路匆忙。疫情当下，各项手续非常严格，一道道关隘，一项项检查，把我整得晕头转向，幸而所有的人都在帮我。终于这一切彻底结束了，我按时登上了国泰航空公司的客机。我的前座还有左边座位上的两个女孩，是去英国留学的学生，而右边那个女孩，是去韩国留学。她们小小年纪便离开家乡，远赴国外，且毫不畏惧，让我很是感慨，相比之下，我那没见过世面的紧张就不值一提啦。航行很顺利，飞机不到4个小时便平安到达香港国际机场。按照当时的疫情政策，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要在机场进行快速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方可离开，一系列手续完成，估计3个小时左右。又是一道道关隘，一项项检查，原以为一切正常，没想到又生了枝节。在一个窗口，我被告知，原先订好的隔离酒店不让内陆（低风险区）来的人住了，我需要另外订一家普通酒店。天哪，疫情期间，这政策变来变去，实在让人措手不及！已经是深夜，对面的工作人员是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一脸的疲惫和不耐烦，他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很吃力地向我解释，见我仍是呆呆笨笨，便让另一个面色和善一些的中年男人来跟我交流。情急之下，我想到了邱老师，问他可不可以让我的朋友帮我办理这件事。他问，你的朋友会不会港话？我说他是本地人，当然会。他说那太好了，和你说话太费劲！接着，他把手机开到免提，我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好一通交涉，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这个人把手机给我，邱老师换成普通话告诉我，他帮我订了青逸酒店，机场登记要用。我抱歉这么晚了还打搅他休息，他说没关系的，他会一直等到我住上酒店再去睡觉。等所有手续完成，已将近午夜，工作人员给我戴上了一个样子像手表的居安抗疫电子手环。接着他们又在我的手机上安装了“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序并告诉我，我要进行3天的自我隔离，这三天我不能离开酒店的房间，如有违反，卫生署就会监测到我的行踪（根据法律，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即属犯罪，要罚款5万元港币及监禁6个月）。然后，他们打开我手机上的程序，暂停在某个页面上，让我到酒店房间后再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直至完成。我很紧张地把手机放进挎包里，仿佛放进去一个定时炸弹。出门后我打了一辆车，半个多小时后到了青逸酒店。客服询问了我的行程之后，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他们酒店不接收戴电子手环的客人。一提到电子手环，我想到了机场工作人员的嘱咐，赶紧打开手机，慌里慌张胡乱操作了一番，也不知正确与否。小伙子很奇怪地看着我按上面的提示来回转圈，不明白我哪根筋搭错了。放下手机，我向他解释说，我已预定了房间，他说可以退款。瞬间，我有一种崩溃的感觉，忍不住反问他：“这大半夜的，让我到哪里去睡？难道要露宿街头不成？”小伙子仍然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他很抱歉，让我自己想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又给邱老师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意外情况之后，他也很无语。不忍心再让他受累，我便给之前关注过的迷你中环酒店打电话，直接问客服，是否接收戴手环的隔离房客，他说可以，你来就行。拖着沉重的行李离开青逸，又坐上出租车，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回顾9月1号这一天的经历，真是曲折多变啊。先是首都机场核酸检测不合格，再是香港机场不允许住隔离酒店，然后呢，青逸酒店又拒绝入住，折腾到凌晨一点多，我仍然奔波在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不过还好，一路虽困难重重，但总算都解决了。司机是个广东人，普通话说得好，也有微信支付服务（香港出租车大多数只收现金，去香港之前，我兑换了5000港币），这让我有一种身处内陆的亲切感。到了迷你中环酒店，发现台阶很高，司机很热心地帮我把行李箱提到一楼大堂里，我连忙表示感谢。办理入住手续之前，先给邱老师发信息，告诉他我已到酒店，他可以安心入睡了。邱老师说，那就好。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半。住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隔离期间我吃什么呢？原来计划住隔离酒店，那里供应饭菜，就没准备吃的东西，现在一下子改成普通酒店，又不让出门，吃饭问题该如何解决呢？问客服，可否替我买一些面包牛奶，他很干脆地说酒店不提供这种服务。他建议可以点外卖，我把手机交给他，让他帮我下载可以点外卖的APP，他鼓捣了一阵子说内陆手机和香港的不是一个系统，因此无法操作。我又问他附近有没有24小时便利店，我可以自己去买一些食品回来。他指给我路线，我便出门去找。那时已是凌晨两点，空荡荡的街上只有昏黄的路灯。山路崎岖不平，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心中又是孤单又是害怕。突然我听到前面有喧闹的人声，便循着声音找去，希望能发现一两家商店，可很快我就看到了让我惊心动魄的一幕。街道的左侧有几十个年轻人，男男女女，或站或坐。有的女孩竟然歪躺在坚硬的石头路面上，有男孩歇斯底里地叫嚷，似乎在发泄什么不满。我猜，这是一帮大学生，喝酒狂欢到凌晨，大概刚刚散场。我望向他们，夜幕下，他们的面貌模糊不清，但是内心的颓废却清晰可见。疫情如此严峻，香港政府也颁布了口罩令（不戴口罩者罚款5000港币），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他们醉醺醺地相互倚靠着，嘴里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近处有个黑人男孩定定地看向我，白亮的眼珠在黑夜里闪着探询的光，我不由得想到了抢劫犯，心中极为忐忑。眼前的一切让我惊惧不已，一时，我怀疑自己误入了地狱之门。坚持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路，也没有找到便利店，我终于懈气，赶紧按原路匆匆返回。酒店的房间小到超乎想象，进门就是一张小床，洗澡间仅可转身。洗手盆尤其让人惊叹，只有巴掌大小，它让我想到了盛菜的盘子。不过，这对于一个奔波了20个小时没合一次眼的单身房客来说，毕竟还是太满足了。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洗个澡，干干净净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地去睡一觉。至于吃饭的问题，等睡醒了再说吧，总会有办法的。遇到再大的困难，梦里也不会发愁的，可是一醒来，马上发现事情的严峻，吃饭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想来想去，只有求助邱老师，麻烦人家去超市帮我采购一些并且送过来。微信上告诉邱老师这个情况，他很干脆地说没问题，下午下了班他就给我送来，他本想9月4号解除隔离之后请我吃饭的。我说疫情这么严重，为了安全，还是不要聚餐了。吃饭问题有了着落之后，我接到香港卫生署的一个电话，他很客气地问我为何不住隔离酒店，我的日常活动谁来监督？我把机场不让我住隔离酒店，并在我手机上安装监察程序以及佩戴电子手环的情况向他一一说明，他说卫生署接收不到我的信息。我这才知道，由于我操作失误，机场为我安装的这套监控装备没有正常启动。我想到了香港法律中所说的罚款及监禁，害怕政府问责，赶紧问他，遇到我这种失联的情况该怎么办，能否请他帮我向上反映一下。他说他只是一个办事员，执行任务而已，我有什么要求可以自己打电话。他把号码告诉我，我打了，一开始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却是电子语音，港话，听不懂。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特别糟糕。我来香港本是为了治疗眼睛，现在却被隔离到酒店里，医院也去不成，如果再因违反防疫政策而受到惩罚，那可就倒霉透顶了。忍不住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邱老师，他让我不要担心，卫生署再打电话，他会帮我处理，相信政府也不会乱来。听了他的话，我的心略略安定了一些。刚把这件事放下，另一个烦恼又把我罩住了，手机原配的充电器怎么也插不进墙上的插孔里。眼看电量越来越低，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万一手机没电了，怎么与外面联系？瞬间，我有一种身陷孤岛的恐惧感。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往住酒店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透过窗子，外面的天空是令人压抑的昏暗，屋里的空调温度有些低，我穿着厚厚的外套，左胳膊肘还是隐隐作痛，我的心情又一次降到了冰点。突然，我看到门口墙上的座机，对了，问问酒店前台，看他怎么说。一打电话，才明白，原来香港的插座和内陆的不一样，内陆来的人需要买一个转换器，他们酒店就有，50港币一个。闻听此言，我大喜，仿佛一个落水的人发现了一个救生圈，赶紧让他给我送上来。有了转换器，手机充电的问题迎刃而解，我的心情也明朗起来。傍晚，邱老师给我送来了满满一大袋东西，有面包，有水果，还有酒精喷雾等防疫用品。开门见到邱老师的那一刻，我所有的颓丧一扫而光。邱老师微笑着把东西递给我，我把送他的两套书递给他。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第一次见面并没有过多的寒喧，这位老大哥真的是一个特别朴实随和的人。交接完东西，邱老师对我说，有事打电话，并在耳边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他匆匆走了，看起来很忙碌的样子。靠着邱老师送来的给养，我轻松度过了自我隔离剩余的时间，香港卫生署也没再给我打电话。9月4号上午9点，隔离解除，我准时来到一楼大堂，用“安心出行”一扫码，手机上竟然是蓝码（按规定，3天隔离期解除之后是黄码，7天之后才是蓝码。估计是香港机场为我安装的那套监控系统没有正常启动，我和政府失联了），我的心里一阵狂喜。这意味着，我可以去希玛眼科医院看诊了，我千里迢迢赶来香港，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况且我核酸两次自测，都是阴性，也不发烧，完全是个健康人嘛，去医院并不违规。 9月5号上午，按照香港疫情政策，我先打车去指定检测点做了核酸，然后又打车去了位于置地广场的中建大厦，希玛眼科医院在15楼。医生还没到上班时间，值班护士只让我测了体温，并没看出行码是黄色还是蓝色，这让我因疫情而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医生来了，我把病历交给她，并把相关情况做了说明，我说本来预约的是8号，但因视力下降严重，想提前看诊。这位眉清目秀的女大夫很是通情达理，她说可以把我加进今天上午预约看诊的人里面，让我耐心等候。我很高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坐在希玛眼科医院的候诊室里，等着医生为我治疗。我看诊的时间到了，是尹医生，他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三十岁出头。他翻看了我的病历，问我一些问题之后便让我去做检查，等结果出来了再找他。不久我拿着检查结果让他看，他告诉我，我的眼睛不适合做光动力手术，因为血管瘤位置特殊，周围视神经密布，打激光很容易伤了正常神经。他建议还是注射雷珠丹抗，连续打三针，黄斑水肿差不多就消失了。我告诉他，我来自内陆，港澳通行证规定每次在港的逗留期只有14天，超了这个期限还得到相关部门办理延期，特别麻烦，能否将我打针的时间尽量提前。他说没问题，他可以安排我9号手术，10号上午来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离开了，另外两针可以到内陆医院去打。 经他一说，我马上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欣喜，赶紧预约了9号的手术。走出诊室，又给民航打电话预定了9月11号由香港飞往南京的机票。当时因疫情严峻，由香港回内陆的航班减少，去南京一周才有一班，而且价格昂贵，我订的11号回南京的机票是12660元。当时想的是，只要能尽快离开香港，感染不上新冠，机票再贵也可接受。疫情期间，正常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任何不正常的现象似乎都可以看作正常。尽管还没有手术，但行程已定，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踏实。看完诊准备付费时，由于内陆的信用卡不能使用，我打电话给邱老师，在护士的指导下，邱老师帮我支付了诊疗费，整个过程颇费周折。接下来等待手术的时间非常宽松，但为保险起见，我除了按规定去社区做核酸，几乎天天待在酒店房间里，哪儿也不敢去。我从不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只去便利店买些面包牛奶还有水果充饥。买回来，先把外包装袋喷一遍酒精，再把自己浑身喷一遍酒精，把口罩扔掉，肥皂洗手之后才开始享用这些食品。现在想来，当时我在香港的每一天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为深受内陆防疫政策的影响，因为对新冠病毒莫名的恐惧，我的神经高度紧张。好在有上天的护佑，我在一次次的核酸检测中都是阴性，这让我有一种过五关斩六将的英武之感。终于到了9月9号手术这一天，吃过午饭，我打车去了旺角的希玛眼科手术中心。手术很顺利，术后半个小时，护士测了测我的眼压正常，便把纱布拆了，我像没事人一样坐在沙发上等待邱老师来帮我付款。我微闭着眼睛，听着旁边女护士清脆悦耳的港话，甚是惬意，仿佛身处清凉的树林，树上站满了叽叽喳喳鸣唱的鸟儿。 邱老师来了，依然是匆忙的脚步和满脸的汗水，他很快帮我付了手术费。出门先把人民币结算给他，我们一起下电梯。他要我跟他走，说帮我找辆出租车。下了楼，他步子大，走得快，我跟得踉踉跄跄。一路上没说几句话，就见前边有出租车亮起了空车灯，他疾步走过去，那样子，像一只着急赶路的企鹅。我跟在后面，也想快走，但见他和司机已经搭上话，便稳住心神，稳住步子，从拥挤的车流里小心地穿过去。见我坐上车，他又把手放在耳边，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大声嘱咐我：“有事打电话。”我朝他挥挥手，车子启动，邱老师转身离开，不久便淹没在人流中，终于不见。 马上要离开香港了，确切地说，是匆匆逃离。我猜，余生可能再没有机会来香港，也不会再见到邱老师。这样的一个混在人群里便消失不见的邱老师，却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他资助贫困孩子上学，帮清洁工阿姨推垃圾车，为瘸腿的流浪猫制作助力车，抱生病的流浪狗去诊所医治……近两个月来，因受人之托，又一直在尽心竭力帮我——一个陌生人赴港看病。他曾对我说，能帮到别人，是上天赐给的福气。或许，在他眼里，我也是一只可怜的流浪猫，他不忍弃我于不顾，便施以援手。这样的人，在西方，叫做天使；在我们中国，称为菩萨。认识邱老师，真是一件幸运的事！9月11号一大早，我便收拾好行李，下楼退了房间，坐上出租车赶往香港国际机场。终于要离开了，我的心里无比的轻松愉悦。过去的十多天，因为疫情肆虐，因为孤身一人出来看病，还因为港澳通行证所规定的14天逗留期限，让我的心情始终高兴不起来。我不喜欢耸入云天的大厦，我嫌它遮住了温暖的阳光；我不喜欢崎岖不平的山路，它让一双走惯了平原的脚备感辛苦；我也不喜欢满大街拥挤的人流，疫情时期，尽管人人戴着口罩，身处其间，我还是感到莫名的紧张。总之，我对香港的繁华视而不见，维多利亚港旖旎的风光也丝毫打动不了我，我只想赶快离开，回到内陆。只要回到内陆，即使离家千里，也是安心的。 在香港国际机场等待快速核酸检测时，我很幸运地遇到两个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她们俩也去南京，和我同一班飞机。我一下子像是找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心里特别激动。好了，从此，我的世界不再孤单！我们一起做核酸，一起等待结果，一起消费掉多余的港币，一起吃东西，手机上有不会的操作，也一起商量然后解决。上午9点做的核酸检测，11点多结果出来了，我们三人都是阴性，可以登机。由于飞机是下午5点，我们仍有大量的时间坐在候机厅的座位上神侃。同是坐飞机，我此时的状态和在北京时判若两人，那时因前路渺茫，内心惶恐不安，说是丧家之犬毫不为过。而此时的我，想到很快就要回到安全的南京，心里便洋溢着喜悦。 下午5点准时坐上飞机，尽管吉祥航空的机舱很小，座位也不如国泰航空的宽敞舒适，但我却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满足。我的右座是一位从英国回家探亲的大姐，我们一路说着话，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不一会儿便结束了。到南京禄口机场时，天已昏黑，机场大白如临大敌，凶巴巴朝我们喊话，我听来却是说不出的亲切。在这里，我们接受了最严格的检查和消毒，我们的随身行李，我们做核酸时坐过的座位，包括周围的空间，都被消毒液一一喷洒。所有检查结束，已是晚上10点左右，一辆大巴车载着我们在夜幕中驶向隔离酒店。我想，我终于回来了，疫情期间，在国内所有的吃住行都会有专人负责，我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到了维也纳国际酒店，又是一系列严格的消毒，然后一人一梯由工作人员陪着陆续上楼。当我打开灯，看到四五个人居住也略显宽敞的房间时，不觉又一次惊叹了。我想起香港迷你中环的酒店，那样的局促，和这里又怎能相比呢？还有丰盛的饭菜，一天三顿定时放在门口凳子上，你只需戴好口罩打开门，拿进来便可尽情享用。闷得慌了，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看天上瞬息万变的云朵。累了，就万事不操心地睡一大觉，睡到昏天黑地也没人管你。就这样，我在这里度过了惬意的8天。真的有点爱上隔离了，19号离开的那一天，还恋恋不舍呢。从南京坐高铁回济南，又是一路护送。山东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和东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分别打电话联系我，替我安排好了所有的行程。在济南下了高铁，有专车从火车站接上我，把我一直送到了河口方舱医院。在那里，我还需隔离3天，核酸阴性方可与家人团聚。到方舱医院时，已是晚上8点多。一人一间小房子，外面上了锁。虽然没有自由，免费的饭菜却是异常的丰盛，多到吃不完。问送饭的师傅，可否把剩下的包子喂给猫狗，他说这里没有狗猫，你扔掉吧。唉，好好的食物放进垃圾袋，实在可惜。仔细想想，政府对我们这些隔离人员简直太好了，不但免费把我们从外面接回来，而且免费供应吃住。二十天来，我一直在外奔波流浪，现在终于体会到家乡的温暖。离开香港后，邱老师的关心一路相随，从南京到河口，没有间断。到河口方舱的第二天，我隔着窗子拍了两张照片发给他看，我说那一丛丛黄色的植物就是芦苇，《诗经》中称之为“蒹葭”。他有感而发，马上背给我两句诗：“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是《诗经》中的句子，名为《河广》。它的意思是，谁说黄河宽又宽？一片苇叶就可以渡过；谁说宋国远又远？踮起脚跟就能望见。我以为他是感慨我这远行的人终于到家了，却不曾想，邱老师是感伤自己，他说内陆对他而言是母亲，他虽不能为之剔骨削肉，却时时牵念。尤其是未回归前，总感觉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现在好了，他可以随时回内陆看看。同是中国人，同样的中国心，我非常理解邱老师对内陆那份真挚的感情。他对我，一个陌生人尽心尽力的帮助，何尝不也是他爱国之心的体现呢！离开香港已将近一年，香港在我心里又像从前一样变得遥不可及，仿佛天涯海角，在那里的经历也飘缈得梦境一般。唯有想起邱老师，才感觉去香港治疗确有其事。他为一个陌生人施予的这份关爱，如同暗夜里的一盏灯，给我温暖，给我力量，让我有勇气一个人远赴香港，为我的眼睛去寻求光明。作者简介：薄纯翠，河口区实验中学语文教师，生于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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