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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至迟于11世纪80年代已传入朝鲜半岛，逐渐产生巨大影响。[3]朝鲜时代既覆刻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等杜诗全集，又在王室主导下大量刊刻杜诗选、注本，并出现了《纂注分类杜诗》等多种朝鲜人新撰注、译、选本。杜甫获得“后世诗律，当以杜工部为孔子”[4]的评价，成为海东崇高无比的文坛典范。而陆游诗虽至迟于14世纪传入海东，且朝鲜时代前期曾收藏有《剑南诗稿》全集，却因篇幅过大而长期依赖选本传播。[5]海东文人所读陆诗，基本都是《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6]汲古阁本陆游全集传入朝鲜前，少有人提及《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瀛奎律髓》等选本以外的陆游诗歌。“宋人文集中放翁集最为晩出……自南渡至乾隆末年，迨近五百年，其集始为刊行，何太晩也。” [7]这一感慨，反映了陆游诗歌在朝鲜半岛的实际传播情况。在较长时期内，海东诗人对陆诗的阅读仅局限于部分选本中的少量作品，其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远逊于杜诗。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所编《八家诗选》中，宋代四家诗人即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未获入选。 朝鲜时代前、中期，论诗者对陆游评价普遍不高。南龙翼（1628—1692）《壶谷诗评》称陆游“豪而俳”。[8]金昌协（1651—1708）虽称赞陆诗“极诗人之风致”，但也认为其“格稍卑”。[9]至金春泽（1670—1735）《囚海录》：“论诗且休千言万语，惟知宋之猖狂、明之假饰为尽可戒而已……放翁岂不自得乎道？而猖狂处甚于子瞻”，[10]更指陆游为“猖狂”。他们对陆游的评价虽稍显刻薄，但重心皆落在诗人的性格气质与作品风格，而并未涉及诗歌题材与主旨。这一时期，诗坛仅偶见以杜甫、陆游二人写作对句的现象，[11]但多是从生活细节或诗歌内容出发将陆游与杜甫对举，并不意味着认可陆游在文学上取得了与杜甫比肩的成就。 首位明确地将陆游诗歌地位抬升并与杜甫相提并论的是申靖夏（1681—1716）。申氏师事金昌协，十分痴迷陆游，曾手编《放翁律钞》并撰跋曰：“余尝谓古今诗人，杜子美以后，惟陆务观一人。盖诗至子美而极其变，而子美之所不言，而务观言之。诗至务观，亦可以止矣。”[12]又曰：“古今诗人，唯子美、务观两人而已。何也？诗本忠厚也。”[13]申氏早逝，其所编《放翁律钞》和《渭南文钞》并未产生影响，但他因“诗本忠厚”而将杜、陆并举的主张，则在海东诗坛有发轫之功。 尽管曾经申靖夏等推许，但直至朝鲜后期，陆游仍只是众多为朝鲜诗人所阅读学习的中国诗人中的普通一员。陆游在朝鲜诗坛的地位升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祘对陆游的发现与褒扬。李祘为英宗之孙、庄献世子之子，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自幼酷爱读书，尤好中国经史典籍。1776年即位后创设奎章阁，搜集整理了大量书籍。李祘对陆游的重视，受到了在朝鲜半岛地位崇高的朱熹的影响。李祘是朱子理学著名的服膺者，熟读朱熹著作且编纂过多部相关书籍。“如陆务观，与夫子同时，而夫子尚许之以和平粹美，有中原升平气象。”[14]朱熹对陆游的几番高度评价，引发了李祘对陆游的关注，并形成了与当时朝鲜诗坛风尚相悖异的观点。“近来年少，闻陆放翁三字，辄不觉掩口失笑。”[15]“近来年少，多以陆放翁为不足观。”[16]“陆游诗多为今人所不取，而予则酷好之。盖其词意之忠厚敦实，近于我国人声气。而其人平生所秉，又是尊王攘夷之义也。”[17]李祘对陆游诗“忠厚敦实”的评价，恰与申靖夏“诗本忠厚”之说若合符契；而陆游诗中的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观念，又恰好适应了朝鲜王朝“小中华”的自我体认。 正祖十七年（1792），李祘主导编成《诗观》，亲撰《义例》： 将陆游与杜甫相提并论，已完全将陆游视为杜甫之后的一大家，所看重者正是“学杜甫而能得其心”，并以原本特属于杜甫的“每饭不忘”来形容陆游的关切国事。李祘还曾反复申说他对陆游的赞许： 李祘对陆游的推崇，还建立在阅读全集的基础之上。朝鲜半岛文人在未获睹陆游全集的情况下，如果仅阅读通行的诗歌选本（如《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瀛奎律髓》等），难以形成关于陆游的整体认识。[21]汲古阁本陆游全集在朝鲜传播后，其篇幅规模迥异于普通诗人，有助于朝鲜文人认识到陆游实为超出南宋其他诗人的一大家。全集对陆游诗、文、著作创作面貌的整体展现，也有助于摆脱以往诗歌选本对陆游形象的片面塑造，为朝鲜文人重新认识陆游提供了可能。申靖夏之以陆配杜、李祘之杜陆并举，都是在阅读全集后发现了其中对杜甫的再三致意，意识到陆游与杜甫的诗学勾连，并总结出陆游诗文在思想与现实层面的积极意义与价值。 有学者认为：“韩人以杜诗过于深奥难求，所以提倡'由陆入杜’。”[22]杜诗之绪密思沉、琢炼用典，使海东文人在阅读时需要克服较多障碍。[23]朝鲜王室主导下的数次杜诗官方推广，也往往以注释、谚解为核心。[24]陆游诗文中频繁提及杜甫，有着与杜甫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陆诗又较为简明易读，大部分情况下无需注释便可理解。实际接受过程中，确实存在“由陆入杜”、借助陆诗来理解杜诗的情况。[25]陆诗的自身特质，或许也催化了“陆”与“杜”产生关联乃至构成并称。 值得注意的是，“杜陆并举”是朝鲜汉诗史上的独特现象。中国本土虽早有陆游诗学杜甫的共识，也有评论南宋诗歌时“以陆务观拟杜”[26]的提法，但并没有形成为大众所广泛接受的“杜陆”这一并称。[27]日本亦仅见寥寥一二例。[28]相对于苏轼等诗人和杜甫的并称，杜陆并称在中日两国皆显得较为小众，但却在朝鲜半岛获得了官方认可。朱熹对陆游的推崇，清代选本的影响，陆游全集的传入，乃至陆诗本身的特质与杜甫在海东的“独尊”地位，都可能促成了陆游在朝鲜诗坛与杜甫的并称。而李祘对陆游的高度肯定以及《杜陆千选》的编定与颁行，则是这一并称传统形成的重要环节。 李祘为编《杜陆千选》做了充分准备。《杜陆千选》的编选，建立在事先编就《杜律分韵》《陆律分韵》的基础之上，也有赖于《二家全律》这一便利的工作底本，还组织了分工明确的高效编纂团队，下文将详述之。 （一）《杜律分韵》与《陆律分韵》 正祖二十二年（1798），李祘命阁臣编成了《杜律分韵》和《陆律分韵》二书。最初计划尽数收录杜律，并从陆律中抄选八九百首。[29]后改变设想，下令全数收录陆律。“少陵五言六百二十六首，七言一百五十一首，以韵汇分，总五卷。放翁五言一千九百八十六首，七言二千八百九十一首，以韵汇分，总三十九卷。命阁臣李晩秀、沈象奎等校对，以整理字印颁。”[30]《杜律分韵》和《陆律分韵》是从杜、陆全集中辑录出全部五律和七律，按韵目顺序排列编成。《杜律分韵》包括五律626首、七律151首，对照杜诗通行本的五律630首、七律151首，数量基本一致。《陆律分韵》包括陆诗五律1986首，七律2891首，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稍有出入。[31]陆游诗歌数量过多，统计易产生误差。 书成之后，李祘亲自撰写引言，说明《杜律分韵》和《陆律分韵》的编纂宗旨。[32]《杜律分韵》和《陆律分韵》虽只是材料整理，工作并不复杂，但李祘却极为重视。他将《杜律》《陆律》模拟于“穷理格物”，期望以此二书树立律诗写作和用韵的统一规范，刊印后颁赐群臣。《杜律分韵》五卷二册，有戊午（1798）活印本、乙丑（1805）重印本、乙未（1835）岭营重印本、庚戌（1850）完营新刊本四种刊本。[33]《陆律分韵》共三十九卷十三册，1798年以活字印行，计有：生生字本，现藏高丽大学（有印章“奎章之实”）、精神文化研究院；整理字本，现藏国立中央图书馆（有印章“帝室图书之章”）、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另有写本三种，分藏高丽大学与延世大学。与《杜律分韵》先后印行四次不同，《陆律分韵》因篇幅庞大，1798年以后再未刊行。陆诗更为广泛的传播，还需仰赖能够较准确地体现陆游诗歌整体成就的选本。 （二）《二家全律》 《杜律分韵》与《陆律分韵》编成后，李祘又于同年（1798）编成《二家全律》十五卷。“予既编杜、陆分韵，复取二家近体诗，依本集序次而全录之，分上下格书之。句句相对，所以便观览也。杜律二卷。陆律十三卷。”[34]从内容上看，《二家全律》只是将《杜律分韵》和《陆律分韵》更换了编排顺序与抄写方式，以便阅读。《陆律分韵》与《二家全律》都只是整理性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选本。“分上下格书之”的《二家全律》应为抄本，亦并未发现此书之刊本。编成后可能仅有少量抄本，供李祘本人阅读与使用。他亦为《二家全律》撰写了引言： 《二家全律》尽管未曾刊刻，却十分重要。它“分上下格书之，句句相对”的编写形式极为明晰，将陆游诗按照《剑南诗稿》编次顺序抄录，便于阅读使用。按照文集篇目序次选诗的《杜陆千选》，其工作底本显然并非按韵目编排的《杜律分韵》与《陆律分韵》，而是依别集次序编排的《二家全律》。 （三）《杜陆千选》 次年（1799），李祘为杜甫、陆游的律诗编了真正意义上的选本《杜陆千选》。《杜陆千选》在《二家全律》的基础上，选杜甫、陆游的五七言诗，总为千首。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正祖书信中，记录了此书的编选过程。 由此可见，原本计划为杜诗、陆诗各选三百首，后改为各选五百首。李祘本人曾“周而复始，阅之屡遍”，对杜律与陆律极为谙熟。选诗的方式是画双圈、单圈，并附签纸写上入选意见。具体选目参考了当时左相李秉模等人意见，还曾反复推敲以确定最终入选篇目，最后由大臣抄出成书。 李祘在《杜陆千选》卷首写道： 《杜陆千选》编成后，以丁酉字印行。《杜陆千选》现存数种刊本，多为八卷四册，开本大小略有差异，分藏高丽大学、奎章阁、雅丹文库、延世大学、韩国中央图书馆、忠南大学等地。延世大学又藏有残写本。此书的印行集中于1799年，印成后的主要去向是官方收藏与分赐大臣。《杜陆千选》虽未如《杜律分韵》般多次刊行，然而其影响却不可简单视之。 《杜陆千选》共八卷，前四卷为杜诗，后四卷为陆诗，其中第五卷为陆游五律，第六至八卷为陆游七律。从777首杜律中选出500首，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剔除部分杜律中艺术成就稍低或名气稍逊的作品，就可以得到一个优质标准选本。而从4877首陆律中独立地选出500首，入选比例约十分之一，则是较为困难的工作。此前已有多种流传广泛的陆诗选本，李祘自然受到了经典选本的影响。陆诗选择去取参考了谙熟陆诗大臣的意见，但李祘对选目拥有最终裁定权，入选诗歌大部分应出于他的独立判断。 朝鲜时代，选有陆游诗的选本陆续传入海东。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6种选本，是《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瀛奎律髓》《剑南诗钞》《宋十五家诗选》《宋诗钞》《御选唐宋诗醇》。朝鲜最初编《陆律分韵》时，确曾参考过《宋诗钞》等选本。[38]而《杜陆千选》又在何种程度上参考了这些选本呢？本文对此6种选本与《杜陆千选》的选诗作量化分析，以期在对比中揭示《杜陆千选》的选诗特点和独造之处。 《杜陆千选》所选陆诗中，五律140首，七律360首。此前《陆律分韵》与《二家全律》辑录出陆游诗共4877首，其中五律1986首，七律2891首。从选诗比例来看，七律入选的比例略高于五律。陆律中，共有40首见于《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涧谷》（选陆律192首），40首见于《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须溪》（选陆律62首），31首见于《瀛奎律髓》（选陆律180首），260首见于《剑南诗钞》（选陆律1275首），136首见于《宋诗钞》，107首见于《宋十五家诗选》，82首见于《御选唐宋诗醇》（选陆律251首）。[39] 500首陆诗，在6种选本中入选4种及以上的约有34首。这意味着《杜陆千选》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此前选本，所选陆诗中有一部分属于经历代选本层累选择后所形成的经典作品。 然而，亦有54首五律和94首七律不见于此前任何一种通行选本，总占比达29.6%；还有60首五律和103首七律仅见于一种选本。总计311首诗此前未曾选入或仅见于一种选本，可见《杜陆千选》所选陆诗与以往选本的重合度并不高，具备相当的新鲜度。以量化分析的角度来看，《杜陆千选》的选诗是颇有新意的。李祘以君主之尊于百忙中编选的《杜陆千选》，并不是蹈袭前人的简单拼贴之作，而是严肃认真的诗歌选本。 学界通常将陆游诗歌分作“爱国”与“闲适”二类，本文亦沿用这一分类方法。[40]李祘关注陆游诗，着重突出的是忠君思想和爱国情怀。在《杜陆千选》中，陆游的爱国诗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如反映爱国事迹的《寄姚太尉》、关心时局的《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怀念先帝的《望永思陵》，皆予选入。这些诗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突出，除《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入选过《宋诗钞》以外，另两首皆不见于此前任何一部主流选本。它们入选主要由于爱国忠君的主旨，符合朝鲜官方的需要。 尽管看重陆游诗歌忠君爱国的属性，但《杜陆千选》中所选陆诗仍以闲适诗为主。新选入未见于此前任何一种主流选本的148首诗，绝大部分皆属闲适诗。如《伏中官舍极凉戏作》《秋阴至近村》《盆池》《村居》等，皆是典型的日常之作。首次入选的五律中，仅有《寄姚太尉》《闻虏乱》两首可以算得严格意义上的爱国诗歌。如果说五律由于诗歌体式的原因，多用于摹山状水而较少发扬蹈厉的话，那么七律的情况又如何呢？七律新选入诗中，仅有《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送七兄赴扬州帅幕》《观邸报感怀》三首诗写到当时的北伐战事并表示了关切。另有《严州大阅》《过采石有感》两首诗追怀从戎往事。其余大量如《湖村秋晓》《小雨舟过梅市》《野步至近村》《秦皇酒瓮下垂钓偶赋》等，皆为描写日常生活的闲适诗。从首次入选诗歌的比例来看，爱国诗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闲适诗。就整个选本而言，闲适诗亦占绝对主流。李祘的选诗宗旨与实际结果似乎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纵览八十五卷《剑南诗稿》，会发现闲适诗的数量远胜爱国诗，且最典型也最为后世所熟知的爱国诗篇大多为七言古诗。如《中夜闻大雷雨》《金错刀行》《胡无人》《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41]这类直抒胸臆表达爱国情怀的诗歌均为七古。陆游爱国诗中最著名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则为七言绝句，亦不在律诗之列。但由于律诗对海东文人而言写作难度较高，其音律的严格与形式的规整又高度适应海东文人的审美观念，因而朝鲜诗坛素来最重律诗。以“律”为名的诗抄、诗选数不胜数，甚至出现了专重律诗而偏废古体诗的情形。李祘自下令编《杜律分韵》《陆律分韵》之时就决定只选律诗，那么陆游典型的“慨六飞之南渡，恨二辕之北狩”的作品，自然就无法选入《杜陆千选》了。而陆游七律中爱国诗名篇如《病起书怀》《躬耕》《夜步庭下有感》《雨中卧病有感》《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等，也仅《书愤》一首入选。选本中除此以外的其他忠君爱国题材的诗歌，皆无法与陆游最著名的那些爱国诗篇相比。《杜陆千选》卷首虽标举陆游的爱国诗歌，但选诗实际操作中并未充分体现这一好尚。 李祘对陆游忠君爱国的推崇与《杜陆千选》选诗实际之间的差异，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陆诗的忠君爱国固然为他所赞许，但正祖朝经济、社会、文化均有长足发展，朝鲜王朝正处于最后一个繁荣安定时期。朝鲜君臣早已接受了与清王朝的藩属关系，对陆游抵抗外来侵略的诗歌缺乏共感。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他也更容易欣赏陆诗中情绪较平稳、辞气较温和的那类作品，而回避感情和语词过于激烈的诗歌。李祘评价陆游时称其“忠厚敦实”，受朱熹影响而赞其“和平粹美”，皆已体现了官方立场的审美需求。然而陆游爱国诗篇中的精华部分，却正是这一类慷慨激昂的黄钟大吕之声。这些诗不同于此前传统的爱国诗歌创作，饱含感情、直抒胸臆，其表达的直接坦诚与情感的浓郁激烈，皆开创了爱国诗写作的新境界。弃除这一部分作品，则必然会影响最终选本中所呈现的陆游爱国诗的整体面貌。在文体的限制和诗歌风格的制约这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之下，李祘环绕《杜陆千选》的言论主张与实际选择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也就显得十分正常了。这也提示我们，“爱国”与“闲适”二分仅是一种粗线条的简单描述，而并不能概括陆游诗歌的真实状态，也不能机械地用以分析历代对陆游的阅读与接受。 《杜陆千选》中所选的陆游闲适诗颇多名篇。如《临安春雨初霁》《睡起至园中（春风忽已遍天涯）》《新夏感事》《春行（九日春阴一日晴）》《小饮梅花下作》等，皆为入选众多选本的经典诗作。同时，李祘还选了《衰病（衰病龙钟已要扶）》《叹老（晨起梳头满镜霜）》《野步至近村（耳目康宁手足轻）》《家酿颇劲戏作》《伏中官舍极凉戏作》等大量未见于此前选本的陆游闲适诗。这类诗歌此前虽未曾获得选家和读者足够的重视，但却从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陆游的日常生活状态。 《杜陆千选》中还选入了陆游为数甚多的规劝、自诫、教子和读书诗。规劝之诗如《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与《寄朱元晦提举》，前者为陆游对从兄仲高（陆升之）阿附秦桧的劝诫，后者敦促朱熹尽快到任救治灾民，还提议朝廷减免赋税以保障灾民的生计。此类诗不但体现了陆游的人格，其中观点还颇有现实指导意义。自诫诗如《自警》《自规》等，主要体现了陆游的道德修养功夫。教子诗如《示子聿》《夜坐门外示子遹》《示儿子》《示子虡》等，内容多为传授儿子们为人处世的方法，并督促他们认真读书就学。读书诗如《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读老子有感》《读经示儿子》等，多为谈读书时的感悟，透露出陆游读书的勤奋和坚持。这些规劝、教导又包含人生哲理的诗歌，非常符合李祘以诗歌行教化的期望。以往虽由于艺术成就不够突出而未获得经典选本的足够重视，但却得到了李祘的肯定。 与此同时，《剑南诗稿》中大量包含负面情绪的诗亦并未获选。李祘基本未选陆游书写穷困生活的大量叹贫诗，亦未选态度不够严肃的谐谑诗。虽选了少量感叹年华老去、疾病难愈的诗，但与《剑南诗稿》相比，这类诗入选数量已相当之少。考虑到《杜陆千选》“诗教”之目的，选诗时尽量避免沉浸于消极负面状态的作品，回避感情激烈或包含较多负面情绪的诗，而期望以积极向上的状态鼓舞读者，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影响读者。 《杜陆千选》的选诗多出于李祘的独断，但此书的编选成书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孤立、机械，而是在共时的维度中综合地对《杜陆千选》的编纂产生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清代学术文化的刺激，二为正祖推行“文体反正”的实际需求。 清王朝虽在入关前就已征服朝鲜半岛，但却一直未能获得朝鲜在文化上的认同。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下，朝鲜君臣长期坚持奉明朝为正统，并以“小中华”自居，认为礼乐衣冠文学仅留存于朝鲜，视清为夷狄，自然难以正视有清一代在文学和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李祘本人也秉持这样的观念。“《春秋》之义……大一统攘夷狄，明天理淑人心，使蕞尔东陲，独葆大明日月，即我列圣朝传授之第一义谛，而予小子不敢不勉。”[42]“今天下皆左袵，惟我东有中华之仪章。”[43]在李祘看来，陆游爱国诗中体现的“尊王攘夷之义”，正符合朝鲜国人的旨趣。[44] 尽管如此，清王朝在文化上的影响实无法忽视。吴之振等《宋诗钞》、陈《宋十五家诗选》、周之鳞及柴升《宋四名家诗钞》等通行选本东传后，其序跋中关于陆游的文学观念在朝鲜产生了一定影响。《御选唐宋文醇》于1738年由乾隆主持编纂，为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唐宋古文选本，与李祘所编《八子百选》之间的关系已见讨论。[45]《御选唐宋诗醇》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次年刊刻，奎章阁中藏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刊本，《杜陆千选》显然受到了《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为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是论始定。”[46]《御选唐宋诗醇》命陆游为南宋诗人之冠，将陆游比为杜甫，对陆游作出“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的评价，并指出陆诗两大主题为忠君爱国与日常闲适，诸种观点皆奠定了此后陆游作品阅读与评价的基本模式。[47] 《御选唐宋诗醇》所选陆游爱国诗数量虽较此前选本大为增加，爱国情感也更为外露且基调上扬，但大声疾呼抗金、同情沦陷区人民、直接揭露金人恶行或羞辱金人的诗歌未获入选。这显然与清王朝的民族观念与政治立场有关。[48]《杜陆千选》虽并不受此种民族因素影响，但亦对陆游的爱国诗作了有保留的选择。正祖之选录杜甫、陆游诗，是为推行其“文体反正”政策。 天主教传入朝鲜后，对原本的官方意识形态性理学产生了较大冲击。洪大容、朴趾源等“北学派”代表人物使清后，也主张打破“华夷论”并“力学中国”。同时，中国的小说、话本在朝鲜风靡一时，自民间至中上层皆有大量忠实读者。西学的侵蚀、朝鲜士人对清朝学术文化的向往以及中国通俗文学在朝鲜的风行，都令李祘感到传统性理之学正在遭受危机。早在1787年，李祘已称：“近来文体日益驳杂，且有贪看小说之弊，流入于西学者也。”[49]他不但多次抨击清代考据之学、驳斥当时文坛盛行的稗官小说，还准备从根本上切断异端源头。[50]1791年，李祘下诏：“明季清初文集乃稗官、野史、杂说，有害于世道者，并与杂术文字而别立条件，以禁之。”[51]次年又申令：“如欲拔本而塞源，则莫如杂书之初不购来。……稗官小记故无论，虽经书史记，凡系唐板者，切勿持来。还渡江时，一一搜验。”[52]尽管试图禁止中国书籍的传入，又编写多部专注于性理学的著作，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是年，李钰参加科举考试时，“应制句语纯用小说，士习极为骇然”。李祘“令其同成均日课四六，满五十首，顿革旧体，然后许令赴科。” [53]朴趾源《热河日记》之“燕岩体”，也令李祘极为不满。[54] 至1797年，变革文体的要求已十分急迫：“文体邪正，有关国运……今之文体，决非治世之音，虽谓之举一世无文可也。”[55]李祘施行的“文体反正”，既包含禁绝唐书的命令、编纂弘扬性理学书籍的尝试、对“卑俗”文体创作的惩处，也包括对“醇正”文体的褒赏。既推崇本国文人黄景源、李福源的文章，又标举中国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作为海东士人学习的榜样。李祘希望通过自己编选推行的选本来纠正文坛风尚，提倡醇正的文学创作，并以作品中的思想和主旨对民众施行教化。他在批判明清文章时说：“至于明末之文，噍杀促急，倾巧破碎，不忍正视。”[56]“清人诗文皆鄙俚噍杀，令人生厌”。[57]为了纠正朝鲜流行明清“噍杀”诗文之时俗，文章方面重选《八子百选》，选入的皆是“醇正”文章。诗歌则推举杜甫与陆游： “独尊”杜甫、官方推行杜陆并举，这两种海东独特的文学现象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海东文学浸染了浓烈的政治色彩与道德观念，对杜甫投注最高程度的关注，又在王室推动下长期学习、模仿杜甫，因而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注意到与杜甫存在相似处的陆游，并将其纳入以杜甫为坐标的诗学体系中，共同推举为诗学榜样。《杜陆千选》是一部既受到前人影响又颇具独创精神的选本，基本保留了杜诗的精华，延续并强化了杜甫的诗歌风格与个人形象。而选录陆诗时，较之海东以往流行的陆诗选本，既突出了陆诗忠君爱国的一面，又模糊、消解了其中激烈真实的情绪与历史，最终呈现为经过“净化”后符合朝鲜王朝官方导向的一种面貌。 与《御选唐宋诗醇》相比，《杜陆千选》的刊行规模、流布范围皆较为有限，其具体选诗并未产生普遍影响。但《杜陆千选》问世后，官方倡导的“杜陆”这一并称广泛流传，很快便为朝鲜诗坛所认可，并开始在诗文中频繁运用。如李晚用《东樊集》卷三《次酉山云岳记行卷韵，作述怀三十四咏》：“何年剞劂万首诗，永垂来世并杜陆。”金兴洛《西山先生文集》卷二十《通训大夫襄阳府使洪公墓碣铭并序》：“诗亦典重雅实，有杜陆余意。”李命培《茅溪先生文集》卷五《家世行录略》：“遂沉潜于论孟之书。风咏乎杜陆之诗。”柳荣河《甫山集》卷四《先府君遗稿后序》：“于诗则酷好杜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59]编纂刊行《杜陆千选》、推广“杜陆”并称，皆开辟了一条“由陆入杜”的诗学路径。逮至嘉庆十四年（1809）、十七年（1812），金正喜（1786—1856）、申纬（1769—1845）先后随燕行使至北京，皆与翁方纲密切交往。翁方纲提出的“由苏入杜”主张，也深刻影响了这两位朝鲜著名文人。[60]“由苏入杜拈花后，留下金针度指尖。”[61]申纬与金正喜倡导经由苏轼学习杜甫，在朝鲜诗坛又推行起另一条“由苏入杜”的学诗之路。无论“由陆入杜”还是“由苏入杜”，皆是在独尊杜甫前提之下，为方便朝鲜文人学习而取杜诗的不同面向所构建起的诗学谱系。前者体现了以正祖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侧重于诗歌的主旨与现实功用；后者则是清代宋诗学理论发展成熟后，经由两国著名文人而对海东诗坛施加影响的典型例证。 “由陆入杜”一方面为朝鲜文人提供了经由陆诗学习理解杜诗的通路，另一方面则丰富了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爱国这一主题上完成了深化与超越。“杜陆并举”进一步巩固了杜甫的影响力，更直接抬升了陆游在海东诗坛的地位。梅泉黄玹（1856—1910）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法杜诗者，无如黄鲁直。而黄岂杜之传钵乎？惟得其法外之意者，斯为善学。故欧阳永叔不害为今之韩愈，陆放翁不失为后之杜甫。”[62]认为黄庭坚学杜并未得关键，而陆游却继承了杜诗忠君爱国的精神内核，堪为杜甫的衣钵传人。19世纪末以降，东亚各国皆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陆续“发现”了陆游。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以“忠”评价陆游诗，在其陆诗评点中大力颂扬陆游忠义精神。[63]梁启超作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64]意图扭转此前诗坛对陆游的“老清客”印象，开始标举其为爱国诗人的代表。朝鲜爱国诗人如黄玹，亦熟读陆集并写作了多首次韵陆游诗。东亚各国民族意识日渐鲜明，但陆游诗歌突出的汉民族立场并未妨碍日本、朝鲜等国的阅读与接受。陆游诗歌并非仅是清末民国时期所树立的爱国典范，还在汉字文化圈的余晖中参与建构了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想。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别集编纂及其文学观念研究”（21&ZD25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古今文学演变视域中陆游作品的经典生成研究”（22YJC751003）。 [1] 参见李立信：《杜诗在韩国流传概观》，《东海中文学报》1979年第1期。 [2] 略涉此书的论著如巩本栋：《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宋集传播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4页；赵睿才：《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6期；袁成：《朝鲜摛文院编〈杜律分韵〉版本述略》，《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韩国方面，남영진《19세기 시학상의 由陆入杜와 由苏入杜论》（《论19世纪诗学中的由陆入杜与由苏入杜》，《韩国文学研究》第43期，2009年）、田娟《정조의 陆游 존숭에 대하여》（《论正祖对陆游的尊崇》，《民族文化研究》第76号，2017年）与姜顺爱《정조가 홍낙임에게 보낸 어찰에 나타난 어정서 편찬․간행 및 반사 내용과 관련 기록 연구 - 두보, 육유 및 주자 저술의 선집을 중심으로 -》（《正祖给洪乐任御札中的御定书编纂、刊行与颁布等内容及相关记录的研究——以杜甫、陆游、朱熹著述选集为中心》，《书志学研究》第77辑，2019年）亦涉此书，但皆不深入（原题为韩文，笔者译为中文，韩文翻译获得了上海大学中文系张宇超老师的帮助）。 [3] 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4] 丁若镛：《寄渊儿》，《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二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8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第453页。 [5] 高丽末期著名文人李穑（1328—1396）《牧隐稿》中，已显示出对陆游诗的熟稔。朝鲜王朝前期成伣编《风骚轨范》初刊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选陆游古体诗91首，其中25首诗不见于当时陆诗选本，系选自《剑南诗稿》；金时习（1435—1493）所作《山居集句》百首中，集陆游诗句亦往往不见于选本，参考的应当也是《剑南诗稿》。可见陆诗全集曾一度传入朝鲜，但其后当已失传。朝鲜半岛图书目录著录与韩国各图书馆、藏书机构现存陆游诗歌全集皆为汲古阁本。 [6]《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系罗椅、刘辰翁二选合刊，是长时期内陆游诗歌最主要的传播文本。元刊本与日本五山版、朝鲜本皆名为《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明弘治十年（1497）刊本则名为《精选陆放翁诗集》。李穑《牧隐稿》中所涉陆诗皆出自此选。朝鲜前期李承召（1422—1484）次韵31首陆诗，原诗全部出于刘辰翁选本，顺序也基本一致。 [7]李士纬：《赋雪次道泉李注书章垕韵并小引》，《泊翁诗钞》（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0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0年版，第59页。 [8]南龙翼：《壶谷诗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5页 [9]金昌协：《农岩杂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9页。 [10]金春泽：《囚海录》，《北轩集》（卷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8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23页。 [11]李安訥：《次大学士枉过留赠之韵》：“工部转嗟成老丑，放翁空说绝贪嗔。”《东岳先生集》（卷二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7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版，第463页。 [12]申靖夏：《恕庵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9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90页。 [13]申靖夏：《恕庵集》（卷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9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475页。 [14]李祘：《弘斋全书》（卷五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6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373页。朱熹对陆游诗颇为推重：“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5页）朱熹推重陆游对朝鲜半岛接受陆游著作的影响，见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5页。 [15]《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承政院日记》（第1777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影印本，第131a页。 [16]《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承政院日记》（第1778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影印本，第160a页。 [17]李祘：《日得录》文学五，《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32页。 [18]李祘：《弘斋全书》（卷一百八十），《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512页。 [19]李祘：《日得录》文学五，《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五），《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67册，第237页。 [20]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187、190页。 [21]宋至清初选本普遍偏重陆游的闲适诗，《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瀛奎律髓》中爱国诗入选数量较少。 [22]李立信：《杜诗在韩国流传概观》，《东海中文学报》1979年第1期，第100页。 [23]关于杜诗的阅读难度，参见刘强：《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海东文人崔滋：“彼雄深奇妙古雅宏远之句，必反覆详阅，久而后得味，故学者不悦如工部诗之类也。”《补闲集》（卷下），《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24]如世宗朝之编《纂注分类杜诗》，又如成宗朝众臣撰成《分类杜工部诗谚解》。 [25]申靖夏：《恕庵集》（卷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9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475页。 [26]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霁山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8页。 [27]涉及西行入蜀时偶有将二者并举。陈恭尹《送王紫诠使君观察川南兼以为寿》：“西蜀宦游人，杜陆为巨擘。”《独漉堂诗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页。阮元《题钱裴山同年使车纪胜图》：“或云官似渔洋叟，入蜀年同三十九……我云杜陆诗则同，桂海虞衡彼未有”。《揅经室集》（卷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55页。文学史意义上的杜陆并称则较为罕见。 [28]如《五山堂诗话》：“北势才子村田明，字月渚，号水荭……特奉杜、陆，手自糊二家诗于斋壁上，遂扁曰'杜陆堂’，盖仿袁氏'白苏斋’也。”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卷之十），东京：文会堂书店1921年版，第572-573页。“白苏”、“杜陆”，皆非广泛认可的并称。 [29]《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1797）五月二十二日：“上下《杜诗誊册》及《陆放翁集》，教晩秀曰：杜律及陆律，无论五、七言，欲为以韵类聚，如《唐诗韵汇》凡例。陆集则直提学与前参议韩晩裕及两翰林先为看阅，限八九百首抄选誊出……杜诗则检校待教与李书九、睦万中同为看检于内阁，而杜诗五七律，不过为七百余首，此则无容评选，尽为誊出割付，可也。”《承政院日记》（第177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影印本，第155a页。 [30]李祘：《弘斋全书》（卷一百八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530页。 [31]据统计，陆游七律现存3184首，参见徐丹丽：《陆游诗歌研究》，南京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73页。现今通行本《剑南诗稿》源出汲古阁本，仅附加少量辑佚，则汲古阁本统计数字亦应相近。 [32]李祘：《弘斋全书》（卷一百八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530页。 [33]关于《杜律分韵》版本，参见袁成：《朝鲜摛文院编〈杜律分韵〉版本述略》，《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 [34]李祘：《弘斋全书》（卷一百八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530页。 [35]李祘：《二家全律引》，《弘斋全书》（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163页。 [36]《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正祖大王书信》，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2009年版，第14—51页，转引自姜顺爱：《正祖给洪乐任御札中的御定书编纂、刊行与颁布等内容及相关记录的研究——以杜甫、陆游、朱熹著述选集为中心》，《书志学研究》第77辑，注释27—35。 [37]李祘：《弘斋全书》（卷五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6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373页。 [38]《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教晩秀曰，'陆律选钞之役，果何以为之耶？’晩秀曰，'入于《宋诗钞》者，亦皆誊出矣。’上曰，'入于《诗钞》，而不入于《诗选》等诸书者几许？’晩秀曰，'都数姑未详知矣。’”《承政院日记》（第177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影印本，第175a页。 [39]按，亦包含少量《杜陆千选》与此前选本所选为同一组诗中不同首诗的情况，共计12首。 [40]《御选唐宋诗醇》中已将陆诗分为“感激悲愤，爱国忧君”与“纤巧可喜”；《四库全书总目》亦分为“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与“流连光景”两类。此后，这种二分被概括为“爱国”与“闲适”，成为陆游诗歌研究中的基本范式。 [41]这类陆游爱国诗的经典作品还有《夜读东京记》《楼上醉歌》《晓叹》《关山月》《战城南》《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等，皆为七言古诗。 [42]李祘：《日得录》十七，《弘斋全书》（卷一百七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454页。 [43]李祘：《日得录》十七，《弘斋全书》（卷一百七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444页。 [44]《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教焕之曰，陆放翁集，卿则以为如何？大抵为春秋大义者，无如放翁，且其著述之多，亦无如放翁者矣。焕之曰，圣教诚然。非但为文章大家，而其所秉执，亦多可观矣。”
《承政院日记》（第177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影印本，第170a页。 [45]查屏球、滕汉洋：《〈八子百选〉与〈唐宋文醇〉隐曲关系考——兼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东亚书面语共同化进程中的范式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6]梁章钜：《退庵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四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6页。 [47]《御选唐宋诗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855页。 [48]关于《御选唐宋诗醇》选陆游诗倾向，参见贺贝贝《〈御选唐宋诗醇〉与陆游诗歌》，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第35—38页。 [49]《正祖实录·十二年戊申八月》，《朝鲜王朝实录》（第4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63年版，第3页。 [50]李祘：《日得录·文学二》：“至于明清文集、稗官杂记之害，尤难胜言。浮夸不经之说，适足以坏人心，病文风，害世道。”《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165页。《正祖实录·十五年辛亥十月》：“欲禁西洋之学，先从稗官杂记禁之；欲禁稗官杂记，先从明末清初文集禁之。”《朝鲜王朝实录》（第4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63年版，第253页。 [51]《弘斋全书》卷十一《翼靖公奏槁曲礼类叙·使价引》，《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187页。 [52]《正祖实录·十六年壬子十月》，《朝鲜王朝实录》（第4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63年版，第349页。 [53]《正祖实录·十六年壬子十月》，《朝鲜王朝实录》（第46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63年版，第349页。 [54]朴趾源：《答南直阁公辙书》：“昨日筵中下教于贱臣曰：'近日文风之如此，原其本则莫非朴某之罪也。《热河日记》予既熟览焉，敢欺隐此，是漏网之大者。《热河日记》行于世后，文体如此，自当使结者解之。仍命贱臣以此意作书，执事斯速着一部纯正之文，即即上送，以赎《热河日记》之罪。’”《燕岩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35页。 [55]《承政院日记》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承政院日记》（第1777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影印本，第131a页。 [56] 李祘：《日得录·文学四》，《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11页。 [57]李祘：《日得录·文学三》，《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194页。 [58]李祘：《日得录·文学四》，《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15页。 [59]李晚用：《东樊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30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年版，第569页；金兴洛：《西山先生文集》（卷二十），《韩国文集丛刊》（第32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年版，第382页；李命培：《茅溪先生文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年版，第72页；柳荣河：《甫山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年版，第659页。 [60]关于翁方纲“由苏入杜”说，参见何继文：《翁方纲的 “由苏入杜”说》，《汉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刘亚文：《由苏入杜：论翁方纲学人之诗理论体系的建构》，《文学遗产》2020年第4期。 [61]申纬：《腊十九，儿子命准拜坡有诗，秋史内翰甚激赏，余又和之以示秋史（其二）》，《警修堂全稿》册八《碧芦坊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29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第173页。“秋史”即金正喜。申纬集中涉“由苏入杜”者计十余处。 [62]黄玹：《答李石亭书》，《梅泉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34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年版，第495页。 [63]李玉会：《典范重塑：明治汉学家近藤元粹〈陆放翁诗集〉析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1辑。 [64]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新民丛报》，1902年第8号。 【作者简介】 巢彦婷，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诗歌与诗学文献、域外汉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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