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同学聚会更无前》

近几年受邀参加各种聚会的机会多了，我一般情况下很少参加。但有一类聚会我却要挤时间参加，这便是大学同学的聚会。因为我的大学同学们不但曾经同吃一锅饭、同在一座教室上课，结下了很深的同学之情，还因为同学们都学有所成，工作后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成绩斐然，每次聚会都令我刮目相看，并有所收获。

参加大学同学聚会，不只是联络感情，加深友谊，还能够开拓思路，更能感受到鼓舞和振奋。因此，北大百年校庆、120年校庆、中文系百年系庆，还有同学们毕业40年聚会等活动（点击右面蓝色字体查看《北大同学毕业40年再相聚》），同学们纷纷赶到学校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久别重逢，笑声朗朗，拍照留影，情深谊长，大家谈今天、说过去，总有很多话题。

尽管如此，我们大学毕业后的聚会次数仍然屈指可数。这是由于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几乎都忙得不亦乐乎，多数同学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或领导，组织或参加一次同学聚会似乎不难，但同学们都能参加还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时光如梭、白驹过隙，转眼间大部分同学退休了，还有一些同学要照顾孙子一辈，也不是随便就能相逢相聚，享受畅叙同学之谊。更由于各种原因，肠胃功能减弱，即使聚会也难得开怀畅饮、大快朵颐。

但无论怎么说，同学们对聚会还是蛮上心的，能参加的都纷纷到场，大家都是给这个班集体捧场，说白了就是给自己捧场。这时同学们似乎才想起来，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不多聚一聚，现在时间是比较充足了，但连想喝得一醉方休的资格都没有了。近年有首流行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时间都在我们忙忙碌碌的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去了一个永远回不来的地方……

随着时间推移，相逢相聚的机会虽然不是越来越多，但联系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沟通越来越方便了，因为有微信了。这微信是在电话、BP、手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而出现的一种不仅仅具有信息联系功能的新技术。自从有了微信，地球真变成了一个小村子，联系起来甚至比住在一个小村子里还要方便快捷。因此我们的大学同学很快建立了一个群，群中陆续加进来华龄出版社社长常振国，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刘芃，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高路明，大众文艺出版社编审刘艳丽，中华书局编审凌金兰，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李洪晓、王淑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绛云，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高级记者韩秀琪，中央文献研究室副巡视员徐晓红等人。

这微信真是个好东西，近在咫尺，远在天涯，都能在手机微信群中联络，能见到老同学面孔，听到曾经很熟悉的声音，看到对方发来的文字，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我们班同学自从建立了微信群，大家在群里可以随时聊天，简直太方便了。

从同学们发在群里的信息中，能够看到同学们的喜怒哀乐，当然也能看到同学们在想些什么，忙些什么。从同学转发的微信中，能窥见到这位同学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甚至情绪好坏及个人所好。无论如何，信息科技缩短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时时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乐趣与惊喜。

斗转星移，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班毕业已经40余年了，这眼睛眨得还真是挺慢的。有同学提议，咱们班同学该聚一聚了，一呼众应，选点召集的事情委托给了当年的班长常振国。2017年秋天，同学们在北京的咸亨酒店聚会了。推杯换盏间，有人提议应该尽快找到还未进微信同学群报到的几位“失联”同学，争取明年到北大参加校庆聚会。

同学们经历了数度风雨春秋，情深谊长，纷纷开始寻找。到了2018年春天，北大庆祝建校120周年的时候，住北京的同学们在留校任教的高路明教授招呼下，纷纷前去北大相聚。我们在校园里故地重游，边走边聊，看着眼前物是人非的景象，感慨颇多。有同学这时自然提起仍然“失联”的几位老同学，有人再次建议找找他们。

我由于还在接受返聘，虽然是坐班，却不是很忙，闲来无事，便想起一件事——打电话联系“失联”的老同学。我想先联系潘静，因为我有她的电话号码。潘静是作家出版社编审，编辑了很多畅销书、常销书，她还曾将编辑出版的几本好书寄给过我。我按照潘静同学当年留的几个电话号码挨个又播了一遍，不是电话停机就是无人应答，怎么都联系不上。

任何事情，在锲而不舍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终于在2019年春天的某一天，在播出去几个“无人应答”的情况下，居然真有一个号码通了……老号码那一边正是老同学潘静。她告诉我，前些年到英国看望定居在那里的儿子，在异国他乡住了一段时间，刚刚回国。我把潘静拉进了同学群，老同学们在微信群里相逢，寒暄一番……

这时有同学说，要是再把杜文彬找到就好了。有人曾经听说她前些年回国找过中文系的老师联系图书出版事宜，又有同学说，听说杜文彬已经到西班牙定居了，早就是名副其实的“老外”了。如此说来，她人在外国就真的会“失联”吗？

杜文彬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个大管家的形象，每个月给大家发饭票、领助学金，在地震时期，招呼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一起给游国恩教授盖地震棚，平时张罗学校日常学习生活中一些繁琐的大事小情。大学毕业后的同学们聚会中每次都会提起她，却一直联系不上。因为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了天津，从此便断了联系。这次潘静进了微信群，同学们便自然说起杜文彬，看来，大家一直未忘记这位曾经热心的天津老同学。

我看到同学们在微信群里再次提起杜文彬，突然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件事。经济日报社当时在王府井大街277号办公。有一年夏天，我办公室来了一位给我报社老编辑送稿件的中年作者。老编辑恰巧不在，我赶忙给这位匆匆赶来的中年作者递上一杯水。他边喝水边和我聊起天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距我报社200多米）的副总编辑，叫杜文勇。我们聊了一会儿，听出他的口音中带有天津味儿，便突发奇想，也算是没话找话，冒昧的问了他一句：“我有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天津工作，她的名字和你差一个字，不知道您认识吗？”杜总听我说出名字，微微一笑：“她是我的妹妹呀！现在天津图书馆工作，她单位的电话是……”我当即记下了电话号码。但我后来一直没有打过这个电话，一来没有啥事，二来打长途电话还要经过报社有关领导批准，挺麻烦的。杜总当时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若干年之后，我听说杜总调到中国消费者报担任总编辑，再后来听说他又调回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担任领导，但我们再没有过交集……

我这时想，只要找到杜总的电话，就能找到他的妹妹杜文彬，我有空就在家翻箱倒柜。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9年春天找出了三十多年前自己整理的一个电话号码本，找到了杜文勇总编辑的寻呼机号码和座机电话号码，当时一般人没有手机（俗称大哥大）。寻呼机早已经被淘汰，杜总的这个电话号码还是7位数字，不知是办公电话还是家中座机，可见这条线索历史悠久。

我按惯例在杜总的电话号码前加了8，拨了一下，打不通，又改加了个6，再拨，居然通了，接电话的就是杜总，这个电话是其家中座机。我很高兴，急忙自报家门，他仍然记得我，并告诉我，他早已经从出版社退休多年，但身体还好，有空就帮助出版社审读一些书稿。他还告诉我，昨晚还和杜文彬在微信里聊天呢……我喜出望外，要求杜总把杜文彬的微信号告诉我。杜总说，自己和妹妹有微信，但不熟悉怎么才能加上微信，我们在电话中商量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有办法了！”他先建一个和妹妹及我的三人群，他再退出去，这样我就与杜文彬直接有微信了。到底是老马识途办法多……

这不由得让人很感叹，信息科技确实了不起，竟真能大海捞针，捞出毕业四十多年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的老同学。我们班同学在微信群里见到了杜文彬，纷纷相互问候寒暄，热闹了一阵子。直到2020年初，距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同学们趁杜文彬回国办事的机会，又一次在北京咸亨酒店聚会，杜文彬早早地从天津赶到北京，第一个到达咸亨酒店……同学们聚会是幸福的、兴奋的，同学聚会更无前，在此不必赘言。

这次同学们大聚会说出来是不是挺有意思？这真要归功于微信发挥出的巨大信息联络功能，也得益于同学们相识、相知的深厚情谊。

我最后还要补充几句，杜文彬之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失联”，是因为她一直默默地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虽不能说是绝后，但至少是空前的。她在西班牙用了20年时间，将收藏于西班牙各地区、各种不同类型图书馆的中文书籍搜集、整理、著录成《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一书，我们专业德高望重的严教授为之作序。该书收录了西班牙藏汉籍240种，每种书都配置了书影，其中西班牙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反映清朝市井民俗的和反映中国纺织、服饰的两部大型彩色画册，则收录全部图片。书前附了一些图书馆的内景、外景照片与反映不同时期的工作照片等。该书作为《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之一，已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杜文彬这本书出版后引起轰动，中央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个专题节目《西班牙·杜文彬：记录海外中国古籍  20年只为一本书》，节目详细介绍了杜文彬和她做的这项事业。中央电视台还专门邀请杜文彬作为特别嘉宾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梦，中华情——全球侨胞中国梦征文活动颁奖典礼》。

中央电视台这两个节目的视频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同学们看到视频，都为老同学杜文彬执著努力20年认真做好这一件事的精神所感动，都为她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这也应该是我们同学春节前聚会的一大收获吧……

（下面展示同学们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常振国、绛云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韩秀琪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凌金兰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李洪晓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王淑民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潘静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高路明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徐晓红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为刘艳丽编著的部分书籍

上面书籍为刘芃著

上面书籍为王秋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