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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原名澄生，别号海滨，时人叫他阿澄，1885 年2 月 20 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一个裁缝兼小贩的家中。 他7 岁开始读私塾，觉得自己天资鲁钝，学业进步不快，于是改名曰鲁，塾师知道后对他寄予厚望，代为取号海滨。 从幼年起，常听人讲述太平天国经过县城发布的文告等事，又喜欢读历史书籍，逐步产生了民族意识。 青少年时期前后，他在私塾和大馆习《四书》、《五经》和学做八股文 10 多年，有一次，塾师彭祖佩出了个《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的课题，命学生作文，邹鲁在文章的开头就写道：“秦，西戎之国也，异类之人也。” 彭先生看后大吃一惊，私下找来邹鲁说:“本朝皇帝是满洲人，你这种文章是可以兴文字狱的，以后要谨慎些。”邹鲁听言为之悚然。当时，与邹鲁家隔邻的崇圣祠内设有书报社，藏有欧美新时代的读物和保皇党及少量革命派的宣传品，邹鲁常常去书报社看书，从中获得了一些新知识，立志干一番事业。 他曾在自画的梅花上题诗句曰：“自有非常奇骨梅，愈经霜雪愈精神”，用于自励。  邹鲁年轻时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02 年，17 岁的邹鲁离开大埔县到潮州韩山书院读书。次年夏天，返回家乡，在塾师张竹士和南洋侨商杨穆如的相助下，与同学张煊于 1904 年创办了乐群中学。 1905 年，邹鲁应张煊之请，到张开办的乐育小学任教职。当年的清明节后，经杨穆如介绍，邹鲁参加了兴中会会员尤列在南洋吉隆坡创立的革命团体中和堂，开始投身反清革命的行列。 1906 年，邹鲁离开家乡到省城广州，参与创办潮嘉师范学校。1907 年考入广州法政学堂，并入理化研究所夜读。在法政学堂，邹鲁与同盟会员教官朱执信、同学陈炯明等关系密切，后经朱执信介绍，邹鲁加入同盟会，并一度被公推为同盟会的主盟人。 其间，邹鲁拜同乡前辈丘逢甲为师。1908 年冬，邹鲁与赵声、朱执信、姚碧楼乘光绪帝及西太后去世之机，设总机关于清源巷和分机关多处，谋发动广州防营起义，后因严国丰散发保亚票不慎，起义流产。 1909 年夏，邹鲁于法政学堂毕业后，任教于粤商自治会。粤商自治会是由粤汉铁路股东们联合所有广东大商家组成的。 半年后，广东省谐议局成立，丘逢甲当选为副议长，在丘的举荐下，邹鲁任谐议局书记。这年冬，邹鲁和赵声积极协助倪映典筹划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新军起义失败后，他得副议长丘逢甲庇护，才平安无事。 1911 年，邹鲁在广东方言堂任教，讲授国际公法、经济、财政等科。黄花岗之役前，为宣传这次起义，邹鲁受黄兴、赵声之托，于省诏议局内创办《可报》。 《可报》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军人，每天出版之后，便派人送到新军营和巡防营，供官兵免费阅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可报》的言论愈来愈激烈，终使当局忍无可忍，勒令其停版。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邹鲁再次到香港避难。 不久，武昌首义胜利后，邹鲁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驻港负责在人力和财力方面接济广东东西北三江的革命军起义，并组织二三百人支援东江革命军攻占惠州城。 11 月 9 日广东光复，几日后邹鲁回到广州，参加起草省临时议会组织法。同时，为彻底推翻清朝统治，邹鲁与姚雨平等组织北伐军，姚任总司令，邹任兵站总监。 当邹鲁率北伐军至南京时，被市民误以为是代理大元帅黄兴，而受到热烈欢迎。他后来有诗记此事：“统帅当日入南京，老幼沿街拍手迎。都近元戎怪少年，那知马上是书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邹鲁和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率部先后攻占固镇、宿州和徐州，大败张勋的辫子军，拱卫了南京临时政府。 1912 年 2 月，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北伐军使命完成，遂遣散，邹鲁也回到广东，任军政府官银钱局总办，整顿币制，卓有成效，很快遏制了纸币挤兑风潮。 1913 年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邹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这期间，邹鲁一度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主张让袁当正式大总统。 可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后，擅自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准备大肆镇压国民党人，袁世凯凶相毕露，孙中山主张兴兵讨袁，邹鲁这才认清了袁的反动面目，抛弃对袁的幻想，在国会弹劾大借款违法和国务员失职，被誉为“捋虎须议员”。 二次革命爆发后，邹鲁南下赴广州助陈炯明起兵讨袁，当他抵达时，广东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只得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14 年，邹鲁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民国杂志》编辑，以“亚苏”的笔名发表《袁世凯之约法会议》、《中俄协约的结果》等文。 《民国杂志》停刊后，邹鲁奉命到南洋各地筹款讨袁，不久回到香港从事讨袁活动，先后策动汕头、水东、北海等地军队起义，响应蔡锷讨袁，但均遭失败。 1916 年6 月初，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8 月，国会重开，邹鲁北上复任议员。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专权，拟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向日本借款，实现其武力统一之迷梦。 国会议员洞察其野心，邹鲁斥段尤为积极，向段提出“十大质问书”。后黎元洪为保权位，竟遵循张勋之请，下令解散国会。邹鲁遂离京赴沪，旋发表致国民公电声讨张勋复辟。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前夕，命邹鲁先至广东接洽西南各省军政长官，邹抵广州后说服广东省长朱庆澜等拥护护法斗争。广东军政府成立后，邹鲁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 当时，驻守潮梅的莫擎宇部受段祺瑞唆使而叛变，邹鲁受命出任潮梅军总司令，命令第一支队金国治等部由兴宁进兵潮梅，大败莫部于铁场、蓝关、五华等处，保证了军政府的安全。但后来，陆荣廷勾结沈鸿英诱杀金国治，致使讨莫并未完全成功。 1918 年夏，西南军阀与政学系相勾结，将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邹鲁追随孙中山离粤去沪。 1920 年8 月，孙中山命援闽粤军陈炯明、许崇智部回师广东讨伐桂系，邹鲁受命在东江组织义勇军 3 万余众，配合援闽粤军共讨桂军，很快收复广州。 孙中山于 1921 年夏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邹鲁为两广盐运使。邹鲁在任上，做了许多立竿见影的改革，增加了收人，保证了军队的粮饷供应，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讨伐桂系陆荣廷及进行北伐。 1922 年 6 月，陈炯明恨邹鲁以盐款资助孙中山北伐，要叶举诱其至白云山囚之，庆幸的是广西省长马君武同往，邹鲁才得免于难。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背叛了孙中山。邹鲁脱险赴香港，旋北上入京复任国会议员。 孙中山脱险后，在上海指挥讨逆，他急电邹鲁到上海。邹鲁接电后，火速抵沪。孙中山特命邹鲁为大总统特派员，命他南下策动桂军刘震寰和滇军杨希闵等部合力讨伐陈炯明，并从事瓦解陈军的工作。 邹鲁领命后，先以大总统特派员名 义，发布一篇檄文。这篇战斗檄文，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随后，邹鲁以大总统名义，委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后为滇桂联军总司令)，委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后 为粤桂联军总司令)。是年 12 月，滇桂联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革命党人再次掌握广州政权，邹鲁、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 5 人曾一度奉命代行大总统职权。 1923 年春，孙中山重回广州，并建立起新的革命政府，邹鲁被任命为广东财政厅厅长，为治理广东财政而努力。 当时，由于时局不安、经费困难等原因，广州中等以上的学校几乎都陷于停顿状态。孙中山自五四运动爆发后，一直寄希望于年轻学生能彻底觉悟和担负革命大任。 为整顿和改进广东的教育，孙中山于 1923 年 11 月27 日下令，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并委任邹鲁为该校校长。 邹鲁遂于 12 月5 日，辞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职，专心从事教育工作。他上任后，设法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整顿教学秩序，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数月之后，高师面目大为改观。 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逐渐成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1924 年1 月 13 日下午，孙中山在高师礼堂开讲三民主义学说中的民族主义，邹鲁和党政要员及师生等 3000 多人出席。 次日，国民党在高师操扬召开广州市警察、商团军联欢大会，孙中山出席演说，邹鲁热情招待。1月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隆重召开。  中山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孙中山每逢到会，总要先入校长室休息，与邹鲁交谈。邹鲁作为非正式代表参加了会务，与戴季陶一起，负责校对 23 日大会通过的宣言，并负责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在 30 日的会议上，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暨候补委员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是模仿苏联的制度而成。 在准备改组国民党期间，孙中山曾经把这种组织形态的用意告诉过邹鲁，他说:“吾党之情感至重，同盟会以前之党员，亲如骨肉，勿论矣，即至现在党员数十万，散处国内外，仍能精神相通，共向革命，完全在情感。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原来之情感，采取苏联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 国民党“一大”后，邹鲁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和常务委员等职。 1924 年 3 月 12 日，他在出席国民党一届十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以青年部名义提出五项提案：（1）青年运动政策提案；（2）广州市学生统一运动提案；（3）青年党团组织提案；（4）学生运动计划提案；（5）学生运动委员会及学生会党团提案。该五项提案反映出邹鲁对青年和学生问题的了解与关心，他不仅确切地指出了当时青年及学生的心理状况和思想动态，更积极地提出组织青年和学生的办法。后来这五项提案经过一番修改，通过成为决议，成为中国国民党组织青年的基本方针。 时至今日，这个根据青年人的特质、把握青年人心态所作出的青年政策，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青年运动政策决议案》对当时的青年和学生运动做出了以下主要规范： 一、学生运动政策：在现在中国的情形，政治方面割据制度仍未打破,而维护这制度之北洋军阀，竭力压迫人民，防止新势力之发展； 经济方面，农业经济组织正在崩裂，帝国主义者遂利用机会，勾结军阀，肆行侵害，使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 学生是最富于民主思想与富于热情的青年，当然不能忍受，而使他们不能不起来做国民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学生们做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后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性质也是相同，全国学生总会且已旗帜鲜明，高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因此，学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而且已在国民革命进行中占得位置。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所干的是救国运动，但他们不认识这是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对于我们做国民革命的政党，就未能十分了解。 我们要使他们知道，干预政治不是做官僚政客的意思，再使他们明了政党的作用，更使他们明白认识我们的党。我们要学生们归到我党旗帜之下，但更要尽力维护学生的利益； 对所有的学生运动（校内与校外）都要尽力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要使学生在国民革命当中多尽一点责任，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力去组织学生团体。 外国人所办的学校，大概是有宗教色彩，他们的革命性是比较的弱，而且外国人在中国施行的教育政策，大都是愚民的，不合时代与中国国情。 我们要使那种学生明白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的原意，使他们反对学校不合时代与中国国情的教育，更进而能够反抗帝国主义。 二、一般的青年运动政策：青年总是富于革命性的。其已组织起来的青年群众，不论已否人于革命正轨，也总已有向上的倾向； 其未组织起来的，也是对于现在的国情有不安心的。我们对于有组织的，要使他们人于革命的正轨；未有组织的，设法组织起来，而加以训练，那些青年最好设些什么研究会俱乐部去收罗。 邹鲁希望通过组织严密的青年党团、学生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来领导整个青年及学生运动的方向，借以保证其遵循国民革命的道路，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道路。 以学生委员会的组织为例，邹鲁订立的计划是： （1）各区党部或区分部组织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定三人至十人（委员不限定学生），受该党部指挥。 （2）由各区分部学生运动委员会派代表二人，组织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代表会，受区党部指挥。 （3）由区学生运动委员代表会派代表二人，组织县或市学生运动委员代表会，受县或市党部指挥。 （4)由县或市学生运动委员代表会派代表二人，组织省学生运动委员代表会，受省党部指挥。 （5）各省学生运动委员代表会派代表二人，组织全国学生运动委员代表会，受中央党部指挥。 邹鲁在担任高师校长期间，除主持校务工作外，还为孙中山读校了三民主义演讲词。 孙中山有感于国民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缺乏真正的了解与认识，决定每周按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给党、政、军以及各校学生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后因故时有中断，又认为民生主义比较深奥，必须加以准备，方能演讲。 所以，其间中断了三个多月。孙中山这一连串演讲的用意、经过、重要性和内容，邹鲁都最为了解，甚至演讲的事前安排、事后校读工作，他都亲身经历。 就事前安排而言，邹鲁认为对于听讲者应加以考虑，哪些人可以来听。哪些人必须来听，都要事先安排，才能使孙中山的演讲能够发挥其最大功效。 所以，他和宣传部长戴季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案说：“总理演讲民生主义时，应由政府通令各文武机关，所有高级文武官吏，必须出席听讲，如有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不能出席者，应先行请假，无故不出席听讲者，请政府加以处分，是否有当，请公决。” 三民主义演讲由黄昌谷笔记，孙中山过目后，邹鲁负责读校。孙中山曾要求邹鲁“除将笔记之文字校正外，如有意见，不妨尽量参加”。 邹鲁每次接到演讲笔记之后，先大体阅读一遍，看与孙中山所讲的内容是否相符合，如有不符的地方，则用另纸录下，或改正、或增补、或删节；如发现有错漏之处，则用签注条贴在上面。然后，反复诵读，必至大致不差，方开始逐字逐句读校，为文句润色，直至全篇文理无瑕疵，后将修正增删部分誊清后，送孙中山亲核。 孙中山修正之后，邹鲁再一次认真读校。如此多次，直至孙中山对讲演稿完全满意时，才送去印刷。经过邹鲁多次读校后，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每讲的最后定稿，都在笔记的原文原意基础上有所删改和增补。 可见，孙中山对于《三民主义演讲本》是十分注重的，而其中许多内容实际上又是邹鲁的签注意见，足见孙中山对邹鲁的信任颇深。而对于《三民主义演讲本》的形成，邹鲁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举例来说，对于“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一句之下，邹鲁觉得原文的意义尚不充足，便想写一段来补充，费了很大的思索，写成百余字，用签注条贴在上面，孙中山看了以后，虽然认为意思很对，但嫌字句冗长，即改为“因为三民主义是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等句。 邹鲁一生都以实践三民主义为努力的目标，即使后来他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但终生极力维护三民主义是事实，在教育界多年，他也将三民主义作为思想教育的内容加以推行。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着手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军队干部的同时，还计划把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政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以培养政治干部和科技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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