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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不起刘阿斗之真相大白 作者 | 吴佩松 编辑｜诗意君  
若一个人身上出现了两个经典词语，大家的第一反应必是了不起！但当我揭晓这两个经典词语分别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和“乐不思蜀”时，大家必有强烈的反差之感，原来两个词语的贡献来源人竟然是刘阿斗，他哪里有了不起？！分明是“扶不起” ！ “了不起”和“扶不起”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1、刘禅身世 刘禅（207年－271年），即蜀汉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昭烈帝刘备长子，母亲为刘备侧室甘夫人。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立14岁的刘禅为太子。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公元223年），至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共在位41年，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值得注意，又往往被世人忽略的是 ，刘备素有识人之明，三国三巨头刘备、曹操、孙权都善于识人和用人，但细细比较，刘备于此排名第一。且刘备不止刘禅一个儿子，他至少有3个亲生儿子，且均非嫡出，刘禅实为庶长子。而刘备正式册封的吴皇后，实际上没有亲生儿子。关于继承人的人选，刘备必然慎重和详加观察和考察。庶长子刘禅虽然有长子优势，但并非绝对，若刘禅像演义中的如此昏庸、懦弱，最具识人才能的刘备岂能不察?!从正史上看，刘备3个儿子都活到了成年，三子刘理去世较早，但次子刘永享年不短，且正直，一直规劝兄长刘禅疏远宦官黄皓。因此若刘禅确实昏庸、懦弱，刘备一生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断不会交给刘禅，完全可以改立太子。而且可以用不着废长立幼，完全可以通过把刘永、刘理、尤其是把刘永过继给吴皇后，成为皇后的儿子，是为嫡子，如此嫡子的继承权优先于庶长子，自然就能改立太子，且符合封建礼法。举个广为人知又被大家忽视的例子，当年雍正合法继位被说成是夺嫡（可参看我另一“揭秘雍正皇帝继位之谜”系列），康熙之所以选择雍正继位，原因很多，其中有1个加分项，就是康熙在雍正年幼时交给他的皇后抚养，实际是皇后唯一的嫡养子，即相当于嫡子的身份，因为在康熙原太子被废后，康熙没有其他嫡子了，雍正这个背景身份具有唯一性，而康熙也看重这一点。若刘备不只是把刘永交由吴皇后抚养，而是正式过继给吴皇后，那刘永皇后嫡子的成色比当年的雍正还要足，若需改立太子，是完全可行的，且能符合封建继承礼法顺序 ！ 以上都是假设，是为了反证刘禅并非演义小说中说的那样昏庸、懦弱。且三国时期盛行算命，刘备、诸葛亮都会算，且是算命高手，他们极大概率会暗自给刘禅算命，结果两位算的结果不谋而合，刘禅是有福之人，命好！ 大家应该知道一点，命算的再准，也不会都算到，自然也不会算到在刘禅手里会亡国，其实蜀汉的情况，迟早会亡国，结果都一样，只是时间问题。而看出来刘禅命好，确实如此。早年有惊无险就不去说了，刘禅继位后安享帝位41年，无为而治，一点也不辛苦，都有手下文臣武将去做、去打仗，他很安乐。蜀汉必然亡国后，受封安乐公，安享晚年，直至65岁去世，这在当时算长寿的。福禄寿俱全、善终，且位尊，亡国后也位尊，可为好命 ！刘备、诸葛亮必从各方面如当时盛行的面相、手掌、骨相算命等方面来观察刘禅，得出了一致和类似的结论，刘禅又年龄居长，且并非演义小说中的昏庸、懦弱形象，立其为太子，刘备和诸葛亮都非常认可。为了确保刘禅继承人的地位不受任何威胁，诸葛亮还劝刘备除掉年龄更大的、性格刚猛、领兵作战的养子刘封。以上正史未有记载，是笔者一种符合逻辑和情理的猜测。接下来，就谈谈正史中的刘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饱学之士 刘备对儿子们，尤其是对刘禅的教育非常重视。刘备在遗诏中对刘禅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可读 «汉书»、«礼记»， 闲暇历观诸子及 «六韬»、«商君书»， 益人意智。 闻丞相写 «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 ！” 上述的后半部分是指诸葛亮曾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等，让刘禅研读。在«与杜微书»中，诸葛亮如此评价刘禅：“朝廷（刘禅）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在«刘备敕刘禅遗诏»中，刘备也提到了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可见，刘禅的才智、气量和勤学上进的精神深得诸葛亮赞赏。正因为刘禅“过于所望”，才堪继承皇位。当然，以诸葛亮的谨慎，不可能公开贬低刘禅，这两处评价多少有溢美成分，但诸葛亮作为一个睿智沉稳的政治家，本非阿谀奉承之流，是绝不会拿江山社稷开玩笑，给一个“学渣”打“好评”的。 话说刘禅被立为太子后，刘备对他要求更加严格，聘请“名师”，悉心教导。董允与费祎因德行高尚，学识渊博，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侍从太子，后董允调任太子洗马，而费祎调任太子庶子。董、费二人均为朝廷肱骨之臣，与诸葛亮、蒋琬合称“蜀汉四相”，有了他们的言传身教，刘禅的治国理政能力得到迅速提升。蜀汉大学士尹默，也是刘禅的老师，他通诸经史，尤精《左传》、《春秋》。 名师出高徒，刘禅收获颇丰。除了注重书本理论知识学习外，刘禅还努力学习“武艺”，据《寰宇记》载：“学射山，一名解石山，在成都县北十五里，刘禅于此学射。”有了名师教学，刘禅成为饱学之士，又兼通武艺。  3、稳定政局 刘禅继位之初，先帝夷陵惨败，国力空虚，边地叛乱，中原魏国虎视眈眈，江南东吴敌友不明，真可谓是危机存亡之秋也！ 在朝堂上，元老派、荆襄派、东州派、益州派、其他人员，派系林立，刘禅面临巨大的执政考验。但刘禅审时度势，多方权衡，决定遵照先帝临终嘱咐，“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委亮以军政大权，以此平息派系之争。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诸葛亮也不负众望，军事上先后平定西羌，降服南蛮，结盟东吴，并举兵五次北伐曹魏，内政上兴修水利，规范户籍，发展外贸，为蜀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内外环境。 面对权相当国，刘禅并没有心理失衡，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相反，他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把支持诸葛亮集团作为蜀国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国策。名曰“扶不起”，实则“大智若愚”的刘禅深知，如果君臣不和，必生内变，从而动摇蜀国根本。更重要的是，刘禅根本没有实力去改变局面，加强集权，倒不如顺势而为，以保国泰民安，而且蜀汉也经不起“内乱”的折腾 ！ 在如何处理权臣问题上，刘禅选择了得人心，顺民意的为政举措，维持了君权和相权的平衡，促使了三国中实力最弱的蜀汉政权长期安定团结。因此裴松之赞曰：“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4、君相和谐 诸葛亮是忠臣，也是权相，为国专权11年。刘禅虽然总会有所不满，这是人之常情。但他始终敬重、遵从、信任诸葛亮，以相父待之，气量宏大，也颇有格局，及仁德宽厚。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刘禅一方面哭到于龙床之上，一方面下诏书，让成都立刻宵禁，进入紧急状态，应对非常冷静到位。当诸葛亮遗体运回成都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然后又素服发哀三日，无亏礼节。有人提出要为诸葛亮立庙，但掌管礼制的大臣经过讨论，认为根据传统礼制，至少汉代没有为丞相立庙的先例，刘禅同意了这个意见。（刘禅是在近30年后，打破传统礼制，在成都以外的沔阳给诸葛亮立的庙）为此，就有个别对诸葛亮生前专权不满的，又怀有投机心理的大臣比如李邈跳出来，抨击诸葛亮，刘禅克制了对诸葛亮的有所不满，以大局为重，思路清晰，快刀斩乱麻的处死了李邈，将潜在的对“诸葛亮一党”的清算，果断迅速的扼杀在襁褓中，迅速的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并表明了肯定和继续推进“诸葛亮执政路线”的明确态度（当然也有必要的调整），为后诸葛亮时代蜀汉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禅能以如此宏大的气量和格局对待权相，使得君相和谐一心，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之后还长期的坚持了诸葛亮的用人路线，也是难得的。 诸葛亮之所以“敢于为国专权”11年，一方面是感念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重，也在于诸葛亮识人、长期观察和暗中给刘禅算命，因为算命在三国是盛行的，好的算命师也很有地位，而给储君帝王算命必然暗中进行，绝不能透露的，这对诸葛亮来讲又是必须的。综合以上各项，诸葛亮就“敢于专权”，不然熟读史书，充满智慧、深谙历史经验教训的诸葛亮岂敢“专权”，诸葛亮至少不亚于范蠡吧。而刘禅也确实以宏大的气量和格局对待了事实上的权相诸葛亮，可见诸葛亮于此的关键性识人是正确的 ！ 至于误用马谡，是把参谋型人才的马谡，放到了他不擅长的前线总指挥的位置上，此为诸葛亮识人用人错误的个例，而看诸葛亮对刘禅的种种人事安排，都是正确的，诸葛亮的识人用人都是三国时期一流的，而刘备于此则是排名第一。两位识人顶尖高手都重点考察的储君和皇帝人选，是绝不至于昏庸、懦弱及不堪的。  5、休养生息 诸葛亮死后，刘禅独掌朝政近三十年。在亲政期间，刘禅调整了诸葛亮以“军事为纲”的路线，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维护了国内稳定。 具体而言，诸葛亮去世后，从蒋琬执政后，刘禅就真正掌握了君权。在丞相长史杨仪借机杀掉了和他素来不和的魏延后，准备回到成都接替丞相的位置，但诸葛亮去世前秘奏刘禅推荐蒋琬为接班人，因此刘禅无视杨仪，诏命蒋琬为尚书令。该职位本是掌管宫中秘书班子的负责人，实权极大。但按汉朝旧制，尚书令之上还有“录尚书事”，这才是真宰相，比如诸葛亮就是丞相 录尚书事，才有真正实权。刘禅先任命蒋琬为尚书令，并没有立即让蒋琬“录尚书事”，可见先要观察一番。不过，当时并没有其他人“录尚书事”。蒋琬虽然有些名不正，但事实上却总领全国的军政事务。三个月后，刘禅又提升蒋琬为“行都护 假节 领益州刺史”。“行”即代理或试用，做的好再实授都护，即管军队，全国的军队都归他管，“领”即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这是在逐步加大蒋琬的名分。又过了三、四个月，升任蒋琬为“大将军 录尚书事”，又被封为安阳亭侯，因为无封侯资历者，不能为相。回顾这一过程，在任用蒋琬还是杨仪，刘禅有决策权，刘禅遵从了诸葛亮的嘱咐，选择了蒋琬，而在任用蒋琬的过程中，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充分展现了君权。在考察完了蒋琬后，对具体军政事务就不再干涉，对蒋琬充分放手信任，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后来蒋琬确实身体不好，确实希望卸下一些工作负担，刘禅顺势废除丞相而集权，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蒋琬推荐的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迁蒋琬为大司马。录尚书事负责行政事务，大将军、大司马均为军职，相互制约。又对蒋琬推荐的另一人选董允加辅国将军，代理尚书令。这种新的权力分配避免了权臣当国的局面，刘禅显然是在加强帝权。值得注意的是费祎、董允本为刘禅太子时期太子府官员和刘禅的身边人，故刘禅的君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于此同时，刘禅还提拔诸葛亮看重的姜维为凉州刺史。 在分析了三国态势和力量对比之后，刘禅果断停止了“北伐大业”。诸葛亮数次北伐，的确起到了以攻代守，积极防御的效果，也屡获小胜，但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加重了百姓负担，激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诸葛亮把“克复中原”作为毕生信念，以弱蜀伐强魏，实际是逆势而动，把蜀国臣民裹入了由他驱动的“战争机器”，其利弊得失刘禅心知肚明。 刘禅还提出“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的战略思想，力主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伺机北伐的政策。客观地看待，刘禅的一系列为政举措是得当的，是有利于政局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他作为一国之君留下的政治答卷总体是合格的。 六、安抚降将 在三国后期，素以勇武著称的夏侯霸是较为知名的一位将领。再加上夏侯家族与执政的曹爽家族关系密切，夏侯霸一直颇受重用，日子倒也比较滋润。奈何好景不长，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蛰伏多年的司马懿伺机发难，发动了著名的“高平陵之变”，执掌军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交出全部权力，后世将此事视为天下归晋的发端。 与此同时，波诡云谲的政局也使得前线形势也变得颇为诡异。彼时，夏侯霸正在伐蜀前线，依然因为这一政治倾轧而遭受重大打击——与他素来不睦的郭淮已经就任征西将军一职，全权负责伐蜀事宜，不日即将抵达前线。可以想象，在军中若是有这样一位时刻算计他的顶头上司，别说是军功和前途，恐怕他本人都有性命之忧。这时候，夏侯霸已经萌生了逃跑的打算，正处于魏国伐蜀前线的他，唯一的选择自然只有蜀国。 不过有一件事却令他十分纠结。说起来，夏侯霸其实与蜀国有着杀父之仇，当年定军山一役中，其父夏侯渊就被蜀汉大将黄忠所杀。说实话，要投奔自己的仇国，心理上的那道坎实在过不去。然而没多久，曹爽及其族人被司马懿下令处决的消息坚定了夏侯霸的叛逃想法，恩怨情仇顾不上了，还是先保命要紧。 于是，政治倾轧最终逼得这位将军投奔了杀父仇国。当时他只身离营，沿阴平小道进入蜀境，却因迷路被困于山林之中，以至于不得以杀掉爱马为食。与此同时，刘禅却显示出为君者的大度，他不仅迅速派人在蜀汉境内搜寻这位魏国大将，更是在寻到之后亲自前往其下榻处进行安抚。毕竟当时蜀汉缺少将领，像夏侯霸这样既有一定实力又知晓魏军内部情报的人才，实在难得。 刘禅见到夏侯霸后，便郑重地说：“卿父自遇害于行伍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紧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儿子说：“此夏侯氏之甥也。”乍一看这只是普通的两句话，然而却蕴含了刘禅的大智慧。第一句话，消弭了夏侯霸对于蜀汉政权的芥蒂，毕竟将军上阵难免会有伤亡，只要父亲不是死于刘氏先人之手，刘氏政权就不算是其杀父仇人，那么夏侯霸归降就有了台阶可下。第二，张飞之妻夏侯氏乃是夏侯渊侄女，算来是夏侯霸的堂妹，堂妹嫁给刘禅为后，因此夏侯氏家族算是蜀汉皇亲，夏侯霸若是归顺蜀汉，待遇和地位自然不必担心！ 这一段话，若不是洞察人心且深谙世情，又如何能够说出？夏侯霸听后果然心悦诚服，从此对蜀汉忠心耿耿！由此可见，刘禅又岂会是一位无能的君主呢？  6、黄皓专权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其撰写的《三国志》中，将蜀汉覆亡的原因归咎于权宦黄皓。然而，如果仔细梳理史料，便会发现黄皓的角色并没有《三国志》中描述的那么重要，他对当时政局的影响相对不大，他的心术、行径也也没有陈寿所说的那么险恶。 据《董允传》记载，黄皓“媚上求荣”，被董允所憎恶。所以掌管宫内事务的董允在世时，一直刻意压制黄皓，使之不得升迁要职，他官职一直没超过黄门丞。黄门丞的秩阶极低，只有三百石，甚至达不到当时县令的级别。所以在诸葛亮、董允以及后来费祎等人辅政的时候，黄皓根本翻腾不起一点浪花，当时蜀汉的军国政事，基本都是按照诸葛亮的布置稳定运行。 公元246年，董允去世，在大将军费祎的举荐下，陈祗接替董允担任侍中。五年后，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无论从能力还是声望来说，陈祗都无法和前任相比拟。他虽然被越数级破格提拔，但是根本无法服众，陈祗也深知这一点。好不容易掌控了中枢的权力，陈祗自然不愿意失去，于是他选择被董允等人嫌弃，却备受刘禅宠幸的黄皓结盟。 陈祗的政治原则是上承主旨，他之所以和黄皓结盟，就是为了便于揣摩刘禅的心思而已。对于黄皓来说，陈祗的出现，使得他可以摆脱眼下的困境。 陈祗以朝臣的身份交结宦官，这本属于宫廷大忌，但是却没有遭到刘禅的猜忌。由此可知，陈祗结交黄皓，无疑是得到了刘禅的默许。 陈祗掌权时，虽然和黄皓结盟，但出于正直士人和宦官保持距离的传统，以及对宦官群体有所认识，黄皓的官职其实并没有升高多少，陈祗仅仅是把黄皓从黄门丞升迁为黄门令，秩阶从“三百石”升到“六百石”，就不再升迁了。 公元253年，也就是陈祗掌权两年后，大将军费祎遇刺，卫将军姜维接替费祎成为大将军，自此开启了“九伐中原”的漫长征途。姜维身为曹魏降臣，被刘禅委以军国重任，又手握重兵，以至于许多蜀汉重臣对他产生疑虑。因此，姜维在蜀汉朝臣中得到的支持有限。 身处嫌疑之地、朝中政敌众多的姜维在上台之后，与陈祗结成了内外同盟。姜维在外领兵，陈祗则利用中枢的权力作为姜维的后盾，并协调朝堂上的不同意见。与陈祗“互相表里”的黄皓，则负责沟通上意，传达天听。 在陈祗掌权的八年中，他与姜维和黄皓可以视作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当然，这背后自然离不开刘禅的支持。在这期间，曹魏政权内部不但发生了“淮南三叛”，而且 “司马懿营立家门”。此时的蜀汉的君臣都认为，可以乘曹魏发生内乱之机，进伐关中。因此在刘禅的默许与支持下，姜维才能屡屡北伐。 段谷之战，曹魏安西将军邓艾大败姜维，蜀军星散流离，死伤数万人。蜀汉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谯周做了一篇《仇国论》，彻底否定了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方略。陈祗挺身而出与谯周争辩，并将其驳倒。 蜀汉的朝堂之上，无论是重臣诸葛瞻、董厥等，还是元老宿将张翼、廖化等，他们对姜维屡次北伐耗费巨大的国力和民力，最终却无功而返甚为不满。 但是姜维并没有像兴势之战中战败的曹爽，新城之战中失败的诸葛恪那样，事后受到清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背后有文臣之首陈祗，以及陈祗背后的皇帝刘禅的大力支持。 公元258年，陈祗死后，黄皓开始真正发迹。他从黄门令一跃而成为中常侍、加奉车都尉，从此开始操弄权柄，此时距离蜀汉灭亡仅有5年的时间。 作为皇帝的近臣。中常侍出入宫廷，侍从皇帝，传达诏令，掌管机要文书，兼有侍从顾问的职能。中常侍虽然官职不大，并无实权，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皇帝传达圣旨、口谕等，都是经由中常侍来完成。圣旨、口谕能否完整的得以传达，作为最先接受人的中常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常侍经常侍奉在皇帝的身边，所以有机会对皇帝的决策提出建议，甚至为皇帝出谋划策。作为皇帝的宠臣亲信，中常侍也有机会参与朝政的决断。 东汉明帝时，中常侍开始定员为四人，宦官开始担任中常侍，其秩阶为千石。东汉和帝时，宦官郑众因参与谋划诛杀窦宪兄弟，立有大功，中常侍员额增至十人。汉代宦官干政，始于郑众。汉和帝去世后，皇后邓绥临朝称制十六年，因是女性身份主政，所以中常侍都由宦官担任，并授以重任。至此，中常侍不再是加衔，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 蜀汉承袭东汉的旧制，仍然沿用“中常侍”的旧称.奉车都尉属于一种常见的加衔，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并称为“三都尉”，指的是跟随乘舆銮驾的近臣。 后汉三国时期，权力的中枢在尚书台，作为中常侍、奉车都尉的黄皓，如果想要专政，就必须控制尚书台。因此，当陈祗为尚书令时，他选择和黄皓结盟，黄皓才有了干预政治的机会。但是陈祗谈不上是黄皓的党羽，他结盟黄皓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揣摩上意。 陈祗去世之后，由诸葛瞻、董厥平尚书事，樊建也进入尚书台协理政事。但是这三个人对黄皓都不怎么亲近。陈寿在其《三国志》中认为，黄皓窃弄机柄，得到了诸葛瞻、董厥的包庇迁就。陈寿此举，有泄私愤的嫌疑。 作为蜀汉旧臣，陈寿和诸葛氏之间的确有私人恩怨。诸葛亮在处罚马谡街亭失职时，陈寿的父亲陈式作为马谡的参军，受到诸葛亮处罚。后来，陈寿担任诸葛亮儿子诸葛瞻的主簿时，又受到了诸葛瞻的轻视。陈寿是一位严谨称职的历史学家，但在撰写《三国志》时，也难免对诸葛瞻有不良的观感。 既然黄皓没有掌控权力中枢尚书台，那么他就谈不上专政。实际上，黄皓最恶劣的影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权影响皇帝刘禅的决策，并且阻塞皇帝和臣属之间沟通的渠道。 可以说，在诸葛亮六出祁山，蒋琬、费祎休养生息，姜维九伐中原时，黄皓并没有参与最高决策。直到姜维九伐中原的尾声阶段，黄皓才开始真正染指中枢。此时，已经到了蜀汉政权的弥留之际。 陈祗去世，黄皓专权的这一年，随着诸葛诞的覆灭，曹魏不再担心东线的叛乱，因此腾出手来开始筹备征伐益州。此时的刘禅也打算停止北伐，所以在其授意下，黄皓上台之后便开始钳制姜维。此时的黄皓和之前的陈祗一样，都是皇帝刘禅的代言人。当时的姜维，一心想着北伐，思维还没来得及转换，因此便出现了君臣政见不合的状况。 简而言之，陈祗和黄皓属于皇帝的代言人，姜维是坚定的北伐派。早年间，皇帝刘禅支持北伐，因此陈祗、黄皓、姜维三人意见统一；刘禅后来打算停止北伐时，姜维坚持北伐的战略和皇帝的想法显得格格不入。 东晋学者孙盛在其撰写的《异同杂语》中记载，诸葛瞻、董厥等人执掌中枢后，对姜维进行弹劾，打算把他召回成都后软禁，并削夺其兵权。但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却，弹劾、召回姜维这件事的发起者是黄皓，而且黄皓还拟定了姜维的替代人选，即右将军阎宇。从表面上看，诸葛瞻、董厥、黄皓等人在废黜姜维这件事上，意见高度一致，犹如政治同盟一般，其实并非如此。诸葛瞻临死前曾愤恨地表示，自己 “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因此无颜返成都。由此可见，诸葛瞻和姜维、黄皓之间的关系根本算不上友善。诸葛瞻和黄皓在对待姜维的态度上之所以一致，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考虑。 蜀汉政权内部，派系林立，包括早期跟随刘备的刘关张等嫡系元老派、本土益州派、荆襄派、东州派（如凉州、豫州、扬州、司州）以及其它依附刘备的势力。这些派系之间相互争权，难以真正团结到一起。 诸葛氏虽然源自徐州琅琊，但一直被视为荆襄派的一员。诸葛瞻、董厥、樊建等属于荆襄派系中的少壮派，他们与凉州出身属于东州派的姜维，终究存在利益的纠葛。所以，诸葛瞻等人废黜姜维，既有反对消耗国力，征战无功的考虑，也有出于派系利益的考虑。 黄皓作为皇帝刘禅的代言人，主要是秉承刘禅的旨意。陈祗去世后，刘禅就已经无意北伐。他擢升诸葛瞻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姜维，也希望借此改弦更张。姜维北伐受挫后，便将一切原由归结于黄皓，并上疏刘禅要求处死黄皓，这也在于姜维感念诸葛亮的知遇栽培之恩，无意归咎迁怒于诸葛瞻，于是全部归咎于黄皓 ！ 刘禅的政治才能或许没有多高，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蠢人，对于朝堂之事看的明白。在刘禅的眼中，黄皓只不过是一个“趋走小臣”。刘禅让黄皓给姜维道歉之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刘禅在和解姜维与黄皓的矛盾时说黄皓是“趋走小臣”，言下之意是在提醒姜维，政令的变化、官位的升降，乃是出于皇帝的意志，黄皓仅仅是个传达者而已。 后来，姜维又通过黄皓游说刘禅，最终率领蜀军精锐远至沓中（今甘肃舟曲县）屯田，躲过了潜在清洗。由此可见，姜维和黄皓之间并无私人恩怨。姜维之所以上疏刘禅，要求杀掉黄皓，是一种正直为国的态度，但同时也是无法完全认清形势的表现。黄皓后来之所以允许姜维前往沓中屯田，也是借机向姜维传达刘禅的态度。 实际上，黄皓的作用就是蜀汉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黄皓只有小聪明，并无真正的政治智慧，说他主政，也是太高看了他。黄皓最大的恶，在于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黄皓发迹很晚，而且真正掌权的时间只有五年多，在这期间他只不过是一个替皇帝传递旨意的内侍，在朝中没有党羽，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干预朝政。他就是一个博得君主开心的宦官，而宦官的天然职责之一，就是让君主开心，关键看君主怎么看和怎么用。而益州之地本为天府之国，刘焉、刘璋父子入蜀后，就有享乐的习气，刘禅在久经诸葛亮、董允等人的压抑，在这批大臣相继离世后，想放松享乐、放飞自我是人之常情，更是平常帝王之常情，刘禅毕竟不能归入雄主明君之列的。但是刘禅的帝王享乐，还是在一定范围限度之内，并无穷奢极欲的非常之举，还是比较老实本分的，黄皓也是尽到宦官的职责让君主开心，而为国执政谋划不是宦官的职责，是大臣的事，归根到底还是君主怎么看待和使用这些宦官，宦官的唯一后台就是皇帝，这也是宦官往往能得到君主信任的根本原因，而且宦官天然的容易和君主亲近，这是这个群体的角色定位，关键还是在于君主怎么看待、识人和使用，因此刘禅在调和姜维和黄皓的矛盾时，也说了实话，黄皓只是供他驱使使用的“趋走小臣”这样的实话。因此，蜀汉的覆亡，黄皓的责任是相对有限的。 公元263年，曹魏将领钟会治兵关中，准备伐蜀。按照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说法，黄皓“征信鬼巫”，告诉刘禅敌军不会到来，导致延误战机，使得蜀汉政权最终灭亡。这种说法有点避重就轻。 首先，当时的姜维已经率领蜀汉主力精锐在剑阁阻挡住了钟会的进攻。其次，就在黄皓的“征信鬼巫”之后，刘禅还派遣廖化、张翼、董厥等人率军支援姜维。那么，黄皓的“征信鬼巫”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当然，刘禅听从了黄皓的“征信鬼巫”，和姜维以兵战扩大自己影响的说法是不对的，也是于此昏庸的一个表现，但姜维于剑阁的抵御，和刘禅派出了援兵也是事实。因此黄皓于此属于奸佞范畴，但对于蜀汉亡国，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严格地说，正是因为姜维率领蜀军精锐远至沓中，屯田避祸，才使得曹魏认为汉中守备空虚，所以决定南下征伐蜀汉。同时，姜维又自作聪明，更改了从魏延开始沿用了几十年的汉中防御部署，最终导致战略要地汉中丢失，蜀汉门户大开。 魏延当初的防御策略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依托秦岭天险，在汉中外围设立关卡重点防御，以此来消耗拖垮敌人，使其不战自退。姜维北伐时的主要方向是陇西地区，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魏延防御汉中的策略，而是改用“敛兵聚谷”之策。所谓“敛兵聚谷”，就是将汉中的兵力作出适当的收缩，放弃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坚守汉城和乐城；在汉中实行坚壁清野，然后放敌军进入汉中，以困败远来之军；最后在敌军无功退返时，乘机追而歼之。这种战略，类似于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当时的汉中守将胡济采用姜维之策，放弃外围据点，坚守汉城和乐城。钟会率军围攻二城，久攻不下，于是绕过二城直奔南面的阳安关。然而阳安关守将蒋舒临阵倒戈，选择投降曹魏，致使阳安关失守。钟会在阳安关获得了大量的粮草辎重，缓解了燃眉之急，最终汉中失守。随着汉中的沦陷，姜维已经无力回天。作为蜀军的最高统帅，姜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钟会把姜维牵制在剑阁之际，邓艾却偷渡阴平，进兵至绵竹，诸葛瞻率领留守蜀军仓促应战，最终蜀军全军覆没，诸葛瞻父子兵败而死。 虽然驻守成都尚有驻军，但精锐不多，更多的是一群老弱病残，蜀汉的精锐都在剑阁姜维的手中。面对邓艾率领的强大魏军，绝望的刘禅只好选择投降。 综上，姜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诸葛瞻有纵兵浪战的责任，他们客观上对于蜀汉的亡国都有重要的责任。但是姜维和诸葛瞻父子都以身殉国，忠肝义胆。在传统的观念下，忠臣烈士不能被批判。因此，陈寿也不好将蜀汉灭亡的责任推给他们。同时陈寿也不能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他的故主刘禅，但是蜀汉灭亡的责任总要有人来承担，三国时期的宦官是一个不受待见、处处遭受打压的群体。黄皓作为一个在刘禅身边时间最长的大宦官，牺牲他来承担蜀汉灭亡的责任也便合情合理了。 当然，刘禅对亡国肯定是有责任的 ！ 他为什么不及时调整姜维的大将军职务，姜维数次北伐战绩不佳，以及不当的改变多年成功的汉中防守战略，使得战略要地汉中门户大开而失守。为什么任用并不擅长于野战的诸葛瞻领兵抵御邓艾？！刘禅当然有领导责任! 但问题是又有谁比姜维、诸葛瞻更优秀和胜任呢？为此才又有了一句成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实在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乏人可用，这才是根本原因 ！ 刘禅是有责任的 ！ 但同时蜀汉最为弱小，人才储备也最缺乏，各种资源也最缺乏，即综合国力远不如魏，甚至远不如吴国，这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 ！ 说黄皓专权亡国，是太“抬举”黄皓了 。  7、是战是降？ 王隐在《蜀记》里曾经提及，蜀汉灭亡时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这个数字看着不少，但是这是蜀汉举国上下军力的总和，并非成都城内有这么多军队。 此时蜀军主力都在剑阁，由姜维带着抵挡钟会大军，这部分蜀军至少就有四五万之多。此外汉中还有部分蜀军据城死守，也有一两万之众。再扣除守卫南中、永安、巴郡等边地的蜀军和各地的州郡兵，诸葛瞻又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守军，成都还有多少兵马是一个大问题。 相比之下，邓艾原来就有万余人马，加上田章的部队，兵力差不多有两万。此时除非姜维率军返回，否则蜀军很难集结起能和他对抗的兵力。然而姜维守卫的剑阁正面临钟会大军的攻击。即使姜维成功率军在邓艾攻打成都之前返回。那么剑阁缺乏大军镇守，钟会统帅的十几万大军一旦进入益州，蜀汉一样难以抵抗。而且在邓艾夺取涪城以后，姜维要返回成都也没这么容易，想摆脱钟会的追击也没那么容易。历史上姜维返回成都途中，就被钟会的大军追上，围困在广汉一带。刘禅根本指望不上。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时益州本土世家豪族其实并不愿意再和魏国继续打下去。刘备并非益州的本土势力，他率军平定益州以后，重用的也是从荆州跟着他一起入川的那些老臣和荆州士人，对于益州本土士人的使用颇有限制。这是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的无奈选择。 但是这样对于益州士人来说，继续和魏国打下去损失的是益州的人力物力，而得益的确实只有刘禅为首的外来派，自然不愿意继续和魏国对抗！ 此时出卖刘禅换取魏国对益州士族的谅解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以谯周为首的益州本土官员都力主投降。刘禅手下缺兵少将，又没有本土势力的支持，自然也只有投降一条路了。 当然，刘禅投降也有性格的因素，刚强不足、一向仁厚，下不了决心来进行一场并无把握、前途不明，而生灵必遭涂炭的成都生死保卫战。而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刘谌性格刚强、刚烈，不愿意做亡国奴，劝阻刘禅无效后，回家先杀妻及子，然后自杀，以身殉国 ！ 若刘禅如其第五子这般，那历史上和民间对他的评价又会大为不同 ！现实地看，刘禅在诸葛瞻父子接连兵败，成都没有精兵强将，益州本土不愿再战的客观形势下，也可以认为是审时度势，顺应了大势，开城投降，由此落下了不好的名声，同时也避免了生灵涂炭！  8、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的故事让刘禅成为后人的笑话。其实，要想真正读懂这个故事，就必须搞明白故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此人就是原蜀汉大臣郤正。 郤正是谁？郤正，河南尹偃师县人（今河南省偃师县）。他的爷爷郤俭在汉灵帝末年担任益州刺史，据《三国志》记载，郤俭并非一个好官，在益州闹得民怨沸腾。所以朝廷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益州牧，去收拿郤俭治罪。结果还没等到刘焉收拿郤俭，郤俭就被蜀地的黄巾军所杀。这时候正赶上天下大乱，郤正的父亲郤揖只能留在蜀地。后来，孟达投降曹魏后，郤揖也跟着投降了，而且在曹魏官居中书令史。 郤揖走后，郤正在蜀汉的情况怎么样呢？《三国志·郤正传》记载，郤正在宫中任职三十年，宦官黄皓从小官做到大官，操弄威权，而郤正既不被黄皓所用，也不被黄皓所厌。黄皓是刘禅宠信的宦官，他对郤正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蜀汉朝廷对他的态度。因为郤正是郤俭的孙子，又是叛将的儿子，蜀汉朝廷对郤正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冷不热，没有给他太大的官职，但也没打压他。以郤正这样的家庭背景，其实也体现了刘禅的肚量和宽厚。 蜀汉灭亡后，郤正的情况如何呢？据《三国志·郤正传》，蜀汉灭亡之后，刘禅到了洛阳。这时候，跟随刘禅的只有郤正和张通等少数大臣。刘禅依赖郤正的引导，在洛阳的举止礼节没有出现偏差。这时，他才感慨知道郤正的忠心太晚了，由此非常信任郤正。乐不思蜀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据《汉晋春秋》：晋王司马昭宴请刘禅，其间有蜀姬表演，”旁人皆为之感怆，而刘禅喜笑自若“。他日，晋王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汉晋春秋》之后记载，郤正知道后，单独求见刘禅，并对刘禅讲：“晋王之后要再这么问，您就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说完后，就把眼闭上。” 等到下次司马昭又问时，刘禅是怎么做的呢？据《汉晋春秋》，司马昭又复问，刘禅按照郤正说的做了，司马昭说：“何乃似郤正所言！”刘禅惊视司马昭说：”确实就像晋王您安排的那样。“旁边的人都笑了。 什么事是晋王司马昭安排的呢？郤正教刘禅说的那番话就是司马昭安排郤正做的，就想测试一下刘禅会不会照着做。郤正就是司马昭安排在刘禅身边的卧底。咱们回过头来看，郤正很可能在蜀汉投降时就投靠曹魏了，他没有马上暴露身份，而是以原蜀汉大臣的身份跟着刘禅来洛阳，骗取刘禅的信任，随时将刘禅的情况向司马昭汇报。 司马昭宴请刘禅，安排蜀地的节目表演，就是在试探刘禅是不是还想着回蜀地当皇帝。可是，刘禅一直在装，在掩饰自己。司马昭还是不放心，就和郤正一起设了一个局，让郤正去教刘禅说一番怀念蜀地的话，就看刘禅会不会照做。结果，下次会面时，刘禅真的照着做了。司马昭明示刘禅，这话是郤正所教。刘禅如梦方醒，原来郤正是司马昭的人。刘禅吓坏了，惊恐地看着司马昭，说了四个字：”诚如遵命。“周围的人笑话刘禅，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其中的玄机。而司马昭把郤正的真实身份告诉刘禅，是要警示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是真正地忠于你，不要再做皇帝梦了，否则对你不客气！同时，司马昭也看出了刘禅还真是很老实本分的，不会有什么威胁，这才是司马昭放过刘禅的根本原因 ！ 之前乐不思蜀这样的话说出来后，司马昭其实是吃不准刘禅到底是厚黑功夫好到家了，还是真的觉得乐不思蜀了，所以必须安排试探。而这个试探探出了实底，刘禅老实本分，那就养着吧，同时也是做给东吴方面看，因为那时东吴还没有被统一 ！同时，后来也就没有进一步的试探了，用不着了。 郤正后来怎么样了呢？《三国志·郤正传》记载：郤正赐爵关内侯。泰始中，拜安阳令，迁巴西太守。”说的是郤正在司马昭那边被封侯了，后来在西晋当了官。 那么，乐不思蜀的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刘备在时，刘禅依赖刘备；诸葛亮时期，刘禅依赖诸葛亮；后来，刘禅依赖蒋琬、董允、费祎、姜维等。多年以来，刘禅养成了一个习惯，许多刘禅信任的人往往比他高明。他很容易按照其信任的人所提出的方案去做，而很少去思考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其实，刘禅只要认真分析就会明白，司马昭是不可能放他回蜀地的，说了郤正教的话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可是，多年的习惯让刘禅没有想那么多，他信任郤正，并认为郤正比自己高明，所以就按照郤正的话去做了。这又说明了，在父亲安排的诸葛亮等，以及诸葛亮安排的，他身后的一批忠臣贤臣，刘禅已经习惯了长期信任他身边有能力的大臣，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这样做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刘禅于此就比较简单、单纯。 再回到《汉晋春秋》：晋王司马昭宴请刘禅，其间有蜀姬表演，”旁人皆为之感怆，而刘禅喜笑自若“。他日，晋王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的这一节。刘禅为什么这样回答，难道是真的没心没肺吗？！ 看看他父亲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去世时刘禅的表现，尤其是诸葛亮去世时的表现，刘禅是仁厚和对人有感情的，也看不到他恶待妻子家人和大臣的记录，因此刘禅并不冷血。值得注意的是，刘禅是饱学之士，是被当作帝王培养，众多名师亲自教育，父亲、相父耳提面命，耳濡目染，熟读史书，深知亡国之君，稍有不慎，就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本来就是孤家寡人，哪怕所有旁人都为之感怆，但唯独他不能，这是一种帝王自保的本能和城府 ！当然，这和他上面对于身边大臣长期习惯了信任而导致那方面的单纯和简单，并不矛盾，人是具有多面性的。“乐不思蜀”使得刘禅和他的家人们成功自保，他也安居于洛阳8年后，才安乐善终！ 同时，这又把刘禅钉在了历史、名声和道德的耻辱柱上了 ！ 为此，可以有个总结了，刘禅对亡国当然负有责任，毕竟是亡在他的任内，他也有昏庸的表现，比如听从黄皓，和没有及时调整姜维大将军的职务、以及任用诸葛瞻领军不当等等。但归根到底，是蜀汉最为弱小、人口匮乏、各项资源匮乏，人才匮乏，乃至凋零等等。刘禅是一个很有气量、颇有格局、仁德宽厚，不折腾冒进，总体尚能守成的皇帝。与其说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不如说“蜀汉终究扶不起来”，改朝换代是当时的大势所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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