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能讲和；中国人有办法

汉月银山 2023-08-18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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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傍晚，日军向八字桥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开火，中国守军果断还击，紧接着，中国军队扩大战斗规模，力图在日本增援到达前，集中兵力消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淞沪会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此后，中日双方在上海激战三个月，日本三次增兵，并进行了全国动员，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从局部冲突上升为全面战争。

3个月激战后，日本拿下上海，日本的战略也从慢慢蚕食中国国土转变为力争一战将中国打服，而中日两国作战的主战场也从华北转为华东。

日本人自认为从上海登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是一个“高效”的侵华方案，但他们不知道，将主战场从华北转向华东，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日军开始一直进展顺利，甚至在不久后就拿下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日本人自己并未发觉，在战略上，日本人已经被拖入了一个对他们不利的战场，而这一切，一个人已经想到了，他能想到这一切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也太了解日本了。

熟悉日本的蒋百里

蒋百里生于1882年的浙江，那时，大清国看起来似乎还可以，无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以及同治回乱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技术，兴办西式产业，大清国虽与英法等顶级强国尚有差距，但至少表面上看，大清国还是个大国，甚至可以勉强算个强国，东亚老大乃至亚洲老大的位置，大清国坐得依旧很稳，如果不是因为13年后的那场战争，蒋百里应该会跟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不会有兴趣去多看这个不起眼的邻国一眼。

日本这个国家第一次闯入蒋百里的生活是在1895年，14岁的蒋百里听闻当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深受刺激，立誓发奋图强，为国效命。

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学习新知识，新文化的重要性，蒋百里就读于新式学堂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的莫逆之交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

命运有时十分有趣，刚在甲午战争中大打出手的日本与大清国，在同时感受到来自沙俄的压力时，竟然很快进入蜜月期，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这其中就包括蒋百里。

1905年，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这一年，日俄战争落下帷幕，日本赌上国运打败了沙皇俄国，没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也许与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深深的耻辱感，甚至还感到一丝希望，因为日本人证明了亚洲人可以打败欧洲人，黄种人可以打败白种人。

青年时代的日本求学经历，让蒋百里对日本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些了解最后化成一个个精炼的字句，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现在他的那本让日本各界恨的牙痒痒的《日本人》中。

除日本外，蒋百里还赴德国、英美等国游学，这些经历拓宽了蒋百里的视野，这为以后他的抗日构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没怎么带兵打过仗，但“纸上谈兵”大多正确

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时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主张变革与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蒋百里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国民政府组建陆军大学，蒋百里代理校长一职。

无数抗日名将都是蒋百里的学生，但是蒋百里本人却没怎么带兵打过仗。

因为这一点不断有人嘲笑蒋百里纸上谈兵，但蒋百里纸上所谈，大多正确。

1932年2月1日，他在上海与著名记者曹聚仁等几位朋友喝茶聊天时，随手翻开当日的《每日新闻》，当看到刊登的一则有关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晋谒天皇的电讯后，立刻预测到，日本将在一周后向上海增兵，规模至少一个师团。

果不其然，6天后日军第九师团真的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百里向冯玉祥提出了一个看似与战争无关的建议：多修公路。

冯玉祥

蒋百里给出的理由是：日本的凛冽攻势必不能长久，战略防御阶段将很快转到战略相持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交通运输极为重要，当时的交通运输以公路上的汽车运输为主，而中国的汽车轮胎几乎全靠进口。

而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时，日本必定切断中国的运输线，这样的情况下，好的公路能够减少轮胎的损耗，让有限的轮胎发挥更大的作用。

后来的战争中，日本果然切断香港补给线和滇越铁路，使中国外援濒于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一时无法集中一场大战役所需的大规模物资运输。受战争形势所迫，为抢修公路，可谓是付出了“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巨大代价。

第一个例子中，蒋百里能够通过日本陆相山杉元谒见天皇而准确预测出日本增兵的日期和数量，是因为蒋百里熟悉日本的政治运行方式，以及日本的军事动员能力，军事部门的运输能力等各个方面。

第二个例子中，蒋百里能够预见战争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中国将会在这个阶段缺乏轮胎，是因为他充分了解中日双方的国情特点，和日军惯用的作战方式。

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了相同的一点：蒋百里看战争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他会充分考虑与战争相关的各方面因素，这或许与蒋百里在各个领域涉猎广泛有关。

而也正因为涉猎广泛，让蒋百里对于可能影响战争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使得这位没有打过多少仗的“书生将军”，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见解大多正确。

《国防论》与《日本人》

蒋百里虽然没有多少直接上阵杀敌的经历，但是其理论也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谈，其中包含了很多具体而有建设性的意见。

1933年蒋百里赴日考察后，认为中日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并根据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并呼吁国民政府积极备战。

1934年，在考察了中国的各地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后，蒋百里提出中日战争中，湖南势必是一个抗日的关键地区。

日本侵略华北的野心日趋明显时，蒋百里建议绝不能让战争的节奏被日军掌握，需要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改变日本原计划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侵略方向，具体方法是在上海与日军开战并扩大之，将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东，让日军的进军路线从自北向南，转变为自东向西。

蒋百里的著作《国防论》系统的介绍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日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遵循的基本方针，他认为中日战争必定是长期战争，理由是中国地广人多，但国防空虚，技术落后；而日本军事实力强大，技术先进，但地域狭小，物资匮乏，所以，日本必定希望战争速战速决，而中国要做的则是要持久抗战（“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对日本有深入了解的蒋百里于1937年写下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研究》，该书通过日本的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分析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并进一步推论，日本人的这种性格必定不能赢得与中国的战争。

蒋百里认为日本人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很多小的地方可以研究的很深，但是，由于过分执着于小的方面，大的方面反而抓不住。

日本过于想成为亚洲的英国，但是却不顾亚洲与欧洲之间实际情况的巨大区别，日本一厢情愿的想将中国变成“日本的印度”，却忽视了中国与印度的巨大不同。

日本人的这种性格注定了其在可以在战争中，取得很多战术层面的胜利，但是在战略层面上，日本已经注定失败。

蒋百里对于战争的预判和对于日本人性格的分析精炼而准确，后来很多事都验证了蒋百里的预想，后来日本国内在总结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曾有人说道：一个蒋百里就打败了日本陆军两次，“第一次是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则是八年血战之后，再看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很多日后的抗日将领，某种意义上讲，《国防论》已经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指导依据。

蒋百里曾呼吁：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能同他们讲和。

蒋百里在早就提出：中国怕蚕食而不怕鲸吞，而日本蚕食中国的方式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后，迫使中国与其讲和，然后通过和谈时的提出的条件一点一点将蚕食中国领土，所以要想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战胜日本，其前提就是不同日本讲和。

对日本而言吗，以一次次军事行动逼迫中国讲和并签署《马关条约》一类协定是侵略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蒋百里的战略构想对于日后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意义重大，但是，对于中国军民影响更大的是《国防论》中的一句与具体战略战术无关的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1937年，尽管蒋百里等一众有识之士都认为随着战争的进行，战局将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是，当时日军在军事上的优势巨大，且战争初期，中日几次交战都以日本取胜而告终。

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战局中，中国人难免会产生悲观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蒋百里以详实的论据告诉大家，中国是有办法战胜日本的，这对于在绝望中挣扎的中国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中国军民在这种希望中挺过了最令人绝望的1937年。

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当时武汉会战刚刚结束，尽管武汉最终为日军所占领，但是战争同样令日本人损失巨大，对于中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略防御阶段宣告结束，战争进入了双方相持的阶段。日本方面也受国力的限制，难以再像第一年一样发动连续的大规模进攻，日本不得不将战略方向从军事打击为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

之后的战争进程与蒋百里先生的预想有很大的重合之处，日军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中国的办法越来越多，只可惜，这一切，蒋百里先生都看不见了。

1939年，日军进攻湖南长沙，双方激战后，日本不得不退出长沙，此后的日军又两次试图进攻长沙，但都无功而返，第三次进攻长沙时，还大败于薛岳的“天炉战法”之下。

日军果如蒋百里所料，被困于湖南，前进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