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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致力于社会科学领域，鲜有人认为他对具体的自然科学问题有浓厚兴趣。然而，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曾多次与周培源、钱三强、杨振宁等领域的专家探讨一个物理学的前沿问题：物质是否无限可分？ 甚至在他逝世的第二年，一位诺奖得主学者提议将构成物质的假设基本单位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及他所坚信的“自然界存在更深层次的统一”理念。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物理问题，这一类讨论的具体情境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这段对话发生在1955年初，也就是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后。在与钱三强的对话中，毛主席谈到了原子内部结构的探讨。 即使对于当时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毛主席多次表达过自己在具体科研领域上是一个“门外汉”的观点，而他向作为物理学家的钱三强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的陌生。  当被问及原子核的组成结构时，钱三强可以毫不费力地回答：“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然而，更进一步地深入探讨这两种粒子的组成时，连钱三强也有些为难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仍然是物理学界尚未解决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仍然摆在物理学界面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研究课题。所以，钱三强只能简要地解释，根据当时的研究成果，质子和中子被视为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被认为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  毛主席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推论，他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谓“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即使是被认为是“基本粒子”的质子和中子，也应该存在继续可分的方法，只是由于当前实验条件的限制，人类无法验证，因此无法确定。他坚信在未来会有证据证明它们是可以继续分解的。 恰逢其时，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人在同一年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们在以具备62亿电子伏特能量的质子轰击铜靶时，首次发现了反质子，同时还发现了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到了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正式提出了“夸克”的概念和模型，随后有大量的实验证据间接证实了夸克的存在。  在当今常识层面上，最小的构成物质的单位已经不再是质子和中子，而是夸克。尽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发展迅速，但毛主席的这些富有预见性的言论却没有被遗忘。 在1977年召开的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大会上，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学者格拉肖提议将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去世的毛主席，并因为他一直主张自然界存在更深层次的统一。这个提议使得毛主席关于物质可分性的思想得到了一种特殊的认可和延续。  逐渐形成的观点当然，这种以哲学为基础的对物质的解读方式，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大约在1953年前后，徐涛初次成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那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20多岁的青年。根据他的回忆，虽然主席和他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并不存在代沟等问题。 主席经常在闲暇散步时与他聊天，探讨各种关于广泛的知识，包括物质结构的研究历史和最新动向。毛主席对我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关于物质成分的哲学理念的研究非常熟悉。他曾提到，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墨子就提出了“端”的概念，比西方更早；《庄子》中也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实际上暗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  自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到后来门捷列夫研究元素周期表，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这些领域的进展不断证实原子内部存在更为复杂的结构。 毛主席认为，这些科学家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善于独立思考”，不会轻易跟随他人的观点，即使那些观点来自著名的学者。正因如此，他们能够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 另一方面，古代化学家中的一些人则因为追求满足皇帝的要求而走上歧路，他们试图将物质转化为金或进行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导致了研究方向的狭窄和错误。 徐涛表示，毛主席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他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而毛主席的思维习惯则常常从表面深入探讨问题，由浅入深。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论文。尽管这篇文章当时是从俄文转译而来，但文中对“基本粒子不可再分”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 毛主席阅读了这篇论文后，对其中的观点表示赞赏。随后，在北戴河等地与哲学界和科学界的工作者讨论相关话题时，他引用了这篇论文，并进一步阐述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毛主席不仅与钱三强等人讨论过这一观点，还包括当时的周培源、于光远，以及后来的杨振宁、李政道等。这表明对“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一直持续到毛主席晚年。 他曾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就像庄子所描述的每天取一半的木条一样，世界的物质可以无限分割，因此科学家始终有工作可做，始终有问题需要探索。这种观点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考，更是一种关于自然界深层次统一的信仰。 不断学习，活到老毛主席对于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并不是他专业领域的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与他坚定的学习动力和优秀的学习习惯息息相关。 有人以“嗜书如命”来概括毛主席的阅读习惯，称他无论外出还是入睡前，甚至在诸如理发、如厕这样的零碎时间，都不会放过阅读的机会。  他甚至曾想过，“如果能够停下其他一切，用两三年的时间专心学习自然科学”，那将会更为理想。然而，这种愿望显然难以实现，因此他只能通过在工作间隙“挤”出时间来阅读。 据杨尚昆回忆，毛主席曾购买大量书籍，甚至购置了中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所需的实验仪器进行观察。他对于机械、工业等领域的展览兴趣浓厚，总是抽出时间亲自参观，而且每次参观后都会根据展览内容添置新书进行学习。 他的求知欲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那时的菊香书屋，实际上成了他的私人藏书室。据统计，毛主席的私人藏书接近10万册，其中涵盖文史哲著作以及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他的床与常人的不同，宽敞异常，尺寸甚至超过常见的床。床构造独特，内侧较低，外侧较高。外侧常用于睡眠，而内侧则堆满书籍，书堆有时高达两尺。这使他的睡床实际上成了一个“书堆之床”。  他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一个细节，尽管书堆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有其自成体系的规则。只有他自己能够轻松找到每本书的位置，无需花费多余的时间。 正因如此，工作人员非常小心地不改变书本的摆放位置，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北京图书馆旧馆就在不远处，毛主席经常去那里借书。自从1958年开始，北图引入了新的图书证，毛主席的借书证编为1号。 这张“北图一号借书证”一直使用到毛主席逝世前不久。他不仅在北京图书馆，还在杭州、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图书馆留下了借书记录。  大量的阅读，其实意义何在？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主席在学习自然科学的过程中，由于其深厚的哲学基础，获得了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优势。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引导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常常能够得出独特的观点。 他曾与谈家桢讨论遗传学问题，向李四光请教山形地质，与杨振宁讨论高能物理的新动向，与李政道探讨“对称”中的政治含义。每次的交流都带来丰富的收获。 不仅本人保持着强烈的学习动力，毛主席还多次敦促全党全国都要重视知识，充实自己的技能。  类似的观点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提出。1940年初，在陕甘宁边区举办自然科学研究会时，毛主席强调“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武器，其目标在于通过了解自然界来获得自由”。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理解自然，然后才能进行自然的改造。 他号召大家全力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时防范“本领恐慌”。他认为各个领域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为了避免自身技能的不足甚至耗尽，必须保持谦虚好学的态度，克服困难，向各领域的专家学习。 他说，如果长期不了解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就不足以成为最出色的革命者。在知识领域，不要虚假装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要假装懂”。这种态度体现了毛主席不断学习和求知的精神，也强调了知识的谦逊和坦率。 毛主席的学习精神延续至晚年1941年，他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儿子的来信，他在回信中不仅鼓励儿子继续努力学习，还提供了建议。他认为年轻时应当“多学自然科学，少谈政治”，他深刻认识到科学是真正的学问，对未来有着无限的用途。 这种观点也源于他预见到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应用和发展的主要科学类型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开展技术革命变得更为显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诸如“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应运而生。 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后几年，毛主席对学习科学技术和推动技术革命的呼吁变得越发频繁。他几乎在每个场合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与此同时，他提倡科学技术的观点与畅谈物理问题的年份也有所重合。 对专家的尊重曾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同样是参与这些讨论和交流的科学家之一。他回顾了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科学讨论会的情景。会议吸引了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科学家参会，而日本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团长正是坂田昌一。 于光远清楚地记得，当时与会的科学家中，坂田昌一的地位最高。因此，毛主席在与他握手时表示了赞赏，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对国外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反映了毛主席对自己国家的科学家尤其看重。 延安时期，毛主席强调过“专门家”的重要性，并表示这些人才对我们事业极为宝贵。新中国成立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在各个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等“三钱”，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关注。毛主席甚至经常提及“三钱”这个外号，使这个外号变得更加广为人知。 钱学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国，曾参加了1956年2月的怀仁堂宴会。他本打算坐在大红请柬上安排的位置，但却发现自己的座位已被其他人占据。然而，毛主席亲自将他的座位从37号桌调整到了1号桌，也就是与毛主席同桌。 1974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毛主席在病中还需要审阅会议相关文件，包括代表名单。尽管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回答说“不用看了”，并指出两个名字必须在代表名单中：钱学森和侯宝林，如果名单中没有，就要将他们添加进去。 钱伟长在工作中多次受到毛主席的关注和保护。而钱三强曾与李四光一同在中南海讨论问题，毛主席表示“我们这些人今天都当小学生！” 毛主席对物质结构的兴趣和看法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知识后形成的稳定看法。他对知识和专家的重视与国家的发展道路紧密相连。这些轶事被广为传播，甚至催生了“毛粒子”的说法，都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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