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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历史景观极其复杂的年代，也是书法史上二王传统形成的时期。但在古代书法文献记载中，北朝以至于隋的书法几为空白。清朝碑学兴起，使得北朝碑刻书法进入了书法史，而碑学学者往往受限于时代或个体的理念，每每郢书燕说，所建立的书法系统难以自圆。 本书在整理南北朝日渐丰富的出土书法材料之外，还对南北朝书法理念的建立和传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依据视觉原则和量化数据，将南北朝丰富的碑刻书迹一一归位，最可能接近真实地恢复了南北朝和隋代的书法体系，可谓南北朝书风、文献与书迹的合璧。 章节总览 第一章 简要回顾了传统的南北朝书法体系，同时介绍了本书重构南北朝书法史体系的思路与方法。 原始的南北朝书法史，只限于南朝的叙述。更为确切地说，是南朝人书写的南朝书法史。具有书法史意义的最早文献，都是来自于南朝。北朝可称书法史文献的，只有北魏江式的《论书表》， 在时间上晚了近百年。在近现代墓志大量出土之前，只有与文献叙述完全无关的粗糙的造像石刻和一些碑刻稍有留存。因此北朝书法史的叙述长期被冷落。北朝的碑刻，也没有在唐人所构建的书法史争得一席之地，尽管字体可以证明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对北朝的字体有所取法。   北朝书法最终正式进入书法史的“专著”，始于宋代。与此相关的是《瘗鹤铭》(左图)，因为书家兼文学家的黄庭坚的评论和取法(右图)，一时声名大噪。但仍然没有人意识到南北朝书法史叙述的整体的缺陷，元、明以降，书法学者和书法家们仍然沉迷在继续装饰二王的宝塔。 明清以来人们开始从书法的角度关注各种石刻书法资料，尤其是大量新出土的北朝墓志，对“二王”笼罩下的传统书法史的叙述以及书法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包世臣和康有为则在承认南北分派的情况下，也用自己主观的印象，无限地抬高了北碑的地位。 系统性的碑刻观察始于沈曾植。沈清醒地认识到南北之书并非泾渭分明，开始了对南北朝碑刻具有空间和时间体系的动态描述。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辩”，再次把“帖学”和“碑学”之分推到书法史研究的中心。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对碑学的研究真正开始进入学术的范畴。 本书希望能够在现有书法史的叙述之外，为现存的南北朝书法史文献和书法遗迹，尤其是墓志书法资料，在历史记载的参照之下，建立一个可以寻绎的系统，把北朝书法发展与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甚至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第二章 聚焦在建立度量南北朝期间书法的发展的“标尺”，即王羲之书法的楷化贡献及其视觉特色。一方面，总结了王羲之“神采”之下的“形质”的特点和源流。另一方面，定义了一个可量化的特征，以界定王羲之书法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书写者尤其是士大夫的书写的影响。 虽然书法史学者公认隶、楷之变是始于钟繇而大成于王羲之。作者认为，王羲之的贡献，是在钟繇章程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字体的楷化，并以此为基础，使书写从实用中脱离出来，催生了一种真正抒情而感性的“纯”书写，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用于艺术化的行书和楷书书写的复杂而精巧的笔法。 楷化的完成，摆脱了“蚕头雁尾”这一隶书的基本的平直构型形态，使书写的倾斜角的变化，也成为书写中表达的一个维度，点画的形态也因此更加丰富。 第三章 作者分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王羲之世家书风与“实用”书家之间的隔阂和世家书风从艺术向实用的缓慢渗透。这一结论，建立在对东晋和南朝墓志和碑刻单字倾斜角随着时间变化进行梳理与比对。 造成不同阶层的精英文人融合的，在客观上导致王氏书风真正普及的重要事件，是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八友”的形成，它为南朝书法文化另一重大变动奠定了基础，就是兰陵萧氏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在书写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了当时王氏书风的领军人物。造成这一变化的核心人物，就是萧子云（487—549）和梁武帝萧衍（464—549）。  萧子云 《列子帖》（549)  萧衍 《异趣帖》（549） 此或为米芾临本 作者在书中，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南朝的书法做了详尽的梳理，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见书法单字倾斜角度作为字体的进步，是实用墓志书写在南朝楷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倾斜角的缓慢改变，相对于王氏名家书写已经确立的楷书范式，揭示出了王氏书风在南朝流传、普及的缓慢过程。其与相关的历史文化事件皆可一一对应。这些分析，为书法史揭示了经典书法文献中所缺失的“链接”，可以为深入认识南朝的书法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章 作者提出，北魏墓志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斜划紧结的洛阳一期，即所谓的“洛阳体”，约在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左右突然形成，并主宰贵胄墓志直到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左右；此后进入洛阳二期，其书写日趋中正平和并有大量隶书、篆书字的楷写掺入，一部分墓志书刻精良，可与隋唐墓志精品相颉颃。到北魏末年，墓志字体进入洛阳三期，笔法大量掺入隶书燕尾，字法趋于平正，与复兴的隶书同时成熟，导致平画宽结的“北齐体”的形成。 作者在本章中，讨论了确定洛阳体形成的最可能的原因及其形成的时间节点，并揭示其隐含的与历史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对应关系。 经作者推断，王肃的北投，是洛阳体形成的推动力。从图像比较上看，虽然二王的行楷字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洛阳体”的倾斜，而王珣《伯远帖》一类的行楷书札，结合北魏已有的书风，对北魏“洛阳体”独特的点画形态的形成或有更为关键的作用。北魏精英士人笃于经典、文艺、书法，并参与实用碑刻书法实践中，在重碑的环境中，将这些书风与已有的碑刻文化相融合，带入已经为汉文化所熏陶的宗室及士大夫的碑刻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书法风气。 第五章 讲述了魏、齐书风的流变。洛阳二、三期书风特点，在于点画趋于平正、收敛，洛阳一期中的方截的刀刻痕迹，也渐被抹平而趋于圆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书写人对细致笔法的追求，同时在碑刻制作技术上的进步，二者都造成了二、三期洛阳书风的雅化。一些墓志，如《元怿墓志》，书写制作都不逊色于隋唐以后的顶级制作，惜无继者。  北魏 《元怿墓志》（525） 与王羲之在东晋完成的楷化和人本书写相比，从北魏至北齐，楷化在北朝已经完成，但这些墓志还没有能够达到王羲之书写中所体现的“肌肤之丽”。达到这一境地，不只需要书写技术的完善，也需要碑刻制作技术的完善。这两者，都需要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在北朝期间的关东没有能够长期维持的状态。 第六章 着重于描述关中地区，即西魏、北周的书风，一个书法史学者所忽视的课题。分三节来讨论关中的书法流变：一是北魏时期的关中的墓志遗迹；二是西魏期间追随元脩和“立义”入关的文人和书家的影响；三是南方士人对关中墓志文化的参与。 作者按照史籍的记载和出土的墓志书法，以赵文渊和王褒为代表，梳理了北朝期间关中墓志书写的发展情况，确认了墓志中王褒入关所留下的印记，甚至南北书体融合过程中赵文渊学习王褒书法的可能遗迹。这些碑志的风格，部分流传入隋成为隋楷书的先导，也预示了隋代墓志书法多样化的前景。 第七章 把重点放在建立隋代书法与政治和文化史发展的相关性上，构建隋代书法的基本时间、空间逻辑关系。  《茹洪墓志》（582）  《王珍墓志》（585） 隋代早期关中墓志书法： 隋代楷书的主要风格的原型，为欧虞书风之所出  《董美人墓志》（597） 隋代中晚期关中墓志书法：流媚丽好的书风代表  《杨纪墓志》（604） 隋代中晚期关中墓志书法：端方精雅的成熟隋楷 成熟的隋楷以方正为特色，点画较为收敛方截，与早期的隋楷雏形最为接近；其制作精美，锋毫毕现而点画圆润，则与南方书风相近。此类墓志成熟于开皇晚期，为隋墓志、碑刻最典型的风格，且延续至初唐。 回顾南北朝书法文化的发展，不难看出，南北朝书法风气的分分合合，来自政治、地理的分与合。而隋代书法的最终兴盛，则可归功于文化交流隔阂的移除。北方书法文化的转折点，是北魏迁都洛阳，这使得北方的士人得以与汉、魏、晋的文化积累重新连接，而琅玡王氏后人王肃的北投更给北朝的书写文化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两个交织的事件，为关东书法即洛阳体及其变体在随后近两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产生了雄强瑰丽的魏碑体和儒雅温和的北齐体。 继承王褒输入关中的萧子云新体，借着隋代的大一统的文化环境，欧阳询的书写实践，则同时完成了王羲之书写中所设定的两个人文目标：一是具有人本美的楷书的彻底推广；二是艺术书写和实用书写的结合。从地域文化来看，欧阳询更代表了分流了三百年的南北书风的合流。自此而下，楷书在大一统的唐代继续发展，出现更为丰富的书写风格，在欧体之外，更演化出褚、颜、柳体等等。 政治地理的分合，最终导致南北书法风气与理念的合璧。本书将书写遗迹与历史文献相互参照，重构了南北朝的书法体系，可谓文献与书迹的合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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