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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陈丕显、曹荻秋专案” 的 张若钢
1958年春，陈丕显和曹荻秋（左）在上海合影 十年动乱时期，对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当年上海市“一把手”张春桥找尽种种理由，不肯“解放”。 张春桥（男，1917年2月1日-2005年4月21日）。1949年，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6年10月，被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尤其像陈丕显这类干部，没有任何“政历问题”，在外地大多早就排职务和工作了。但在上海，始终不被解放。1967年6月，市革会成立材料组，后改名为市革会项目办公室(简称“项目办”)负责人王少庸（男，1908-1985。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中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政法、农业，主持全市“专案”工作，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对陈丕显、曹荻秋的审查，各属于项目办下的两个项目组。张春桥对这两个项目组的进程非常关心，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张春桥蓄意要打倒陈、曹，示意项目组将他俩都定为叛徒。张春桥对王少庸说: 按陈、曹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一些，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 一般来说，干部审查若属于“路线问题”，只要检讨，有“深刻认识”，仍有出来工作的可能。因为“走资派”这个文革中的政治名份，只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属“政治历史问题”就严重了。而叛徒，是文革中干部的最大罪名，只要被定为叛徒，那一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张春桥一定要将陈、曹打成叛徒，做成铁案。 王少庸之后在传达张春桥的这个讲话时说:“他一讲，我就领会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项目组甚至伪造证据，硬说陈丕显和曹荻秋曾经叛变过。他们将陈丕显和曹荻秋整整关押八年，拖着不结案。 对批斗陈丕显、曹狄秋，张春桥提醒工总司：不要眼睛老盯着黑材料，材料烧了，还是可以搞出来的。不要放掉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把走资派揪出来打倒。 本来，毛泽东在他73岁生日宴会上，对上海机关干部造反口号中的“火烧陈丕显”，还特别强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对陈丕显的批判不要过了头，多少还有保护陈丕显的意思。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6日仅仅相距10天，在这期间，陈丕显还主动到上海市委机关造反组织联络站去探望；周恩来代表中央要陈丕显出来工作，他马上离开所住的医院（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线），坐镇上海铁路公安局指挥抓捕赤卫队头头；然后又去东湖招待所和各个造反组织一起研究稳定上海局势，参加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又亲自去昆山解决铁路交通问题。在当时省、市党委高级干部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支持造反派的了。按理说，上海市的造反派对他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可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对他的口号由“火烧”升级为“打倒”。工人造反派不说，像徐景贤（男，1933-2007，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写作班文艺组组长。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机关干部造反组织“机关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历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判刑15年，2007年10月病逝于上海）这样聪明的机关干部造反派，难道不理解毛泽东对陈丕显的保护态度？后来揭穿了其中的秘密：姚文元（男，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1981年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病亡）在向徐景贤等造反派传达毛泽东生日讲话时，把毛泽东对陈丕显说的“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吃掉了，没有传达。 而张春桥非置陈丕显于死地的狭隘，连造反派内部的许多人都看不下去，上海对这方面的议论很多。陈丕显一直在部队，从来没有被捕过。项目组硬是给陈丕显定了个“黑小鬼”的罪名。说陈丕显14岁时，在闽西长汀县因病随部队伤员转移途中，曾经被地方民团扣留，叛变成为“黑小鬼”。而事实上，民团根本没有认出陈丕显是红军，陈丕显在被扣留二十天后，伺机逃了出来。项目组到处外调，搜罗他们想要的林料，但都无法定性。
陈丕显，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南阳区官连坑（现福建省上杭县南阳镇官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少年时期，就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真理，于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起，陈丕显在福建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1935年初，陈丕显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中工委书记，新四军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陈丕显参加了粟裕直接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担负了繁重的支前任务。1946年9月，党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向北发展，主动撤离华中和两淮（淮安、淮阴），华中分局决定陈丕显留下领导华中地区的敌后斗争。他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不仅保存了我党的骨干力量，而且善于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1949年4月，陈丕显随军渡江南下，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为建立新解放地区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繁荣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区粮、棉年产量均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52年2月，陈丕显调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3年陈丕显与夫人谢志成合影 解放初，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面前，陈丕显一到上海，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协助陈毅市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娼，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为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批准上海市委提出的关于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后，他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以更积极的姿态，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使工业得到合理发展。陈丕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3年周恩来（右四）与陈丕显（右一）在一起 1967年2月，身患癌症的陈丕显被隔离审查，一直关押，陈丕显多次要求家属探望不获准。他儿子陈小津只好几次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1972年下半年，父子才终于见面，1974年9月9日，陈丕显在被关押了八年几近绝望之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毛泽东“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9月17日，毛泽东批示要政治局讨论，还在批示后又加了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毛泽东对陈丕显的信作出批示，上海方面不得不办，但又不甘心。尤其是张春桥，更是想方设法抵消陈丕显出来工作将造成的影响。当年10月，张春桥将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黄涛（男，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任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工业交通组负责人。文革后被开除党籍。2011年病逝于上海）叫去。张春桥告诉黄涛，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批示“似可作人民部矛盾处理”。张春桥说:“似可作”,可以理解为性质严重，处理时考虑作为内部问题。于是1974年对陈丕显的审查结论，对明明没有疑点的问题，存心在文字上模棱两可，以留下尾巴和悬案:“经反复调查，无法查清”，“有的已经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马天水（男，1910-1988，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常委，主管上海工作。文革后被开除党籍，1988年去世）文革后交代说，他当时认为有些问题，例如所谓对毛泽东“侦控”案，已经弄清楚了，但张春桥仍不肯放过，说: 你说弄清楚了，是否一点疑问也没有了？我就还有点疑问。就算弄清楚了，且已经和陈丕显说过，但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有关系！现在又没有时间继续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主动。 而且，那些所谓证实陈丕显是“黑小鬼”的莫须有材料，也仍被塞进向中央组织部报送的陈丕显材料中。马天水说:“这样一来，他被捕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悬案了”。 1974年陈丕显终于被释放。为治疗鼻咽癌，他住进医院。11月10日下午，市革会项目办的人员向住在华东医院的陈丕显，宣布了那个留尾巴的审查报告。1975年9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丕显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陈丕显不想再留在这个处处卡他的地方。他给复出的邓小平写信，要求调离上海。在邓小平的安排下,经毛泽东同意，同年10月，陈丕显调离上海去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临行前，上海市革委会将已经调离另行分配工作的原陈丕显项目组人员再召集到一起，连续对陈丕显召开了两次批判会。 而对曹荻秋，张春桥、王洪文（男，1934-1992，文革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主要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文革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病逝于狱中）等非要给他定下叛徒的结论。 曹荻秋，1909年8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县（现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驿镇。1926年，考入成都师范大学，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29年，发起领导师大“择师运动”，抵制反动校长到职。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7月，曹荻秋任广汉特委书记，准备发动起义。10月25日，广汉起义爆发。26日，广汉苏维埃政府成立，曹荻秋暂代主席。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第1路，下设两个纵队，曹荻秋兼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1月下旬，曹荻秋经泸州到重庆，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奉调江北县委工作。两个月后，县委被敌人破坏，曹荻秋前往武汉。 1931年3月，曹荻秋由武汉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在江苏省委的推动下，上海54个群众团体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曹荻秋参加了反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组织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并任总指挥。 1932年3月17日夜，因叛徒出卖，曹荻秋和弟弟曹心哲在住所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关押于上海提篮桥西牢。1937年4月，曹荻秋刑期届满，被送入苏州反省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中央和周恩来营救获释。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湖北省委决定曹荻秋参加鄂西北特委工作。中原局成立后，鄂西北特委改为省委，他即参加省委工作。1939年6月，中原局调曹荻秋到河南竹沟，参加豫鄂边省委工作。同年10月，随刘少奇赴豫皖苏边区，参加区党委兼任皖北特委书记。 1940年11月，曹荻秋赴盐城参加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1941至1945年间，曹荻秋先后任盐阜区党委、盐阜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民运部长、敌工部长，盐阜区行署主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长、行署副主任等。 1945年10月，曹荻秋任华中五地委书记。1946年，任盐阜区党委书记兼12纵队政委。1947年起，曹荻秋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兼苏北军区政治委员、华中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1948年，曹获秋等率部队进入江淮，任江淮区党委书记兼江淮军区政治委员，受命全面恢复江淮根据地。 1948年11月，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曹荻秋任政治委员，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规模空前的支前工作。1949年2月，曹荻秋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领导江淮军民为支援西路和中路大军胜利渡江作出了贡献。
左起曹荻秋、陈同生（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方镇华（无党派爱国人士）于1949年上海解放时 1949年6月，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成立随军南下的西南服务团，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培训入城接管干部。曹荻秋在上海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并任团长。 1949年11月，曹荻秋任重庆市委第三书记、重庆市副市长，实际主持市政府工作。1951年1月，在重庆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曹荻秋全票当选市长。 1952年10月，曹获秋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1954年6月，曹荻秋任四川省委第三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市长。 1955年11月，曹荻秋奉调上海，任市委副书记。12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一致增选他为上海市副市长。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1月，任常务副市长。1965年12月，在上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以全票当选为上海市市长，这一年他56岁。 王洪文说:“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但是项目组跑遍全国，逼供诱供，最终还是拿不出任何“铁证”。1973年3月29日，对曹获秋的长期“隔离”终于撤销；5月,曹荻秋被发配往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同年9月18日，上海市委将《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报送中央，中央没有批覆。因为中央项目办公室有人始终认为曹荻秋根本定不上叛徒。但上海市委却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四届六次市委会议上以及区、县、局负责干部大会上宣读了那个报告。曹荻秋一直不服，两次上书，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申诉。1975年秋上海又一次向中央要求对曹荻秋定性，并说上海市委的倾向是定叛徒。曹荻秋的案子就这样一拖再拖。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去世，没有等到还他清白的那一天，时年67岁。 1978年6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上海市委为曹荻秋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曹荻秋的骨灰由专机送往北京并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19年7月22日，上海社联举行纪念老市长曹荻秋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1967年至1968年间，大批干部被打倒。在上海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中，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的20人，除了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走资派、假党员。副市长金仲华1968年4月3日被逼去世，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各机关九百多名干部遭到各种批判。市委教卫部长常溪萍、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赵明新等46人非正常死亡;全市局以上干部1019人中，被立案审查者853人;处级以上干部6161人中，被立案审查者5868人，其中3617人被作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直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及1971年中共上海第四次党代会之后，“解放”干部的步骤才加快，一些干部方得到解脱，不过其中不少人的结论中，还是被留下这样那样的“尾巴”。 鸣谢：张若钢先生赐稿分享！ 张若钢，上海市长宁区长新中学69届初中毕业，1970年赴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落户。1974年就读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冶金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等单位工作。2013年退休前就职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我知道你在看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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