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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钱穆先生说，人生两大问题：保养我们的身体，安放我们的心。 保养身体需要勤锻炼、调饮食、懂节制。那么如何安放我们的心呢？ 从先生的书里寻到三条路。 第一条：转个方向，由“自然生命”转入“心灵生命”。 人在没房子住的时候想，能租到一间就好了，哪怕小一点；租房子的时候想，要是能拥有一间就好了，哪怕旧一点；住进好不容易买来的房子里又想，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哪怕地段差一点； 换了大房子时又想，要是视野再开阔一点，景致再好一点就好了……在衣食住行所有用度上，人的欲望如同韭菜，欲罢不能，割了还生，永无止境。所以有“人比人，气死人”一说。 钱先生说人生两大限：一为人我之限，一为生死之限。旷宇长宙生有一我，处亿兆非我中的一我，不管是争还是取，都会徒增苦恼，心不得安。 与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如从自然物化的生命转向心灵情意的生命，超脱人我之限。于有限中寻解脱，求安适。像“释迦之无我涅槃，耶稣之上帝天堂，老子之无身无患”那样，消此有限，融入无限。 先生认为身量有限，心量无限，人当由“自然生命”转入“心灵生命”，方可超出此限，解除苦痛，安顿心神。 如何转入“心灵生命”呢？ 先得打开自己，感知身外万物。通过认识周遭的世界来认知自我，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而后要理顺关系，通人情达事理。于父子、兄弟、夫妻、朋友或上下级等人际关系中，找到立体、多面、不同层次的自己，如父慈子孝的关系，不是外加的，而是两者相感相通相处而形成的。 第二条：打开心量，小我变大我。 在这里，钱穆先生说了一个故事。一天，他和一朋友苏州近郊登山漫游，借住山顶一所寺庙。借一缕油灯光，他和方丈促膝长谈。他问庙宇是否是方丈亲手创建。方丈说了一段经历。 当年方丈倦了尘俗，悄然出家，跑到山顶，独坐深夜敲木鱼。山下人半夜醒来，听闻山上木鱼声，大惊。清晨上山找寻，发见了方丈，遂携带饮食慰问。 方丈不言不睬，夜夜敲木鱼。 山下村民越觉奇怪，一传十，十传百，山下四近的，远处的人都闻风前来。供饮食，盖草棚。 方丈仍坐山头，竟夜敲木鱼。村民益发敬崇，商议筹款，盖寺庙，逐渐扩大而成当年的样子。那座寺庙，凝聚着方丈的积年心，融合着村民们的怜悯慈悲。 后来钱先生每逢看到深山古刹，巍峨寺院，总会想像到当年在无人之境的那位开山祖师的一团心血与气魄，以及给他感动而兴建起那所大寺庙来的一群人，乃至历久人心的大会合。 一切人文之物，莫不经由人的心，人的力，渗透了人的生命在里面而达成的。 钱先生从此懂得了，人的心，人的生命，可以跳离自己的躯体而存在而表现。 整个世界有一大我，就有一个大生命在表现，从而成就生命活动、生命意义的广大与悠久。由关心自我的一己之心，至关心家人的一家之心，再到关心天下的天下之心。 推己及人再推人及己，轮回循环之中，我心融于天下，天下入于心，与天地合一，心即宇宙，这时候，何来不心安？何来不自由？ 第三条：因修心而自由。 第二条路，以修行的方式成就大我。第三条路，以炼心的方式获得超脱。 钱穆先生引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肉体我、社会我、精神我”一说，前两者颇不自由，如要吃要穿要住，要交往要声名，种种需要和关系束缚，令自己不得自由，所以应向心我即精神之我求自由。 钱先生又提及欧洲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人生三情状”，与詹姆士“三我”说相对应，“三情状”是自然（动物）情状、社会（政治）情状、道德情状。而道德情状一说和儒家思想合拍。 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我因社会所规定而行仁义，出于社会我，并非出于我，只有由我自性中的仁义行，才是由仁义行，由内在德性自发表现出的行为，才是我自由的行为。 古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今有“为心灵净化作活水、为祥和社会作砥柱、为闻声救苦作耳目、为癫狂慌乱作正念”创造爱与善循环的慈济慈善，痴迷了三代人的周润发，3年捐300亿的马云蚂蚁森林，被尊为中国首善的曹德旺，迷倒好莱坞明星被称“中国慈善第一人”的李春平，美的何享健家族，瑞华张建斌…… 当然，道德情状不唯慈善，最普适的道德生命是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听从来自内心的真情、善意和怜悯。 小人以一己之私蔽天下，汲汲索取，永不满足，贪生怕死；君子以天下为己任，源源不断付出，时时尽其责，随时完成人生，不留遗憾，所以说，义者不怕死，仁者无烦忧。修仁义于心，岂能不自由？ 此文为程老师原创，著作权和赞赏均归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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