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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赣东北根据地的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其中在磨盘山地区活动的杨文翰游击队，所坚持的斗争可歌可泣，其失败教训发人深思。现就其游击战争所经历的斗争、关英被杀的经过、拒绝下山改编、独立开展游击活动、游击队失利等情况，作一探讨。 1934年11月18日，中央军区致电方志敏、曾洪易等:“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等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军政委员会的“职权是闽浙赣皖及先遣队行动区域中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关。”红十军团仍使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部队出发前，方志敏在横峰县搓源泉坞召开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省直机关实行游击队化。方志敏和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等率抗日先遣队离开赣北后，国民党军立即对赣东北苏区实行疯狂“围剿”。11月28日，闽浙赣苏区首府葛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在苏区革命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省委、省军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关英、唐在刚、邹琦、余金德、徐炎荣等分散活动，深入县区基层，组织人民实行自卫，开展游击斗争。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就是其中之一。 杨文翰，江西省横峰县人，1927年由邵式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赣东北工农红军大队政委等职。1934年底杨文翰任乐西中心区委书记，组织了乐西游击队，一面在乐(平)德(兴)葛(源)三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一面寻找省委主要领导，取得联系。 1935年4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在德兴大田苏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乐河、信河两个特委，并由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组织两支游击队；一支是乐北县委游击队；另一支是杨文翰和芮振领导的游击队，这时，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已有40余人枪，活动在乐平、德兴、弋阳、万年4县边界。 1935年夏，敌人陆续增调兵力，对赣东北游击根据地进行全面残酷的“围剿”，各地党组织和独立团、游击队遭到很大损失。省委和特委的一些负责人相继牺牲，信河、乐河两个特委被破坏。 7月下旬，中共闽浙赣省委在德兴万村乡毛家畈召开省委扩大会。决定由原省苏主席余金德等组成赣东北特委，统一领导赣东北游击战争。毛家畈会议后，特委决定杨文翰留在毛家畈、应家、沙畈和弋阳丁山余家一带，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斗争。 1935年9月，为了适应形势，赣东北特委决定设立小河特区。余金德为司令员，指导4个中心县(即游击区)的工作。其中杨文翰、周世忠、裴月山负责上(饶)、横(峰)、弋(阳)、德(兴)中心县，以磨盘山为根据地，转战大茅山，怀玉山一带。 1935年冬，杨文翰在宁建邦家的茅棚内主持召开了党员秘密会议，到会的有附近的党员12人，团员8人。会上，讨论了要重新建立党，团组织，发挥党、团员在游击队中的骨干作用问题。讨论后，宣布成立沙贩区委，由张运根任书记。杨文翰在会上提出了当前党的工作任务：1.恢复苏区革命斗争，扩大游击活动；2.迅速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3.发展交通路线，着重打入敌人内部。争取利用保甲长，确保秘密工作顺利进行；4.严密组织纪律，服从党的利益，最后攻打敌人碉堡，打土豪，筹捐款和争取保甲长。会后，杨文翰游击队白天隐蔽在毛家畈山后的棚子里，夜间就分散深入到群众家里。不久，张村、大田也建立了党组织。 1936年4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所属的各游击队负责人齐集鄣公山，参加省委书记关英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根据当时斗争中心已经转移到皖浙赣边界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将原省委改成皖浙赣省委。会上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各项政策，决定成立省委独立团，并将所辖地区划为赣东北、皖赣、上皖浙、下皖浙和开(化)婺(源)休(宁)5大块，分别成立5个特委。 根据鄣公山会议决定，余金德、杨文翰等人率领50余人，回到德兴与乐平交界的小河地区坚持斗争，并重新组成赣东北特委，由余金德任书记，杨文翰任宣传部长。根据特委分工，杨文翰率领9人到磨盘山组织弋(阳)横(峰)上(饶)德(兴)(包括德兴、沙特区、婺源、玉山)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由杨文翰、裴月山、余金荣、周世忠、李和木、练成金、李良海7人组成。杨文翰为书记，周世忠任宣传部长，余金荣任组织部长，裴月山管军事，县委设在弋阳丁山余家，以磨盘山为中心开辟游击根据地。 这年春天，杨文翰率游击队从浮梁牛角岭到马鞍山途中，抓获两名敌兵，审讯后得知敌乐平畈炮台有12支枪。因此，我游击队员化装冒充敌兵换防，趁机智取炮台，缴获了全部枪支。 1936年冬，杨文翰等人到磨盘山以后，在特委直接领导下，贯彻省委的指示，将磨盘山地区又分为3个中心区。其中，杨文翰在弋(阳)德(兴)中心区，周世忠在葛源中心区，裴月山原在上饶中心区，后又到贵溪三县岭，他们先是进行个别串联教育，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一些秘密群众组织(主要是贫困团、妇女会)；同时积极联络就地斗争的同志，扩大游击队。 1937年4月，余金德在率队攻打婺源时牺牲。从此，领导中心县委和赣北特区游击斗争的重担就落在杨文翰身上了。 4月底，杨文翰曾指派裴月山、邵金水、陈桂林等到万年乐家、乐家厂、裴家、黄墩徐家、松岗岭、黄茅等地开展活动，向群众宣传，秘密发展党员、培养斗争骨干。在短期内发展党员30余人，并建立了10个党小组。 1937年7月初，杨文翰率游击队深入到德兴一、二区的沙畈、张村一带，分头活动。他化名李仁万，在毛畈与党员宁建邦取得联系，了解了当地党的基层组织情况，他要求宁建邦寻找尚有组织关系的革命坚定的老同志，迅速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第二天，宁建邦就召集了附近大田村张运根、何福先等6人。杨与他们共同分析研究了当前情况，布置了工作。此后，不少党员与组织接上了头。 七八月间，杨文翰与贵溪县翁贤良、邵忠生等人，在贵溪老昌坞接上了头。杨文翰和裴月山向他们交代了巩固、发展党组织、坚持斗争的任务。通过翁贤良等的努力活动，仅两个月就恢复和发展了党员70余人，建立了22个党小组。 在此期间，余江的陈新美、陈功成、陈子某、周大杰亦与杨文翰在贵溪三县岭取得联系。他们根据杨文翰的指示，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联系和发动了200多位群众积极投入斗争。 由于杨文翰游击队在这段时间认真执行了省委的正确决定，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是该游击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活动范围扩大到磨盘山、三县岭周围的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县，地下党员发展到400多人。弋阳、横峰、德兴、贵溪等先后还成立过县、区委。杨文翰游击队紧紧依靠这些党员为骨干力量，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斗争。 1937年7月，杨文翰游击队获得情报:有两名敌兵从沙溪出来，到离碉堡五里之外的一个村子收款，游击队便在这个村子打了埋伏，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敌兵，缴了两支枪。第二天，碉堡里的敌人几乎全部出动，四处寻找被俘的敌兵。游击队掌握了这一敌情。于是，杨文翰派游击战士出其不意地进攻敌人的据点，烧毁了敌人的碉堡，消灭了敌兵一个班缴获8支枪。这次战斗，给敌人的打击十分沉重，在群众中也造成很大影响。 同年10月，为了筹集经费，杨文翰，徐荣鉴带领部分游击队员来到贵溪县龙回港下，处决了反动商人肖学田夫妇，缴获现款1000元；同月底，杨文翰率领游击队20余人，夜晚赶到万年裴梅镇黄墩村，与该村徐石波、徐仁光秘密联系，组织群众包围了大地主徐达聪的家。缴获了50银圆、并没收了附近徐开发、徐毕新两家商店，获得不少布匹、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杨文翰游击队还先后袭击了何桥、程家等处的富商豪绅，解决部分生活必需物资，以利于游击活动持久展开。 杨文翰游击队在坚持游击战争中，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37年中秋节，发给丁山群众每户一元钱；有时出发打土豪，让群众跟随去挑自己所需的物资，还限制保甲长向贫苦百姓收捐纳税，抓兵派夫。 1937年下半年，由杨文翰兼任政委，裴月山任司令员的赣东北游击大队(包括各县区游击队)发展到近500人，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了革命斗争。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黄道到横峰姚家垄召开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后，通过地下交通方茶香到横峰葛源高湾转告了杨文翰。杨文翰听后表示不相信。他对方茶香说:“你不要信啊，分了他的田，杀了他的人，破了他们的产，他怎么会跟你合作呢？” 1937年11月，杨文翰游击队在贵溪三县岭双源石头坞召开游击区贵、余、万三县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到会者100余人。会上，杨文翰和裴月山作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努力恢复苏区，积极发展秘密组织，壮大革命队伍；二、严守秘密，积蓄力量；三、建立地下党的支部；四、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夺取政权，探听敌情；五、开展打土豪筹款，解决物资困难；六、夺取敌人枪支弹药，扩大革命武装。因为他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已有《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他的报告内容显然与党中央精神大相径庭。 同年秋，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二人动员杨文翰下山，结果被杨视为叛徒枪杀了。1937年11月，黄道又派区委书记邹某某等二人到横峰东洋山庙找到杨文翰等领导人，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动员他们下山，但杨文翰等不信，把来人看作动摇分子给枪杀了。12月，又有国民党弋阳县县长派代表余明兴上山，劝杨文翰下山谈判。余明兴曾任中共丁山区委书记，是帮杨文翰做地下工作的，也被杨当作两面派杀害了。尤其严重的是，1938年5月，杨文翰将带着新四军驻办事处公函地前去做动员工作的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疑为叛徒而杀害了。杨文翰等人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下，拒不下山改编，走上了脱离党的正确领导的错误道路。 1938年5月，杨文翰率领游击队，攻打贵溪泗沥区，接着又攻打夏家岭，缴获一些枪支弹药。 同年9月，杨文翰化装为“江西保安大队”指挥官，裴月山充任大队长，率领60多名游击队战士，由磨盘山出发，智取了横峰青板桥区公所，缴枪29支，手枪2支，释放了关押的犯人，还收缴了三四百块银圆。 1939年3月的一个早晨，杨文翰带领八名游击队员智取了弋德交界处的梅溪炮楼。击毙头目连队副和藏在跑楼内的联保主任杨宏之妻缴获步枪12支，手枪1支，油印机一部。 三、关英被杀的经过 1938年5月，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按黄道指派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公函，由两名警卫及一名地下交通陪同前往磨盘山寻找杨文翰。 当关英一行来到葛源槎源坞时，有人就将关英等人来意向杨文翰作了通报。杨文翰派部下李良海、练成金两人来到槎源坞，找到村民薛启金，要他带一封信前去找关英，指示他一定要认准后(唯恐有诈)再给他。关英阅信后立即便写了复信，要杨文翰带(派)两人前来葛源面谈，薛很快便把关英的复信送到磨盘山牵牛岭，见到李良海、练成金等人。他们看到关英的信后，又由练成金写了一信，仍让薛启金再交给关英。薛第二次来到槎源坞，在杨家房里没见到关英，便又找到簧村。在簧村，薛得知关英一行已在陈仁喜、童区长的陪同下去葛源了。第二天，薛才赶到葛源把信交给关英。关英看信后，当即就准备上磨盘山见杨文翰，薛领着关英一行5人经枫树坞上磨盘山，在快到磨盘山的一个叫旱田凸的地方，马夫牵着马在山下，薛带领着关英及其两名警卫上了山。 当薛带着关英等3人出现在磨盘山的黄村时，练成金已命人吹起洋号前来迎接关英。练和关英热情地握手，练激动地哭了，并说:“我们脱离了13个月，怎么没见你们写信到磨盘山来。”关英说:“无法给你写信”。两人谈着说着，练就下令要缴掉两名警卫的驳壳枪。关英大怒，说要马上见到杨文翰。练却以“人熟礼不熟”为由，与关英辩驳一场。 后来，关英终于在东潭山附近的一个棚子里(杨的住处)见到杨文翰，杨开始以礼相待，向关敬烟，餐饮款待。 当晚，关英就向杨说明来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说:“你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可将人兵驻扎在槎源坞或枫树坞。”关英还告诉杨文翰说:黄道的部队已开到铅山石塘一带了，饶守坤的队伍也要开到德兴梅溪贩来……。杨等人原已疑心关英可能是叛徒，因他在1937年初率领独立团在开化被敌打散后，曾隐藏在玉山做榨油生意。杨得知关英此次前来，横峰县、葛源区都请了他们的酒，并派人护送。因此，杨对关英说的一番话表示不信，认为是引他上钩，便责问关英说:以前都没有什么国共合作，现在怎么会“合作”？并说，实在要我如此，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大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杨要关在山上等三天再回去关不同意，说自己有病将赴南昌医治，但杨动怒，逼关英等三天。 杨、关谈“崩”了，争吵愈加激烈。杨说:“你叛变了，难道还要我们叛变”!杨令人将关英捆起来，并将关英搜了身。关英怒骂，指责杨的粗暴行为，杨亦回骂，说关英已投敌国民党，身上搜出来的钱财(两个金戒和二百元钱)便认定是被敌人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中计，下山归编。后来，杨文翰居然令人动刑(踩杠子)，要关承认是叛徒，并要关交出受谁的指使前来破坏游击队，杨未从关英口中得到任何口供并被关英痛骂，杨怒气冲顶，当即派人将关英及其两名警卫员拖到离东潭茅棚不远的地方枪杀了。关英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关英被杀后，杨文翰派了代表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陈毅批评他说:“杀了关英，这不好，这是党内的事，要负责任的，你们还是应该下山。”事后杨文翰等人仍未接受批评，我行我素。 四、杨文翰游击队失败经过 杨文翰没有接受陈毅的批评，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他依然按照土地革命的一套，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七，为扫除游击活动的障碍，在德兴张家炮楼枪杀了联保主任张政。缴获步枪14支，手榴弹12枚，子弹4000余发。 1938年正月，游击队通过思想动员，打通了在横峰篁村碉堡里办事的乡丁饶春林，并由他做内应，杨率游击队深夜奇袭，尚在睡梦中的20多个乡丁及联保主任乖乖地举起双手。这次行动获枪17支，子弹14箱。 在独立的游击活动中，杨文翰游击队和按土地革命时期一样，时时外出打炮楼、打土豪、打乡公所，有时也组织群众抗租，其中某一时一事也为局部民众办了益事。但因行动很盲目，为国民党政府制造摩擦提供了口实。国民党省政府曾发布训令，指责游击队“昧于大义，不知幡然，改图执戈卫国，反有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 杨文翰游击队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脱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随着敌人不断围攻“清剿”，处境日益困难。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于1937年底，调集江西省保安九十四、九十二团和弋阳、横峰，德兴、乐平、万年、贵溪等县保安团、自卫团和民团壮丁，共约1.7万余人，于1938年7月对杨文翰游击队活动的三县岭、磨盘山区域进行大举“清剿”，结果，中共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中心县委和所属各县党组织及游击队大队只剩60余人。同时，因为游击队内部无法统一的思想，加上游击队斗争无规律，环境十分艰苦，不断有人离队下山。此外，敌人采用了重金悬赏(捉俘一名游击队员赏洋1000元击毙赏洋500元)，煽动群众，瓦解革命队伍，也给坚持活动的游击队造成较大威胁，游击队陷入缺粮断炊的困境。1939年2月，杨文翰率领游击队打了余江蟠墙邹家界。在返回途中，路经贵溪上吕家时，因有人私通敌人，遭伪省保安十六团及地方保安队200多条枪的伏击，伤亡很大，且主力被冲散。这样使游击队在磨盘山、三县岭一带来回奔跑半年多，也难站住脚。 1939年夏，这支游击队只剩40余人，被迫退回磨盘山，挺进德兴向皖赣边区转移，途经大茅山鸟凤洞、老鼠山，三十里长岗、鄣公山、怀玉山、舍会山等，辗转在江西的德兴、乐平、上饶、婺源、浮梁、鄙阳、都昌和安徽的祁门、休宁、泾县等10余县。开始，杨文翰等人也试图通过当地群众寻找新四军，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仍未得到消息，以后再也没有积极寻找，有时与新四军小分队在同一地区活动，也未接上联系。在此期间，游击队斗争时起时落，队伍时大时小。杨文翰游击队在皖赣边区游击4年时间，始终站不住脚跟。 在这险恶的环境里，1941年12月12日，杨文翰游击队印发《告工农群众书》，公开号召工农群众“大胆向土豪、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大胆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杨文翰游击队还印发了《告白区民团士兵书》，公开号召民团士兵“拖枪来革命，打死压迫剥削你们的万恶长官”。这显然也是违背194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的要求:“在友军中必须扩大交友工作，以便争取200万军队继续抗日。”1942年底，杨文翰游击队达到玉(山)德(兴)交界的大山、德兴大乌头，黄山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敌人派兵尾追游击队，又派人打人游击队内部，使地下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敌人还逮捕游击队员家属，进行迫害。 1943年3月19日，游击队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活动。这时队伍剩下20余人，游击队决定分兵两路。第二天，队伍至德兴八区发生了事变；游击队员邵恒竹叛变，开枪谋杀游击队员邵荷水，并到德兴八区向敌人告密。3月21日，敌兵把游击队包围，王荣贞、郑连凤、周有花、鲁德甲等同志逮捕入狱，余下的同志突围逃脱，折到贵溪大务源。杨文翰和炊事班长刘福喜二人翻下山崖，突围逃脱，率领一路游击队至三县岭。这时因叛徒告密，游击队又陷入敌兵包围。游击队被冲散，杨文翰左臂中弹负伤，逃出敌人的重围。 脱险后，杨文翰改名换姓藏身于铅山，失去组织联系，只好隐蔽待机而行。随后，装扮成卖牛贩子和郎中先生先后到贵溪、鄱阳潜伏。因敌人处处盘查得很紧，杨文翰只好返回弋阳。 1943年4月，杨到弋阳洋里姨夫汪克炳家里，取出过去埋藏在此的80块银洋托姨夫买枪。因其姨娘的女婿鲁冬狗(伪乡丁)告密，农历九月九日，杨文翰第二次到姨娘家准备取枪时，在姨娘家被敌人包围被捕杨文翰被捕后，押到弋阳县城关了20多天，敌人软硬兼施，以“优待”“高官厚禄”劝他自新，后又施以酷刑逼供，如踩杠子灌辣椒水等。可是，杨文翰丝毫没有屈服。 同年11月19日上午，杨文翰被押往北门鹅门嘴杀害。在刑场上杨文翰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不要难过，革命难免有牺牲，他今天杀了我，但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还要回来的”。最后，他高呼了“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杨文翰牺牲了，流散在各地的极少数游击队队员也停止了活动。至此，杨文翰游击队以失败而告终。 杨文翰游击队原先是一支很好的革命队伍，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指示，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得到发展壮大，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为党的事业和革命斗争做出了一定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这支游击队没有遵从党的战略任务的转变，脱离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结果不仅给党的革命工作造成损失，也断送了这支苦战多年的游击队。 杨文翰及其游击队为什么会失败?从客观上说，是因为敌人残酷“围剿”，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长期深居大山丛林之中，几乎与世隔绝，根本不了解外界形势变化，加之敌人常常利用叛徒进行诱骗，敌友、我情况复杂，有时还遭到敌人伏击。因此，杨文翰对外面进山的人都特别警惕，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包括对他的妻子王荣贞。王荣贞在山上找到杨文翰，杨把她放在一个偏僻的大山沟边暂住，并派人监视。当他对妻子的疑心消除后，就送她50元钱，动员她下山改嫁。妻子不肯，他又给100元，要她下山改嫁。他妻子仍不从，表示:“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我要死就死在山上!你们把我枪毙算了……”杨文翰才让她留下，单独放在一边，半年以后才让她归队。 但杨文翰等人主观上的错误，更值得我们研究探讨和吸取教训。 第一，杨文翰等对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缺乏认识，不了解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不了解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战略方针的转变。对于上级党组织几次派人前来进行动员教育，他们不相信，仍一意孤行。杨文翰等错误地认为实行国共合作，下山接受改编的是软弱投降的表现。于是他们仍抱住老方针、原政策不放，结果使自己脱离了党的路线，失掉了群众基础，陷入孤军盲目奋斗的绝境。杨文翰对人说:“既然国共合作，他们为什么杀方志敏?为什么还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 第二，杨文翰等缺乏组织纪律观念，在长期的游击斗争生活中滋长了单纯的军事观念和流寇主义。1938年春，黄道组织的弋、德、横中心县委地下组织与杨文翰地下组织发展接触到一块来了，但杨始终未与其主动联系。尤其是上级党组织多次派人来联络，杨文翰等人不相信不调查不分析，擅自将党派来的人枪杀。此外，当后期活动在皖赣边界，与新四军小分队有条件联系时，仍不积极争取党的领导，仍坚持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违背的政策策略，唯我独革。脱离党的领导，是游击队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三，杨文翰等忽视了在斗争实践中坚持学习，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杨文翰出身贫苦，是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老党员，有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有顽强的斗争意志和英勇的献身精神。然而，从他领导的游击队失败以及他所犯的错误中，充分暴露了他那种农民的小生产者落后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宽阔胸怀。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他只看到眼前农民遭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痛苦，看不清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造成的危险；只看到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性，看不清它迫于形势有暂时改变态度的可能性；只看到敌人利用叛徒进行欺骗破坏的复杂情况，看不到国共合作情况下我党有合法活动的条件；只能听相同的意见，不能听不同意见；只讲革命的“原则性”，不懂得策略的灵活性。所有这些，实质都是小生产者思想狭隘，目光短浅，主观片面的表现。 在赣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坚持八年游击战争的杨文翰游击队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赣东北地区的革命影响还是很大，给赣东北的革命斗争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亦很深刻。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曾在一个文件中说到:“在以黔县游击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祁门、休宁的游击战。进一步向赣之浮(梁)、婺(源)等地发展(这里主要是杨文翰部队虽受损失，但还有不少干部隐藏县民间，望设法并慎重联系)创造为第一个中心根据地”。可见，杨文翰游击队在赣东北革命斗争史上，仍不失为光辉的一页。 （作者李松和系原中共弋阳县党史办主任，陈家鹦系原中共弋阳县党史办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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