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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宏如老先生写的《霍岳老师小记》，一口气读了两次，字里行间充满了李老对霍岳老师的敬重和钦佩之情。霍岳老师以1949年为界，差不多一半的一半，他的一生经历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他的生活就是历史，他的一生就是传奇，无论是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无论是修学养身、坦然生死，只要你认真读完，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心灵的感触和深深的思索，甚者，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感谢李宏如老先生以平实的文字将一个我们大多人未知的繁峙奇人霍岳呈现给我们，供我们后代人了解、瞻仰！ ——编 者 霍岳老师小记 李宏如 霍岳老师是繁峙的好人、奇人、名人。 霍岳祖籍杏园乡岗里村。他父亲8岁时，祖父去世，家境特贫。他父亲出地 劳动时老是赤脚，舍不得穿鞋，因为没有做鞋的布料。冬天家冷缺铺少盖，冷得实在不行，在身上放一些锅拍子御寒。过去岗里村以编锅拍著称。锅拍是用高粱秆的皮编成的蒸饭用品。过去农村里家家使用大锅蒸饭，把锅拍放在铁锅与木头锅盖之间，起到既保温又透气的作用，使食物好熟。由于他父亲特别勤劳节俭，光景渐好，后来成了岗里村的小康之家。 霍岳于1900年生于这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8岁时上过一年私塾， 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七言杂字》《论语》《孟子》《中庸》等书，9岁因病失学，10岁时因村中没有教员又停学一年，11岁因其叔伯哥嫂吵嘴，嫂子寻了短见，娘家告发，引起官司。霍老师的父亲怕受牵连，引上霍岳及其兄在朔县、宁武、五寨等地流浪一年，12岁至20岁在家务农。由于他本人好学，又读了一年书，认得一些字，便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白天放驴时带上书，有空就看。晚上家里佛前有长明灯，趴在灯前看书。当时，他的外甥在县城念高等小学，受外甥的影响他也想去读高小。他已21岁，比他外甥大一岁。但他父亲不同意，理由是认一些字在农村就够用了，再去念书，恐怕书念不成，反而荒了身子误了种地。霍岳老师装病、罢工，争取读书。在其母亲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他去读高小。读了三年书，毕业后教了三年书。他父亲年老，种地也觉吃力，于是将家分开，让霍岳自种100多亩土地。他觉得雇人种地不合算，辞去教书，回家务农，直至土地改革。 在抗日战争中，他家里常住游击队员和党员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教员，1965年退休，1993年去世，享年94岁。 助人和爱书是霍岳老师的两大嗜好。农村里的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家具都买全，不免互相借用，霍老师就专门购置适用家具借给别人。他家里有锹镢斧头、碗筷碟盘、食盒孝衣、笸箩簸箕，样样俱全。光是吃饭的盘碗就有三四十桌（每桌十人），农村一般的婚丧宴请可以满足。自家安置碾磨，并准备簸箕等工具，磨面者只要赶上毛驴、驮上粮食就可以。秋天，村民收割庄稼时需磨镰刀，他在街上放两块大磨石，供人使用。如果遇到别人借的东西他家里没有，或者虽有件已被人借走，他就告诉借东西的人说：“别人借走了，明天再来取吧”。他就到城里买回来明天满足借者。原来走集体化时，农具大部分是集体购置，包产到户后，农民一时购置不全，霍老师就买了五六个铡草刀和许多和泥、搭泥用的齿钯、泥灰。有一次，一个外地养蜂的人来借几个背架。背架是背石头时使用的木制工具。此物人们不常使用，不一定有，结果没有难住霍老师，不仅有，而且有四五个。我问霍老师：“难道没有难住您的时候?”他说：“村里人们常用的家具大部分有。有一次有人担水的铁桶掉到井里（这里的井有五六米深），想借个打捞水桶的工具，这下难住我了，于是我买了三个铁钩子焊在一起，安了一个比井的深度还长的一个把子，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霍老师的第二爱好是看书和买书。他从27岁至48岁在家种地，每年秋收后 将剩余的粮食卖掉，拿出二百多元（银元）买书，共花三千元左右。买下多少书已记不清了，原有目录，已经丢失。大一点的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一套，500本，花款280块银元；《九通》一套，200本；《百字全书》八套，数百本； 《资治通鉴》两部；还有《十三经注疏》等。买书的渠道，一是通过“明善堂”。买现代出版的书，二是去一些破落的大户人家买旧书。在当时，是繁峙藏书最多的一家。他盖了5间比较大的房子，按照房子后墙的大小，做了一个书柜，书柜在室内安装，是一个整体，搬不出家门。屋内顶篷用木板制成（本地称养尘，一般用纸裱），顶篷内做了许多木制的书箱。 土地改革时，霍老师被定为富农成分，土地、房屋交给贫农团，分给了贫下中农。他的藏书，用胶轮马车拉到当时的县政府（砂河）。往砂河拉运时，要经过不少村庄，一些识字爱书者有的要，有的拿，越走书越少。最后这些书是怎样安置的未见记载。他家里已无财物，自觉无钱奉献，恐怕吃苦头，一天晚上逃跑到代县城。第二天走到街上，见书摊上有《中国人名大辞典》，他买了两本。每本1000多页，约二斤多重，背上书步行到大同华严寺。 新中国成立后，霍老师当了国家教员，他的工资除了维持简单的生活外，还是买家具、买书。到“文革”之前，他又买下不少书，见“文革”来势很猛，怕买下的书中有牛鬼蛇神，牵连本人的正常生活，便留下一部分自己认为没问题的书以外，利用做饭和晚上在灶膛里烧掉。他的书一般不出借，怕借出去丢失，因为与我是知己，我借过他一本《管窥录》，这是一本小书，据说是清代一名县官写的，内容是对一些事物的感悟。说来也巧，怕啥遇啥，统战部一位同事看到此书很感兴趣，便借去阅读。我以为这位同事是个细心人，不会丢失，结果被人偷走了。我深知此事不好向霍老师交代，但不好交代也得交代，当我向霍老师说明情况后，他虽然没有说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很痛苦、很不高兴。当我再次去他家时，他在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只借不还，再不出借”八个大字，放在显眼的地方，我知道这是针对我写的。为此事我也很内疚，使我终生难忘。 霍老师的记忆力很强，他读了不少书，凡读过的书，都能说出是哪里出版，作者是谁及书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县文化局收集善本书时聘他为顾问。 我与霍老师不仅是同乡，而且是邻村，他出生的岗里村与我村相距八里，土改后他迁至小砂村，离得更近。我从小就常听有关霍老师的许多逸事传闻，在小学念书时又常见其人，因为他当时在大砂村任教，和我村是一个乡，同一学区，老师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互相检查、观摩，他多次到过我村的小学校，但因年龄悬殊，没有交言往来。自1983年以后，我在县统战部和政协委员会工作， 他是政协委员，交往才多起来。他的形象和服饰，在我的印象中，和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不留须发，冬天穿一件有大襟的棉袄，夏天穿一件对门中式大褂。不论是单衣或棉衣，他的上衣特别长，像一件短袍。他身上老挎着一个长布袋，里面装着钢笔、抄本和吃饭的碗筷，还有针线、顶针、布头等，以便人们用时应急。他吃饭的碗与众不同，是一个较大的木碗，像和尚吃饭的钵盂。他退休以后，出门时就很少带此碗了。他不仅外形像个和尚，他的生活习惯也像和尚，而且比和尚还和尚。他一生不吃肉，也不吃葱、韭、蒜，烟、酒更是不沾。但他既不是佛教徒，又很少与和尚、居士往来。我问过霍老师，他说从小就不吃，不是忌口。这大概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父亲信清佛道。 清佛道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供奉孔子、释迦、老子，信奉佛教的杀盗淫妄酒五戒，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教的金木水火土。劝人吃素不吃葱韭蒜，行善事，爱惜字纸。大致在清朝同治年间传入我县。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这个教后来分成乾元堂、西华堂、万全堂三个派系。这三个派系先后都传入我县。 西华堂在县城创办了“民善堂”，又办起了“养生堂”，还创办了我县第一家书铺，经营纸墨笔砚，后置产于现在县医院前面。霍老师于1931年曾参与了 书铺的工作。可见霍老师好善乐施的性格和他的生活习惯，是从小受其父母影响而形成的。 我曾问霍老师：“您信不信因果?”他说：“信”。他又反过来问我，我说不信。他接着问为啥不信。我举了些好人没好报，坏人活的好的例子，故意难他。他说：“你不信，我信。我一生就是沾引故好事的光。如果我不是做好事、善事，土改这一关过不了，跑了不见得没事，能不回来吗?回来照样过不去。而我回来 闲住了半年，在赵子普、康治民等人的帮助下，还安排了工作，当了教员。” 霍老师的家在小砂村旧村西边。大门外有一盘碾子，是供人们碾米用的。大门不大，也很破旧，是两扇木板门。门板上用白粉笔写着：“我在你不来，你来我不在。”如果门未上锁，说明人在家。门上穿一孔，孔内有根铁丝，铁丝外端拴一根小木棒，铁丝的另一头直通卧室屋檐下的铁铃铛，用手拉动铁丝，檐下的铃铛发出响声，霍老师便出来开大门。大门里面用门闩插着，他耳聋，外边叫不应，用土办法当门铃。一进大门左边是一盘大石磨，现在有了电磨，用石磨和石碾的很少了。他的院子不宽，东西约10米，南北较长，约20余米。北面有三间 博碾的很少了。他的院子不宽，东西约10米，南北较长，约20余米。北面有三间小瓦房，就是他的居室。在院子中间又盖了一间南房，与正房相对，把院子分成里外两院。这一间很简陋，石灰屋顶，没有门窗。霍老师说，这是为他死后放棺材建的（这一点孩子们未听他的话，他的灵堂设在他住过的北屋）。在谈及他的后事时我问他，您以后用不用和尚超度?他说：“不用，他们连他自己都超度不了。”当地有用和尚诵经、奏佛乐超度亡人的习惯，其实有些人家用和尚也并非真正想超度，而是讲排场，图热闹而已（霍老师去世后未请和尚，只吃素席）。霍老师说：“我死后与我的妻子一块安葬。”他妻子在东北女儿家去世后，在当地埋葬，过了数年女儿将母亲的遗骨收起来放在一个木箱内，带回小砂村，放在 霍老师床下，已经好几年了。我也见过这个木箱，但不知道装着什么，听他说了之后，我才觉得霍老师确有与别人不同之处。 有一次我去霍老师家，中午时，霍老师非要留我吃饭不可，盛情难却，只好留下。霍老师一生爱吃糖，爱吃黄米糕，蔬菜爱吃茄子。他平时大多数是黄糕蘸白糖，这是他的主食。今天也是吃糕，但不是现蒸的，他先在锅里熬一些土豆之类的菜，菜熟了以后，把昨天蒸的糕切成片，放在菜上面，糕热了之后就可以吃。他还风趣地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称此饭为“熬糕”。“熬糕”与“鳌高”谐音，“鳌高”在当地是指有出息、有前途、能高升的意思。一般是在说贬义词“不鳌高”时用的。 霍老师除了藏书看书、出借家具外，还常与我县的梁膺庸、江静波、张策、于寿康等革命老前辈往来。 与梁膺庸的关系。梁膺庸，华岩村人，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代部长。霍老师25岁时在华岩村教书，梁膺庸当时叫梁德仁，是四年级学生，自此结下了师生 之缘。后来梁膺庸参加革命工作，曾介绍霍岳去延安工作，霍老师因留恋农村小家庭未出去。1954年，霍老师的二儿子钟秀得了病，需在北京治疗。在梁膺庸 的帮助下，霍老师的儿子才入了院，梁还经常去医院看望。在医院住了一月左右，儿子病稍好，梁又将霍老等接回机关招待所住了一个月，病方愈。梁在任化工部第一副部长时，还经常与霍老来往，有时给霍老捎点吃的，霍老的儿子去北京总要看望老梁。1982年，梁回繁峙时，又亲自到小砂村看望了霍老师。只有一年 的小学师生情，能得如此深厚，现在的人是办不到的。 与江静波的关系。江静波，原姓姚，杏园村人。江于山西师范毕业后，先在岗里村教书，当时他头戴礼帽，身穿大衫，手提一个马蹄表，炕上铺着毯子，经常看一张北京小报，很有派头。因霍老师有一定文化，便交了朋友。后来，江参加了革命工作（参加工作后改姓江），担任抗日支队连长，人称江连长，常活动在岗里村一带，曾在岗里村西、木角村东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江连长胜利了。这期间经常晚间来霍老师家食宿。直至后来江静波当了师长，也常有书信与霍老师往来。1980年江回老家时，还专请霍老师就餐。 张策县长住庵窝。霍老师说：“在岗里村，我算是富裕点的人家，院子比别人家的大，房子比别人多。在抗日战争中是个常住人的地方。抗日游击队住、敌人也住。当时，岗里村处于敌我之间，白天是城里的敌人来村里偷鸡摸狗、要钱舞粮，大部分是村里的干部负责招待，也在我家里吃喝。晚上是八路军下山来村里了解情况，吃饭、住宿、开会。我家是只管吃住，两方都不向我打听对方的情况，但我心里有点害怕，怕汉奸告诉城里的敌人，于是我在村南的山坡上半挖半搭，建了一间庵窝，作为安身之处，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家里留着我妻子照应。吩咐她八路军来了要吃好，该缝补的衣服要缝补。有一天，繁峙县县长张策，还有梁富山、杨在林等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在我的庵窝里住了一夜。另外，时任县长于寿康同志，还在霍老师家住过一夜，具体时间己记不清了。” 霍老师的性格刚直，教子严厉，诚信守法，说一不二。他曾对长子的学习要求苛刻，对妻子态度生硬，致使妻子晚年随女儿生活。 霍老师晚年对他的不足之处有了悔悟，从他的自撰挽联中可以看出。在他80岁以后，就自己写好挽联，他去世后，子孙们尊嘱用了这些挽联。挽联具体 如下： 一生功过到今日只凭阎君判断 终生是非在此时任由世人评说 横批：脱离苦海 （灵棚楹联） 生老病死谁能免不必悲惨 悲欢离合人都有任其自然 横批：无须伤悲 （二门对联） 不求亲眷属哀哀切切表孝道 唯望儿孙媳世世代代当好人 横批：视死如归 （院门对联） 家庭别没桂念遗憾未教儿孙 世界并无留恋只恨没做好事 横批：黄粱梦醒 （街口搭的吊唁牌楼对联） 我看了此联的“……只恨没做好事”一句，问霍老师，您做了几十年好事，为啥说没做好事。霍老师说出了对妻子、大儿子的愧疚。这既是他谦虚和善行无尽思想的表现，也是发自内心对妻子和大儿的忏悔。 霍老师晚年，因大儿子少亡、妻子早逝，二儿在外工作，他一个人在小砂村生活，二儿媳每年利用寒暑假期回来服侍一段，并陪霍老师过年。寒假期间二儿媳要把第二年前半年所用的衣服、被褥拆洗干净，把半年所需的米面准备好，而且把米中的砂子也捡干净。暑假期间同样把下半年的准备好。我看到之后很受感动，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孝敬的媳妇，实在太少了!我想，这大概就是霍老师讲的因果报应吧。 在霍老师身上还有一个奇迹，他九十岁以前没有得过一次感冒，没有吃过一片药物。1989年1月，按公历他已九十岁，按农历八十九岁，我去看望他时，我有点感冒、流鼻涕、打喷嚏。他见我有点难受，便说：“我从来没有得过感冒，不知感冒啥滋味。”我问他是否得过别的病，吃过药，他回答说：“我连一片药也没吃过，9岁以后没有病过。就是那年在乡里吃饭时，人们硬叫喝了一盅酒， 回来难受了一天，只是觉得头痛，没有吃药。”真是奇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他从不有意跑跑跳跳锻炼身体，又不十分注意卫生，竟然有这样好的体质，其中有何奥妙，不值得我们去探讨吗?我想大概与他的道德修养和生活 习惯有关。这也是个因果问题，但愿因果不爽，如影随形。霍老师于1993年去 世于大同二儿子家里，将尸体运回繁峙小砂村安葬。时值盛夏，天气很热，放了九天出殡，我在第八天看他的遗体时，他的面色红润，没有消瘦，和平时睡着一样，非常安详，这也是很奇特的现象。 霍老师的二儿子——霍钟秀，大学毕业，原大同市卫生局局长。孙子兴国、 兴华、建华，也都大学毕业，现已事业有成，且居家和谐平安，可谓祖德庇荫，善有善报啊! 霍老师晚年与我接触较多，关系甚密。他的为人和言行，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在我调查县内文物古迹时，我曾多次向霍老师请教一些不懂的词语、历史典故和人物故事，我为我县有这样一位老人高兴。霍老师的去世，我感到非常失落和惋惜。我早就想把我知道的霍老师记载下来，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也想起到敬贤启后之目的。今天终于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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