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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东方 关于茅盾文学奖，第一个疑问是怎么得奖的都是作协主席？答曰写得好的人才能当作协主席啊，所以得奖的就一定是作协主席了。 这个回答貌似有理，实际上却也漏洞百出。写得好和当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何况还有一些写得好的人退出了作协乃至不加入作协。除非将奖项本身直接理解成只给予作协会员，非作协会员没有资格获奖。这一条大约是潜规则，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至少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不在作协里当官就不会获奖的状态，算是评奖体制的一大特色。 按照这个逻辑，最大的作协主席却好像已经不宜获得此奖，所以就让各省的作协主席轮流得一得吧，这毕竟是一个官位系列的社会结构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是有浪漫与甜蜜气息的文学，也不可幸免。 得奖必须是圈子里的人，必须是小圈子里的人，必须是关系中的人，这应该都是这一评奖潜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获奖不获奖不闻不问的作家是很难获奖的，只让作品说话的作家是很难进入小圈子的法眼的。他们会自然地将这种只让作品本身说话的人认定为牛，认定为对他们一伙人的不够尊重。而那些跑小圈子跑得很勤的人，也未必这一次就一定能得，一个是这其中还有个远近亲疏的问题，另外就是因为僧多粥少，排队还要排上相当一段时间吧。 第二个观感是即便像刘亮程这样过去以描绘大自然为主调的作者，其得奖的作品《本巴》也变得充满了概念，充满了生搬硬套的民间传说的枯燥对话和生涩语句。在文本上，没有了温润的描写和源自自然中的感受的实证刻画，而尽是你说、我说、他说之类完全失去了丰富背景的僵硬对话。或许他认为这样才深奥，才有被评奖的资格吧，那些只写花草树木、高山大地的作品，在小圈子的评奖机制里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为了得奖而写作，这竟然也成了曾经因为作品的独特自然气息而引人注目的作家，与《千里江山图》那样明确就是为了得奖而预设的创作一致的可疑倾向。 在没有高质量作品的当代文坛，何以一定要矬子里拔将军，一定要让一些人的作品获奖，哪怕再鸡肋、再不如人意也一定要满满的五个作品获奖，是随之而来的第三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一个奖项有五个作品同时获奖，这也是我们的评奖平衡学的创造，利益均沾，多多益善的原则就在于这样指标的无限扩大之势中。 第四个感受是，一个奖项，没有高质量作品支撑，一次两次两次三次下来，就把这个奖本身的美誉度给彻底毁掉了。除了得奖者本人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尤其是普通读者不再关心。我这样说三道四，实在也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注意到而已。 一个国家的文学大奖，作品读起来不让人肃然起敬，不解渴，不够味儿，不能沉浸到文学之为文学的质朴与实证、浩渺与深邃、高蹈与浪漫之中去，这终究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当然，相对于诸多类似领域里的成就状态，这也许并不足奇，甚至是整体状态的一种自然表现，可还是使人在失望之余不得不重新将眼光转向符合上述优秀特征的好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去。英美法之类传统的文学大国优秀作家层出不穷且不说，国家不大民族历史坎坷的波兰的大作家托尔卡丘克，地处天涯海角的南非大作家库切，也都让人百读不厌。他们坚韧的探索精神和远远地超越于眼前功利的写作状态，都更令人信服，都能给人以更多的文学陶冶。他们是文学这种终究属于全人类的财富的纯正薪火传人。 关于得奖人数很不少的鲁迅文学奖，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某位作协主席因为一直奉行所谓文本出发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写出来的东西谁也看不懂，所以很难获鲁迅文学奖。这一次突然写了一个政治正确的纯粹现实主义短篇作品，果然立刻就得了鲁迅文学奖。虽然略显突兀，想一想也就可以明白了。 另外一个印象是一些得过奖的人在主席台上就座和说话的时候的姿态。那显然是一种得过奖了的姿态，虽然张口闭口也是说一切以作品说话，但是洋洋得意之状还是难以掩饰的。 如果说一般人不大能看得清楚，那去看其文章，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比如有一位得过此奖的男性作者，就在散文里说他们几个人出去到山里捡石头的雅事。其间赫然有这么一句：同行者有曾任作协主席的著名诗人、有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某某奖得主、有副厅级而主持厅级工作的某领导，云云。当然没有说出来的一句就是，自己也是某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名号才足以显示这一群捡石头的人之不同凡响。有如此文化水准或者叫作社会心态的人，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来，着急得奖是为了有资格去捡石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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