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的热度降下去有一阵子了，但我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不是为这部电影担忧，而是为这部电影造成的后果担忧。担心有些人将似是而非当作确凿无疑，更担心影响李白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然而，或许我的担忧也是多余的，李白本人倘或在世不在乎，他的性格决定了这一点；某些浑浑噩噩的人也不在乎，他们的性格也决定了这一点。唯有我，多余地担忧着，生怕在浩瀚的夜空中，人们看不见太白金星。对于李白的生平，之前有过多番探索，愈探索愈觉得其人传奇，然这传奇竟然实有其人，于是便愈加钦佩。只能说，仙而人者，实无其匹。但我似乎也不能怪那些轻信捏造的人，毕竟九年义务能普及的东西实在有限。何况人之贤与不肖各有其禀，岂人力所能为。
近来，因着某种原因，也对苏东坡的生平有了一些了解，忽然有了一些感悟。论理，李白和苏东坡，虽然都是文坛佼佼者，但一个生于盛唐，一个生于大宋，加之两人诗词风格不同，性格不同，好像相似点很少。非要说相似点的话，那就是都带点儿仙气。不同的是，就像叶嘉莹先生说的那样，李白是仙而人者，东坡是人而仙者。虽然有仙气是好事，但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无法像常人那样庸庸碌碌，平平顺顺，而是充满了坎坷。至于他们是如何坎坷的这里就不说了，只能说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则有各种各样的不幸。李白一辈子都在追求建功立业，最终却陷进了功业的泥潭里，差点儿没有出来，成为“世人皆欲杀”的所在。有人说他庸俗，我偏觉得高尚。这是因为他所追求的“功名”，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荣华富贵。他崇尚的是鲁仲连和谢安那样的人物，常常幻想自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他名声实在太大，反被名声所累，成为他人利用的棋子。而且“事了”不但无法“拂衣去”，还差一点儿掉了脑袋。李白固然自信满满，可孔子又何尝不是？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可不也是那个如今被捧成“圣人”的人。感觉理想主义者都很像塞万提斯创作的人物“堂吉诃德”，一个希望重建传统秩序的人，即使拼得头破血流，注定也只能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脚没法儿落在地下，希望以一己肉身做那个天选的救世主，全然不顾命运的安排。
苏东坡倒是脚踏实地了，可也是命运安排的。他很不幸，摔倒得比较早，见识到“世人皆欲杀”的场景也比较早，而且一路跟蹦极似的侥幸活了下来。只因为他起点太高，于是摔得也最惨，被迫从庙堂之高摔到了江湖之远，摔成囚犯，摔成农民，摔成厨子，摔成赤脚医生，摔成流浪诗人。但他及时修炼心性，安然踩过命运给予的一个又一个水坑，遇到命运的馈赠却全然不敢接受。高太后喜欢他，想提拔他，他却不停远躲。然而命运的馈赠还不曾到达，惩戒却又接踵而至。这不，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怪不得去世前他曾写《自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想来，向来生性乐观的他在此刻达成了与命运的和解。原来，他的功业注定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这是两个失败者，也即通常意义上的loser。可是，那也只是在传统意义上。要知道，人生重在过程，有时候你以为的灰暗时刻，也许在后世中都充满了高光。文章憎命达，没有李白的失意，我们不知道盛唐气象如此流光溢彩；没有东坡的失意，我们不知道大宋词坛如此千帆相竞。魏文帝曹丕不也说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千百年过去了，那些斜肩谄笑者，那些栽赃陷害者，那些荣登高位者，又有谁记得他们？即便他们曾经煊赫一时，但也只是一时。诗人倒是一时失败了，但也只是一时。而他们让人铭记的，却是千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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