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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的作者，著名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认为，成就最佳的画作和历史著作的方法论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继承了麦考莱的著史传统，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雷颐，他为读者“窥见真相的全貌”的方法是“切片式观察”——′ 切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例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薄而小。他所观察的时段，是1900年的中国，他的著作，就叫《中国切片，1900》。 向十一国宣战 慈禧究竟怎么了？ 1900年的庚子国难，是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话题。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向十一国宣战？这桩历史悬案，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慈禧疯了。 然而，一旦细究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对于慈禧，人们一般都有两种误解： 第一，大家都说慈禧是个糊涂的顽固派，但实际上，慈禧对各种改革都是大力支持的——无论是1900年之前的洋务运动，还是1900年之后的立宪运动。可见，慈禧并非是一个冥顽不灵的顽固派。 第二，大家都说慈禧是一个庸碌之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慈禧执政46年，这46年，中国遇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尽管慈禧未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但是毕竟大清朝没有亡在她的手里，说她是庸碌之辈，显然站不住脚。 很显然，把1900年看作一道分水岭，为何慈禧太后此前不糊涂，此后不糊涂，单单1900年就糊涂了呢？ 历史学家雷颐在《中国切片，1900年》一书，以庖丁解牛的方式，通过几枚切片的病理学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表面上看，1900年的慈禧是愚蠢的，冲动的，但实际上，慈禧做的每一步都没有错，只不过，她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个人权力。 第一枚切片： 光绪被软禁在瀛台 雷颐老师在《中国切片，1900年》一书中，选取的第一枚切片，就是“光绪被软禁在瀛台”，这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反映了一种重大的政治危机，那就是“母子一体政治结构”的破产。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慈禧与光绪正式破裂。在此之前，大清最高皇权的运行机制是“母子一体”，具体而言，就是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可以正常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处理完之后，需要慈禧太后把关，也就是“事后监督权”。毕竟皇帝还年轻，需要一个老政治家把关，掌舵。 然而，百日维新后，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公开化了。由此，皇权中枢就出现了两个中心，两个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符号，一个是太后，另一个是皇帝。当裂缝出现时，自然会有苍蝇紧盯那个有缝的蛋，这就为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此时，摆在慈禧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路：让光绪皇帝下罪己诏，然后接着当皇帝，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养老。 第二条路：废帝，慈禧太后重新选择一位皇帝。 然而，这两条路都走不通。 第一条路走不通是因为，政治符号一旦分裂，大量政治势力就会据此大做文章，例如，康有为在海外奉衣带诏，号召天下起兵勤王，而地方上的官僚和西方势力，一旦对朝政不满，就会动辄攻击慈禧，进一步加剧分裂。 第二条路走不通是因为，另立皇帝，只能从下一代中选择，一旦小皇帝继位，慈禧就不是皇太后，而是太皇太后，历史上从来没有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这对想要继续掌权的慈禧而言，是极端不利的。 在传统皇权社会，一个集权者一旦把权力交出来，可能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因此，慈禧别无退路，必须死死地把光绪握在手里，所谓的“太后临朝训政”，就是太后和皇帝同上班、同劳动，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下了班皇帝回瀛台睡觉，老太后也不能离得太远，生怕皇帝脱出掌握，成为反对派手中的旗子。 可见，百日维新之后，整个朝局其实很难维持平衡。导致后来的八国联军战争的第一波势力就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端郡王载漪为代表的近支亲贵。 第二枚切片： 立大阿哥溥儁 雷颐老师在《中国切片，1900年》一书中，选取的第二枚切片，就是“立大阿哥溥儁”，这件事情，标志着满清贵族内部极端保守派的粉墨登场，这为满清和洋人彻底撕破脸埋下了伏笔。 1898年4月，著名的恭亲王奕訢去世。不久，载漪被封为“端郡王”，大部分载字辈的满清皇族就围绕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势力，要开历史倒车的“满清极端保守派”。 端郡王载漪认为，洋务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了，要挽回颓势，就必须回归老祖宗之法，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诉求，其实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溥儁，取代光绪。 虽然都是对光绪不满，但是端郡王对光绪的不满，和慈禧对光绪的不满是两回事，慈禧反对是说他不行我得干；端王载漪说的是，他不行，让我儿子干，这就是我们通常熟悉的那个句式“一个反对，两种解释”。慈禧与端王的根本性矛盾，可见一斑。
由于端王势力极大，慈禧太后为了对抗端王，起用荣禄重掌军权。戊戌政变后，荣禄的武卫军建立了，其中主要领导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而这支军队成为拱卫慈禧太后的中坚力量。 尽管如此，为了安抚端王势力，慈禧依旧宣布“立大阿哥”。1900年的1月24日，慈禧下诏，立溥儁为光绪皇帝的大阿哥，几年之后的大年初一，大阿哥要代替光绪皇帝去奉先殿行礼。这似乎意味着，溥儁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 此时的端王载漪，兴奋不已，立即给各个政治势力发请帖，其中必然绕不开洋人。但是，各国公使没有一个人回应端王，甚至连个回帖都没有。 是的，就是洋人傲慢的态度，导致端王和洋人彻底撕破了脸。荒唐的义和拳乱、庚子国变的历史大变局，缓缓拉开了帷幕。 第三枚切片： 慈禧太后不再围剿义和团 雷颐老师在《中国切片，1900年》一书中，选取的第三枚切片，就是“慈禧太后不再围剿义和团”，这件事情，其实反映了，慈禧貌似大权在握，其实万分危急。 其实，中国政治那么复杂的博弈，洋人是不懂的，他们的思维很简单，他们只知道，光绪皇帝是搞改革的，我们就应该支持光绪。所以一直派医生去给皇帝检查身体，就怕哪天突然说皇帝驾崩了。 对于外交，这帮公使也非常不专业，端郡王，是大清国掌权的实权派，人家给你发请帖，你连回帖都没有，这根本就不符合外交礼仪。 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很快蔓延整个北方，并打死了几个外国使节。对此，慈禧、端王和洋人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于端王而言，他的思维很简单，扶清灭洋，杀洋人，最符合我的心意，所以这是义民，这是朝廷应该依仗的一支力量。 对于慈禧而言，就是典型的皇权思维，“扶清灭洋”，呸，我要你扶保？你们都是乱民，这是打骨子里的一种厌恶。起初，慈禧的计划是调集部队，剿灭义和团，痛下杀手。 对洋人而言，很简单，既然杀了我的使节，那就必须严惩凶手，但当时清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去镇压气势汹汹的义和团，于是，洋人声称：“如果清政府无力围剿，那我们就要亲自出兵围剿。” 历史的拐点，出现在1900年5月29日，义和团占领了北京附近的丰台火车站，不仅烧毁了火车站，还杀死了四十几个洋人工程师。 此事，让洋人下定了决心武装干涉。在北京东交民巷，大炮都已架起，皇宫也在射程范围之内。几天后，八国联军也已经整装待发。 这个局面一出现，慈禧可就真为难了，她最担心的局面，就是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已经母子反目，但仍要保持母子一体的假象，骗局无法持久，尤其是洋人反复表态，他们支持光绪。 此刻，洋人的军队已经出动，慈禧最害怕的，不是丧权辱国，侵犯主权，而是害怕洋人出兵支持光绪。为此，慈禧命令荣禄立刻将围剿义和团的军队撤回，以提防洋人。此时此刻，受客观形势逼迫，慈禧根本就不能对义和团动手。 在雷颐老师看来，慈禧的处境是非常微妙的，虽然她握有最高权力，但是她的权力的安全性是最差的。表面上她拥有最多的帮手，但是本质上她是一个孤家寡人。 庚子国变背后的残酷逻辑： 慈禧并不愚蠢，而是精明 以往，我们看庚子国变，都认为是慈禧老糊涂了，极端排外，误信了义和团枪不入的邪术，想利用这些人把洋鬼子赶下太平洋，一雪几十年来的国耻。所以老太后才在同一天向所有的邦交国宣战，干了一件鲁莽而愚蠢的事。 但是，通过《中国切片，1900》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慈禧太后一点都不蠢，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但关键问题在于，慈禧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不一致，国家的危亡祸福跟她有关系，但是没那么大的关系，她最看重的不过是自己的权力——所以对于慈禧来说，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历史格局定格在当下这一刻，谁让它动，我都要尽力反抗，这就是她的心态。 宣战前夕的局面，很明显，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历史舞台上还有其他角色，他们是各有目的，各怀鬼胎，是共同推动格局往前演化，这个演化是谁都控制不了的—— 随着洋人即将进入北京城，慈禧怎么办？她将面临着丧失权力，身首异处的绝境，此时，她祭出了大招，向洋人宣战。 她要把所有的人都绑上这个战车，不是我老太太跟洋人为难，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在和洋人打仗，这是个人利益上升到国家意志。 1900年的6月16日到19日，慈禧连续四天召开御前会议，什么意思？就是在京的所有高官，从军机大臣，到王爷、贝勒，到各部的尚书、九卿全部参加，这是一百多个人，大殿里都站不下，都一直站到了门外。慈禧此意很明显，就是让满清统治集团都跟我绑在一辆战车上。 在开御前会议的时候，当然就有人反对打仗了，一共是五个人，开腔反对。这五个人他们的名字特别值得我们记住，这当时还有一线清明，对国家负责任的人。他们是袁昶、徐用仪、许景澄、联元和立山。 但对慈禧而言，这五个人既然你要主和，就是不愿意跟洋人打仗，那么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处死。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被难五大臣”。 那么剩下的大臣，在开御前会议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宣战，所以将来战败，洋人要开追究战犯的名单的时候，名单上有谁，我就替洋人杀谁，杀到最后才轮到我吧？所以你们全部是我的人肉盾牌。 所以，所谓的“宣战诏书”，本质上就是一根绳子，把所有人捆在一堆，老太后站在正中间，最安全的就是她。她通过这一招把自己和光绪的矛盾，自己和洋人的矛盾上升为整个民族、国家和朝廷，和洋人的矛盾，从而保障自己的至高权力。 所以，整个庚子国变，以前我们看到的是愚蠢，是冲动，但实际上呢？慈禧的终极目标根本就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这就是传统皇权政治的残酷逻辑：为了个人权力，国家，民族，百姓都可以是祭坛上的贡品。 晚清所处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温晚清的这段历史，只因剧变的时代，亟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成事智慧。因为历史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开放还是闭关、强硬对待外国还是软弱让步、如何在全球化市场中对自身进行定位等问题，仍然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而且没有正确的史观，大灾难绝不会带来大觉醒。因此我们必须跳出自身，用超脱的眼光看中国，从而获得真知。历史在哪里扭曲，就在哪里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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