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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光理论 二、夜宿星空 三、买报租房 四、打点吃住 五、节省用度 六、教会活动 七、宗教浸润 八、干姐荐工 九、零敲碎打 十、三大法宝 一、三光理论 该来的总会来，一味的逃避只能更加诠释软弱。谁能了解我心底那抹带伤的忧郁，没有颜色。 1989年5月19日，我和邻居何国雄，骑自行车到人民广场附近的中国人民银行，邮寄了申请材料并汇款。11月底，等来了澳洲方面的签证。
出国时的悲壮 当时，按规定，必须申明每个人的出国目的。 我给澳洲驻上海总领事馆写的入学理由是：我所教的大学历史教材中缺少《澳大利亚》这一章，希望在澳学习、研究以后，补上这一章。 这种理由，澳方听了，一定高兴，也是我的本愿。用当今的话说，叫“初心”。 当年赴澳大利亚，悉尼或墨尔本要准备五万多元人民币，而堪培拉只要三万出头。 照这样算来，不管是去哪个地，每个人都得背上26—44年的债。那时，我在大学的工资（包括米贴）为人民币94元，30000÷94÷12=26；50000÷94÷12=44。94是我月工资，12为月份。 那时，传统保守的家庭是决计不敢和这个天文数字较真的，只有在满打满算地知道去澳洲一定能挣到钱的前提下，才会半推半就地给子女以放行。 于是，我不得已选择了赴堪培拉的语言学校，因为如若失败，损失最小。 别小看了这三万多元钱，那是我向同行17个人（22个人次）筹集而来的。因为当时大学教师相对贫穷。按规定，中学教师可以通过创收，增加10%工资，而大学教师的薪水是“赤膊”的。 1985年，我从西藏民院回沪的时候，学校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出台，原本热水不用付费，现在要交钱了；原本洗澡不用交钱，现在要付费了。 害得住校老师学得一手偷电的本事，就是每个月抄表以后，把电表上的一个搭扣松开，不让走针。不然的话，冬天朝北的教工宿舍晚上相当寒冷，只能把当时还比较流行的分拆式电热杯的电炉插上，很费电。 如果诚实缴费的话，恐怕半个月的工资就要被算计进去了。况且，学校方面已经说了，结婚户要五年以后才有分房的资格（仅仅是“资格”而已！）。 当时青年教师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这个叫“福利分房”，福利分房的依据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双职工等综合评分，论资排辈。 住集体宿舍，仅一个人吃饭就要75元朝上，工资近80%都占去了，还不敢放开胃肚。其他“老师大”都也相当窘困，因此在我出国筹款这件事上，再要好的老师，都只能借我500元。 然而，有一点让我意想不到，就是大多数老师都支持我出国。这里面，寄予了他们对年轻教师的希望，也有对国家既定政策的不满。 据学校领导说，当年“光”（北方话似应为“仅”）出国的、“光”赴澳大利亚的、“光”青年教师，就有40多位，形成“三光理论”。 钱投出去了，还有等待护照的烦恼。当时，由于搞了一个出境卡A类和出境卡B类，以严格管控不当人员跑到国外。出境卡A类是初审，B类卡到手才能真正放行。每个人都担忧着，过往政治上有没有做过出格的事，以顺利到达B。
等待护照的烦恼 二、夜宿星空 12月29日，背离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望着与母亲依依惜别而自知今生可能再也见不到她的预感，毅然地告别了上海的家，踏上了赴南半球最大的岛国——澳大利亚的行程。 飞机途经香港，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终于降落在悉尼。那时，香港的飞机上可以抽烟，我在舱室中间抽着一支又一支。同一飞机上，大多数也是转道香港赴澳大利亚的，与同是天涯沦落人聊天，可以缓解对澳洲未来的焦虑。 一下飞机，众人行色匆匆，挎着大小行李，一直往汽车站走，不朝两边看，仿佛前面有一个个工作岗位正等待着第一个拔得头筹的人；行动慢的话，就要被别人抢走。 整个下飞机、经海关、提行李大约40分钟时间；而到长途巴士的路只有短短的十来分钟，但当时大家都像抗震救灾的大兵出动那样，气喘吁吁，汗流满面，饥肠辘辘，步伐急促。 突然一阵目眩，我失去了知觉——昏倒了。 醒来的时候，但见机场服务员用推车推着我前行。 我知道：那是疲劳而又负重的结果，因为我的牛仔衣内里用毛巾加缝了好几个兜，左边两个，右边两个，背后一个，口袋里装着《新英汉词典》、《汉英词典》和我在中国发表的十来篇论文的杂志。 把这些东西装进衣服内，就可以免得随身行李超重。可是，书的份量是挺沉的；加上穿着的那件厚实的牛仔衣，整个人的自重怕是在200斤左右呢！ 我没有预付学校接机费，这笔费用要50澳元，相当于320元人民币，合我三个多月的工资。 而我整个出国盘缠仅为身上所带的外汇管理局规定的40美金，其他报名费、学费、医疗保险费和暂存学校的生活费，都是以9:1的人民币从黄牛手上换来的，交易地点在江苏路，用得一点不剩。 又经过了四个小时的兴奋和颠簸，我们一车人到达了首都堪培拉，时针指向夜晚11点，四周什么都看不见。 “到哪里去寻找住宿呢？” 长途巴士终点站旁边正好有一个Motel(汽车旅馆)。进去一问，方知一天的收费是90澳元，可我哪里付得起这个租金呢？正好，等待投宿的人群里看到有一个和我一样陷入窘境的同学。 经打听，跟我还是去往同一个学校的，姓肖，名晓光，来自安徽的一个学音乐的老师。于是我们相约走进这家没有门栏的Motel后花园，在草坪上和衣而睡。 那天是12月27日，望着圣诞节南国天空的点点星光，和仅一窗之隔圣诞树灯光的一闪一闪，我们都陷入了沉思。言语中，两人都带着某种伤感，分别憧憬着未来澳大利亚的路，还有怎样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呢？ 三、买报租房 第二天一清早，借着旅馆厕所匆匆洗漱后，我出门买来一张《堪培拉时报》：悠悠万事，找房居住是第一要务呀！ 报纸上招租广告用的都是缩略语，很难看懂。后来知道：在一张分为八栏的报纸上，登一行文字，六个澳元。大学时代，我曾经获得校文科英语竞赛第一名，凭我的揣摩加词典，还是找到了在堪培拉国立大学边上的Flat(单元楼)，两房一厅，不带家具。 那时候，来澳的人络绎不绝。我自然担起了二房东，很快就招满了五个人，三男两女，周租13元，比起别人家动不动30、35澳币省多了。
初到堪培拉 澳洲物业广告、招工广告的缩略语，往往断文掐字，如：kit=kitchen (厨房)，balc=balcony(阳台)，stn=station(地铁站)； 而且澳洲英语还把某种传统意义上的低下职业体面化，将“焚尸工”美其名曰“殡葬服务承办人”，将“屠夫”也以“肉类技术专家”聊以自慰。可是，这把初来乍到的人害苦了！ 在中国，我们所听到的英语很多都是美音，非常好听，也非常清晰。就算不是美音，也是英国英语，基本也能听懂。到了澳洲才发现，澳音是那么的“可怕”。 最初的日子里，在问路或与人聊天的时候，但凡能听得懂的，我总会大胆地猜测：“您是不是从欧洲来或者您是教师？”而每次也总让我猜对了。 那时，有我们上海师大外语系曾经教公共英语的老师梁汉珍来澳，住在我这里。我让她看晚上的电视新闻，回答也是听不太懂。 四、打点吃住 找好了住房，心也就踏实了，——可以写信给国内家人报平安。 我们合伙住的五个人相处得倒也其乐融融：有的对着电视学英语，有的给在超市里用3.25元买来的100张旧邮票揭下集邮，有的不忘在国内所学的专业，继续演绎着一道道数学难题。 不久，房间又搬进了三位新客，情况就有点不可控了。
在堪培拉住地 那么多的室友，我是怎样解决吃的呢？ 煤气是四个灶口、整间房只有一个冰箱，一切都得轮番有序。所以，我根据每个人打工下班的时段，对他们用灶做了时间划分。 澳洲水果含苞欲放，好过中国；肉类粗质欠鲜，不敌大陆；海鲜种类，当地居多；蔬菜供应，不分仲伯。 在华人超市，面对九毛钱澳币（下同）一小把韭菜、1.10元一只皮蛋、两元钱一个春卷、六元钱一瓶烧菜的花雕酒，哪一样不折成人民币一周、半月工资的？ 而我们，只能消费五毛钱一个猪头、一元钱三个猪爪，料酒是不得不买。有的还到超市买来一沓饺子皮，一颗大白菜，一包就能吃上一个礼拜！ 每人做菜的调味品——油、酱油，或者料酒都各置电气炉下面的橱柜一摊，放在越里边越好——深藏不露。晚上回家，时不时听室友惊叫：“我的料酒被人倒了一截！”所以，我还要追查是哪个人偷倒了他的花雕酒。 生存压力纵容着某些人贪小便宜，出现如此这般锅碗瓢盆变奏曲，也就可以理解的了，这种人到哪里都有！ 打国际长途到中国，一分钟2.80元，澳币与人民币的比价1:6.4。说上五分钟话，89.60元人民币，不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么！因此，长途电话消费不起。我们在寝室里设了一个账本，谁打长途，应该记账。 有一次，月底账单下来了，我突然发现有一单长途，没有记账，便当场开会，要求涉事者补记。没有人反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认账。 这时，我果断拿起听筒，准备根据电话号码，回拨中国。此时，后来合伙入住的王京明终于招架不住，承认“是我打的”——这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 也有先到澳洲的朋友——楼上的安徽人孙任泉（就读国立大学）给我们支招：大街上打长途可以不投币，但最多只能吐五个字。有这等好事吗？我们到外面公用电话亭去试了一下，果真灵验！ 于是，大家纷纷写信把这个“地理大发现”告诉家人，等在公共电话亭旁，或者让家人装一个电话（好像是4000元人民币吧）： “以后我打电话到家里，你们不必作声。静听我每拨通一次电话，说五个字”，如：“我安全到达”，“找到两份工”，“我一切都好”等等。至于不得已说了六个字，最后一字被吃掉，那也无伤大雅，如“十分想念家（人）”，“不必为我担（心）”。 在那种转拨式电话上，每五个字后，又得重新操作：0011-8621-12345678。0011是国际长途拨号，86是中国，021是上海（0应省略，不然打不通）。 五、节省用度 隔三差五，我们还会零星地迎来一两个租客——时不时从国内来的新同学。在他们没有找到住宿之前，我要人道地提供中转呀！同时，还能为大伙儿赚点外快，搞创收不是吗？！ 我把国内来的租客安排在客厅，每人每天只收两元。最多的时候，客厅这方小小的空间，竟竖躺着六七个睡在地毯上的难友。 所以，有女室友说，晚上我们上厕所是一手扶着墙壁，一手摸着地平面一个一个“库榔头（脑袋，上海方言）”，一步一脚地踏过去的。 我们不能坐享资本主义，没有资格奢华，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我们动不动就要拿澳币与人民币比价说事，我们要对得起国内的妻儿老小，对得起国内借钱给我们的朋友。 然而，仅仅通过创收得来的这点点外快，有的室友也压抑不住“节流”的冲动。每天吃完晚饭，刘福盈便提示我：“分钱咯！分钱咯！”而刘是国内外贸公司的职员，为人和善，很有亲和力，他最早找到一份在老外俱乐部的工作——夜班服务生。 钱只出不进，可是大忌。学校还没开学，得分厘必争。生活费两千多澳币还没有发下来，就看每个人的造化，能不能熬得过青黄不接的时段。 那时候，我想尽办法，降低用度，“开源”不成，那就“节流”：给国内的信，信封内装了12支圆珠笔；3.25元买来的100张邮票，未盖戳的邮票居然超过成本价；电话黄页和白页搬回屋来当枕头。1992年，在来澳两年后，我才首次正正规规地买了第一个枕头。 有一次，我想买一个Folder(文件夹)，在A超市里看到四元钱一个。嫌贵，就想尝试有没有更便宜点的。于是，走啊走，花了半小时，走到B超市，一看是4.10元钱，遂马上转向，折回A超市，还是买那四元钱的。 一毛钱之差，想想有多寒酸，多狼狈！是我们闲着没事吗？根据相对论，没有工作，时间就无限膨胀；再说，这样做可以沿路碰碰运气——找找Job Vacancy(职缺)啊！ 我有一个在教会认识的朋友，陕西人，英俊的小伙，就是找不到工作！终于，朋友介绍一份洗碗工，他居然骑自行车去一个半小时，回一个半小时！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入列《吉尼斯世界纪录》——“打工艰辛度世界之最”。 那时，我更加理解了钱的“三句论”：钱决计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冲着钱而来的。 虽说钱买不到食欲，但能买到美食；钱买不到家庭，但能买到房屋，可眼下我们缺的不是大快朵颐，甚至不是家庭团聚，而是一张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清单！ 六、教会活动 堪培拉宗教氛围很浓。闲暇时间，我们最多的就是卷入教会活动。 由于在中国，我是教《世界历史》的，于是想要遍访澳洲各类教堂、寺庙、清真寺的念头开始萌芽。 澳洲宗教名目繁多，有些在中国几乎闻所未闻。除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外，还有什么摩门教、巴哈伊教、“道”等，不一而足。一个多月来我走了不少这样的场所。 然而，澳洲毕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教堂数以千计，信徒竟然占到总人口的88％。和我主动联系的教会人士就是隔一条马路39号的“教会之家”。这里有一个上海人，叫王敏，还有黛博拉、伊琳等三个澳洲姐妹，约30出头。 澳洲人自古至今，一直严守这样的习惯：周日做礼拜——祷告、唱诗、敬拜和布道。周六晚上也有活动，周三则有所谓的“查经班”，即逐段学《圣经》，逐条谈体会。 “有事找教会”，几乎成了留学生不二的选择。教会人士非常热心，他们会事先约定，用自己的车载你到教会或某个人的家里。 留学生在教会，除了获取某些找工信息外，通常还能喝到一些美味可口的鸡汤、受到诸如面包等的接济。 教会之家还有一个台湾姑娘叫崔芷芬，那年月正好谈论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发起的进攻。那姑娘说，“龚陆林，邓小平什么时候攻打台湾，给我打个招呼，我可以把父母接出台湾”，引得哄堂大笑。
崔芷芬 这个台湾姑娘比我早到澳洲，英语比我流利。那次，我找到一份在旅店给人整理内务的活，生怕机会得而复失，就叫她陪我一起去面试，算得上是我的一个知心妹妹。 后来，崔芷芬要回台湾了，还请我在唐人街中国酒家吃了一顿。怀着依依不舍的情愫，最后跟她道别。对台湾人的亲切印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七、宗教浸润 最初，同我一起赴澳的何国雄也跟我一起，参与堪培拉“查经”。有一次，教会活动结束以后，主事者让我俩留下，随便聊聊。当时，座位排的比较整齐，很有仪式感。 何国雄就猛地对我说，这帮人看来有背景，当心被他们策反了，做间谍；而我则比较大胆，对他说，先不忙下结论。即便是谍报机关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如何动作？ 事后，与他们的关系融洽了，证明下来，都是虚惊一场。何国雄比较清纯，他的养父据说是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原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澳洲经济滑坡，留学生普遍找不到工的情况下，通过诉说心中的痛苦，在一番“有主耶稣护佑着你”、“上帝是一切，会给你安排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帝可以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要相信神、尊从神、顺从神、感恩神”的劝诫下，居然还真的平静了许多，心灵确实得到了某种升华。 宗教的浸润力对于人们社会行为的无形规范，决不亚于法制的钳制力。究其实质，宗教和法律是治理社会相辅相成的两只手：宗教是一只“软的手”，它能使人自觉自愿地、舒舒服服地在精神上就范；法律是一只“硬的手”，它能使人非其所愿地约束自己的社会行为。宗教和法律成为保持社会平稳发展的两个互为依存的轮子。 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今澳洲的宗教场所已不单单是做礼拜和传经布道的地方。它似乎离开了统治阶层当初设立教堂的初衷，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际、松弛身心、陶冶情性、传承友谊，甚至娱乐休闲的大众文化场所。 然而，在无神论的压力下，敢于接受洗礼的却很少，包括我，久劝不从。 俗话说：心里有阳光，雨天就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有阴霾。人生乐不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心态平不平看修炼。 说实在的，我很留恋当年的教会生活，以致在20年后的2009年故地重游时，还徒步努力地寻找旧时的那个地——隔邻39号，那些人——黛博拉、伊琳、王敏。王敏我知道，她后来去了美国。 青山依在，绿水长流。只可惜，要么人去屋留，要么面目全非。以后到了墨尔本，盛况不再；悉尼，似乎宗教味更淡了些…… 八、干姐荐工 堪培拉是一个旅游城市，蓝天白云，大地辽阔，空气清新，相当干净。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光脚行走的姑娘们，但是找工却相当困难。找不到工且不久就要开学的日子里，我抓紧到国立大学图书馆见识见识。 在阅览处，我惊异地发现有几本中文杂志，如《广角镜》《九十年代》之类。我自然关注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报道，突然，我发现有如下一段文字：“五苦论”——“没有苦吃的苦比有苦吃的苦还要苦”。那是介绍刘观德的一本新书《我的财富在澳洲》。
我在堪培拉国立大学阅览 打工是去吃苦，这没有丁点悬念，“没有苦吃的苦”即找不到工作；而“有苦吃的苦”即是指已经有了工作。体力上吃的苦不算苦，没有工作产生的精神上的苦，才是真苦。 还有一段文字写道，在国外的生活，“有工累死你，没工闷死你”。为什么“有工累死你”呢？因为好工作要澳洲身份、要本地文凭、要打工经验，舍此轮不到你。所以，有工必定是苦活、累活、脏活。 至于“没工闷死你”，那是因为找工比打工还累：环顾四周，人人为钱而奔命，自己却空怀壮志，无所事事，心理压力不是一般般地重；然而找工，踏破铁鞋，堆着笑脸，好话说尽，把自己的身价一降再降，还是虎落平川，无人搭理，自尊心不是一般般地受挫。 经过一段“没有苦吃的苦”的日子，终于有一位在语言学校认的干姐给我介绍了首份工。 在澳洲，介绍一份正式工作是有偿的，一般是这个人工作头两个星期的工资；Casual(临时工)，一般是友情奉送，并不记酬。 那天，干姐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一个佳音，让我到印度人餐馆洗碗，时间一个礼拜。她告诉我做工的两条秘诀，说是“不外传”： 第一，洗碗不能按正常手洗的转速，而必须是加速度，并示范了一下动作。第二，要是需要把这一摞碗送到对面那个柜子，不能按正常的走速，而是要奔过去，至少给老板做个样子。 我记住了这两条，且终身不忘。 这个礼拜的打工，我严格遵照干姐的说法——“两个非正常速度”。形象的表述，是后来我一位北京朋友田飞的“四着论”，把打工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手里干着，心里急着，眼皮搭着，老板催着，Quickly！Quickly！(快！快！)叫个不停”。 社会，不是亲妈，它不会宠你，惯你，养你，事事依着你，处处惯着你。社会，就是后妈，它只会逼你，难你，累你，处处刁难你，时时伤害你。 我总结了一下，在国外（注意：这里仅指国外），体力打工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如种族歧视问题、男人自尊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不像旅游者看到的全都是鸟语花香、星光灿烂、积善行德、温文尔雅。 不过那时候，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挺兴奋、挺有成就感的，就是我把国内带来的价值40元人民币的怀表，成功地卖给了同样在餐馆打工的印度人，40澳币。 当时，人民币与澳币的比价是6.4:1，我赚了216元人民币，等于在中国两个多月的工资——精神胜利法+实际净收额。 尽管一国的币种只有在各该国才能体现出它的实际意义，算不得精神胜利；但同时也可知：彼时的我辈是多么需要这笔小钱。因为我大体匡算过，除去油盐酱醋，一周生活的最低消费是20澳币。 九、零敲碎打 机会还总是有的，而且应验着一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那时候，不知怎的，我和安徽的音乐老师肖晓光就认识了一位小农场主，他住在堪培拉和悉尼的交界处。 每当周末来临，农场主就会用车来回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干活。他每次需要的人不多，两个就可以。所以我们在居室里不事声张，像地下游击队一样，早出晚归。
农场及农场主的儿子 农场主家有仙妻，生有一个漂亮的儿子，是Very Nice(充足美感)的那种。我们给葡萄剪枝，就是人要蹲下，跪在田陇边上，左手拽枝，右手减去杂余部分，为的是集中养分；但干活中用不了听quickly(快)，quickly那种嚎叫。 中间有一段时间休息，享受女主人给我们备好的冰镇饮料。结束时，当主人拿出支票簿给我们开工资那一刻，别提有多高兴了！一天下来，能挣他个60—80元钱。这样，对付生活是绰绰有余了！ 还有一次，更是有趣：同寝室两南京人在外面结识了一个澳洲朋友。那天，澳洲人打电话来说，自家的房门需要沙皮刮平填洞，有一个时段的工。我和另一个室友听错了名字，就去干活了。 干着干着，澳洲人觉得不像是他所结识的那两个中国人，遂又打电话到房间，约来了南京人。怎么办？ 这事三方都没错，且其间还充满了人情温暖：（1）机会给无意的我们蹭去了；（2）南京人也理解这种情状；（3）澳洲人实事求是，还是挺讲人情的。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一起干，工钱平分，妥善地解决了潜藏着的室友感情危机。 那时，在交友方面，我们形成了一个“三人帮”：来自上海师大物理系的张国铭小我两岁，待人很谦逊，出国前所有文书需要打字、复印的均在他的资料室完成。还有一位是来自上海交大的徐懿。我们玩在一起，一起去教堂，一起去找工，一起探索未来。
徐懿 不久，我在一个地产公司老板的手上接到一份类似于中国劳动服务公司的活，每天轮番到各家各户整理内务、擦洗炉灶、花园剪枝、除草植树。老板很年轻，小我五岁。他每天清早来接我们，干完活一般是早晨9点半左右。 有一次，我们到一户本地人家拆房子。这个活，从来没有干过。庞然大物，要从顶端拆起。怎么办？按照本意，我们绝对不敢造次！无奈，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于是便壮着胆，爬上房顶，抡起大锤猛砸墙壁。建筑层层倒塌，任务接近完满。事后想想这些动作很危险，完全是凭年轻气盛所为，要是摔下来怎么办？ 而且我站的地方又没有敦实的踏脚处，完全是倚立在残垣断壁之上。这一切，同农场时渴极了喝沟水是一样的——生死已经置之度外。这是我“土插队”15年后又一次“洋插队”的经历。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户人家拆游泳池。游泳池底下的水泥石板很重，我们留学生要六个人才能抬得动；而年轻的老板过来，一个人就把石板抱起来，大步流星地挪走了。 中国人和澳洲人在体力方面大相径庭，他们吃的是奶酪，我们吃的是泡饭，这就是差异。所以我们一到澳洲也是的，每天面包加果酱，再来几片Cheese(奶酪)，和着牛奶猛喝。 可是，泡饭里泡大的我们这一辈，基因已经成型，终于也就是6:1的能量！ 后来老板看上了徐懿。怎么办？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将计就计，学王昭君出塞，让徐顺势做老板的女朋友，与其周旋。 好在这位交大美女识大体、顾大局、明事理，一直坚持到我们从堪培拉撤退——转道墨尔本。因为这中间不能断工，断了工生活上就要断供。 那徐懿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她有没有傍老外的意图呢？不得而知。只是她后来没有真的陷进去，原因据说是老板太抠门了！他可以每天无休止地说“I love you!(我爱你)”，可以在就席的一瞬给你的座掸灰尘，可以坐车前抬动你的脚，可是要动用他的万贯家资——没门！ 后来，我在悉尼《华声报》工作之际，还迎面碰上过这位26岁的地产老板。他略微一怔，做出某种似曾相识的表情，我当然懒得理他！ 徐懿对我很信任，为能遇上一位像我这样的大哥风雨同舟而感到庆幸。以后，我与她一起到了墨尔本，就没有那么多故事了。不久，她与一位来自上海的老留学生结了婚，以求身份。 在堪培拉打工，就是如此，四个字——支离破碎。比如，给澳洲老太洗车，一小时十块；拔树根，十块；房间打扫，十块；屋顶冲刷，还是十块。 可是，对国内宣称，我已经找到了三份工、四份工，——报喜不报忧！不让家人知道我所受的苦。 其实，明白人想想，一天24小时，哪有可能切割成三四段工时？无缝链接也接不出这等好事，况且堪培拉交通不便，分明是“拿稻草当香烧——糊弄鬼”呢！ 还债、还钱，这是我们奋斗的主旋律。张国铭来澳一年后，在基本匡算已经还清债务并略有盈余之后，毅然回国了。这样，按规定，他在学校的职位尚可保留。不久，他又跳槽至上海龙华寺做了寺务处副主任。我1999年回国时还去看了他一下。 十、三大法宝 1989年底，当我初出国门，踏上澳洲这片热土，正值这个南半球国家遭遇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 之前在国内，对这种情况我也时有所闻。怎么办？打定的主意不可能朝令夕改，况且我已经给学校写下了“留职停薪”一年的报告。为此，我全方位地武装着自己。 那时，一般工人出国的也有不少，我自信海外求生能力肯定胜过他们。我盘算着有三大法宝足以令我在一个新的国度立于不败之地： 1、我是大学教师，在澳洲谋一个小学岗位总可以吧！ 2、我喜欢烹调，也考了三级厨师，在澳洲给餐馆洗碗总可以吧！ 3、大千世界、万家灯火，我去当一个男保姆总可以吧！ 想不到，被人称为相当自谦的三大法宝，居然在当时都被一个个无情的事实宣判为“Impossible”(不可能)。 一个礼拜的印度餐馆工很快过去了，我得趁着尚未开学，抓紧再找呀！突然，我发现在这个人口不多的首都直辖区竟有一所教中文课程的小学，大喜过望的我，惊呼天无绝人之路！ 于是，我寻着地图，找到学校，求见校长，说明来意——谋职；可回答我的是：你没有本地Qualification(学历资格认可)，而在这所小学执教中文的居然是蕞尔小国——日本人。 我回答我在中国当过中文播音员，难道不如一个日本人吗？校长用澳洲人习惯的方式耸耸肩，面对我那张中文播音员证书，表示无可奈何。
播音员证书 我去餐馆应聘洗碗工，对方问我是不是广东人。不是，请另谋高就。事后才知道，澳洲人居然个个以为粤语是中国的国语，而聘一个广东人工余时间可以应对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侨华人。我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个事实。 漫漫人生路，谁都会遭遇失意。在凄风苦雨、惨雾愁云的考验面前，一个强者，不应向命运低头。风再冷，不会永远不息；雾再浓，不会经久不散。风息雾散，仍是阳光灿烂。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礁石，就无法激起美丽的浪花。 下一步怎么办？——下决心找保姆干。然而，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在偌大一个国家的首都，当地家庭居然很难找到用保姆的人家。 以后，关于澳洲家庭不请保姆的事实，也越来越多地被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所证实，成为见怪不怪的一种现象。 这样，在堪培拉，在开学前，曾经作为“法宝”的三个选项都失算了。 经过上述这番小学谋职之痛，一个急迫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即学历的资格认证。我打听到，澳洲学历资格认证的机构叫NOOSR（National Office Overseas Skills Recognition，国家海外技能认证办公室）。 那天，我穿着整洁、鼻梁上架起了一副金丝边眼镜，来到这个办公室，拿出了我在中国国家级和地方级杂志上发表的全部论文的复印件，一共十来篇，并付了50澳元的认证费。 我等待着结果，但愿时来运转；可是事后知道，这一切努力全是白费，因为在澳大利亚认可的100所中国高校名单中，并没有上海师范大学。 接收我的资料，只是例行公事，总不能把我拒之门外吧！然而，她哪里知道，照收我50澳元报名费无疑给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她既不能向我说明原委，也不能违规做不一样的两种操作。 “算了吧！就算我在最危难的时刻，向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和荣耀的澳大利亚政府捐了款”，我自嘲道。  前路茫茫，只能随波逐流了。我寻思，原因在哪儿呢？有没有克服之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一切的一切，问题都摆在我的面前。此时，我耳边响起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唱词：“命运把我抛向远方，啊啊啊，阿巴达乌”…… 很多事情总是因无聊而开始，后又因无聊而结束，但难以否定的是，它们对我来说却不那么无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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